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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边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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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中包括前任财政部长劳瑞·萨默斯，在我讲话之前，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关注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在根据公开数据作了一些研究之后，他开始相信这两家公司可能需要巨额的资本。“它们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他说。
尽管我对“两房”的担忧与劳瑞不谋而合，但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那些债券保险公司。它们已经成了信贷危机旋涡中的最新一个受到伤害的金融领域，而它们的麻烦会危及各种各样的债务类产品。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8）
惠誉公司已经在1月份将第二大债券保险商安巴克金融集团（AmbacFinancialGroup）的评级下调到了AA级。这一举动令市场开始担心其他评级机构也会效而仿之，导致其他债券保险公司丧失它们的高评级。这意味着它们所承保的票据也面临着被降级的命运，包括地方政府所发行的低风险财政债券。一旦发债成本提高，美国的城市就可能被迫削减服务，推迟必要的民生工程。
债券保险公司的麻烦还扩散到了另一个市场中——那就是拍卖利率债券（auctionratenotes），这是一种长期性、可变利率的证券，利率通过定期性的拍卖来决定。这个市场规模可观，略高于3000亿美元，主要由市政和其他公共部门用于发行债务，或是由封闭式共同基金用于发行优先股。
绝大多数拍卖利率债券都会采用债券保险或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措施。但随着债券保险公司碰到麻烦，投资者纷纷逃离了拍卖利率市场，导致这个市场在2月份彻底冻结，因为有数百笔拍卖因缺乏买家而流拍。通常来说，出售这类证券的经纪公司会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入市买入，但现在它们自己也麻烦缠身，没有心思再去做市。
尽管债券保险公司并没有联邦级的监管单位，但大多数大型的债券保险公司都在纽约州保险业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Dinallo）的管辖之下。他已经开始设计救援计划，我要求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也参与了进来，2月14日，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前就债券保险公司的问题作了证。
我在斯皮策州长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在2月19日和20日给我打了电话，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3月8日，我在于华盛顿特区万丽酒店（RenaissanceWashingtonDCHotel）举行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Club）年度晚宴上见到了他。
这一首都政界精英的盛会吸引了大约600人，包括国务卿康蒂·赖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布什总统穿上了他的白色蝴蝶结燕尾服，戴了一顶牛仔帽，还献唱了一曲以纪念他总统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烧烤俱乐部晚宴。
埃利奥特走过来与温迪和我交谈，我们也很高兴有机会与他聊天。温迪是在她的环保活动中认识他的。他很友好，悠闲自得，当他与我谈起债券保险公司的事并为了鲍勃·斯蒂尔的帮助而向我致谢时，他的样子看起来棒极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斯皮策当时一定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将在几天之后出现在淫媒集团的客户名单上，他的事业也将走到尽头。但在那个晚上，他潇洒得似乎无所牵挂。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1）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对于3月13日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次演讲，我其实并不期待。
我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与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Forum）紧密合作，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计划在4月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公布它的对策。
但演讲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妄谈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似乎为时尚早。尽管我很想取消那次演讲，但我担心一旦演讲取消，市场将会嗅到血腥味道。
那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匆匆完成了我的简评，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星期。市场状况急转直下，不断下跌的房价继续拖累着房贷类证券的价值，引发了更多的损失和大范围的保证金短缺。金融股一蹶不振，CDS息差（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创下了新高。银行不愿彼此拆借。在上一个周末，巴塞尔刚刚举行了一次银行业大会，蒂姆·盖特纳告诉我，欧洲的官员们都担心危机正在加剧。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印证了我从许多欧洲银行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贝尔斯登。从3月3日那个星期一到3月10日的下一个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从7732美元下跌至623美元，而它的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则从316000美元飙升到619000美元，几乎翻倍。其他投资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同一时期内，同样重仓持有住宅抵押贷款和不动产的倒数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目睹它的债券的CDS价格从228000美元上升到了398000美元。就在一年以前，这两家投行的CDS价格还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大约35000美元。
在我发表讲话之前的那个星期二，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3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之多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继而可以以这些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到了28天，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
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这将使银行和投行得以依靠原本没人愿意购买的证券借到钱。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
星期四，爆出嫖娼丑闻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新闻轰炸之后，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这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暂时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我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对斯皮策的下场拍手相庆，但我只有一种震惊和悲哀的感觉。不久之前烧烤晚宴上的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斯皮策似乎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我公务缠身，无暇细想斯皮策的不幸。我不仅要准备我自己的讲话，还要帮布什总统准备他的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安排在星期五，地点是纽约的经济俱乐部（EconomicClub）。总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政府的坚定决心，提振国人的信心。对于讲话的内容，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点——我建议他不要说出我们“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
总统说，“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也认为不会，而且救援行动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我补充说：“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整个系统太过脆弱，假如某个金融机构面临绝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被迫做些什么。”
***
星期四那天，当我于上午10点钟站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讲台上时，我心中非常明白，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在过度的杠杆和房市风暴的侵蚀之下已经无力再经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满满一屋子不知疲倦的记者，我解释了危机的起因。我们都知道直接的导火索是低质量的次级贷款，但我指出，对于蔓延整个企业界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标准退化的现象来说，次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充裕的流动性致使投资者们开始盲目追求高收益，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视若无睹。
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并抑制过度的复杂性，我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我们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当局加强对房贷机构的监管，包括对房贷经纪商制定全国性的行业准入标准。我们还建议改革信用评级程序，特别是对结构性产品的信用评级。我们呼吁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者们就他们对背后的支持资产所作的尽职调查作出更为详细的披露。我们还建议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作出一系列的全面改善。
我结束演讲之后便匆匆赶回了财政部大楼。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鲍勃·斯蒂尔便冲了进来。鲍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典范，几乎永远都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但那一天，他的表情异常冷峻。
“我今天上午跟罗德金·科恩谈过，”他说。罗德金·科恩就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一个杰出的银行业律师。“贝尔斯登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正试着了解更多的情况。”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2）
没等鲍勃说完，我就知道贝尔斯登已经必死无疑。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一切将在几天内结束。”我说。
我强力克制着惊惧，打起精神。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
危机看似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但贝尔斯登的困境却并不是什么意外。它是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个，排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之后。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像其他几个竞争者那样公布巨额的亏损，但它所持有的大量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令它异常脆弱。早在上一个夏天，贝尔斯登便被迫关闭了两个大量投资于担保债务凭证的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危机最早的征兆之一。自那以来，贝尔斯登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贝尔斯登是一家争强好胜、特立独行的公司：1998年时，华尔街上唯有它拒绝帮助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都有办法摆脱麻烦。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鲍勃·斯蒂尔一直在敦促贝尔斯登以及其他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融资来改善流动性状况。包括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有些银行已经从外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外部投资者那里融到了数十亿美元。贝尔斯登也与几个投资者谈过，但最终仅仅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达成了双方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协议。这一交易并不能满足贝尔斯登之需，而且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没有完成。
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
那个星期四的上午，鲍勃·斯蒂尔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便急风骤雨般地打了很多个电话，第一个便打往了白宫。接下来我打给了正焦虑万分的蒂姆·盖特纳，他保证会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状况。他问我是否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谈过。
我联系到了身在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尽管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光彩，考克斯依然认为它是一家好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而且应该能在30天之内找到买家。他已经与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谈过，施瓦茨表示他还拥有许多无负担的抵押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提供抵押贷款的人。
布什总统很快就打来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贝尔斯登的现状，也分析了贝尔斯登的覆灭可能给市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总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能为这家倒霉的公司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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