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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风起红楼-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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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剧谈《红楼》为消夏
回国后，俞平伯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1921年，他重返北京，为留学考试作准备。正是这趟行程，使他从此成为红楼梦中人，《红楼梦》这部小说注定要伴随其坎坷复杂的一生。此时，俞平伯还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俞平伯在北京期间，正赶上胡适和顾颉刚的红学讨论。当时，两人通讯频繁，相互切磋，好不热闹。俞平伯受此感染和影响，也加入了进来，三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研红小组，大家频繁通讯，相互切磋交流，兴致很高。新红学正是在这种轻松、愉快的良好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新红学还有学术传统的话，这就是它的基本传统，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八十多年后，在纷繁喧闹、充满火药气的红学大跃进年代里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由人感慨万千。
在三人研红小组中，顾颉刚是个联络中心，胡适、俞平伯的信都是写给他的，两人之间的交流除少数直接的面谈外，也往往通过顾颉刚转达。可以说，俞平伯探讨《红楼梦》主要是和顾颉刚进行的。
俞平伯对胡适、顾颉刚两人之间的讨论十分了解，在与顾颉刚通信之前，两人已当面进行过多次探讨，只不过没有形成文字而已。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曾提到这件事：
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
两人的谈兴很浓，以至于到剧场看戏时还说个不停，结果坐在前面的人很不满意，屡屡回头来看他们。
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给顾颉刚写信探讨《红楼梦》，这封信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俞平伯正式研究《红楼梦》的开始。
他在这封信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他觉得“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
一是他认为“《红楼》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信中探讨的内容像后四十回问题，是胡适、顾颉刚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俞平伯在这方面有不少新的见解，《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有关后四十回的部分，较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一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虽然与考证关系并不太大，但很有启发意义，它显示了俞平伯的学术个性和兴趣所在，即更注意从作品中寻找内证，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更为关注。
对俞平伯的看法，顾颉刚深表赞同，他在1921年5月1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接到来信，细读一过，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兄这样一考，高鹗的补撰回目是确定了。
从此，两人主要通过书信方式探讨《红楼梦》，从1921年4月27日俞平伯写第一封信开始，到1921年10月11日，共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俞平伯共给顾颉刚写了18封信，顾颉刚给俞平伯写了9封信。两人所处的地方也在不断变化，俞平伯于7月离开北京，相继到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这也是两人主要采用通信方式的原因。
两人的观点有同有异，同的部分居多，异的部分经过相互商榷，大多逐渐接近，取得共识。可能是性格的因素，两人观点出现差异时，更多的是娓娓道来，和颜悦色，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颇有坐而论道的君子之风。
两人较为熟悉，彼此是交情很好的朋友，且兴致较高，讨论在十分轻松、友善的气氛中进行，充分领略到切磋学术、增长知识的乐趣。俞平伯多次谈到自己的这一感受，他在6月1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
兴趣来了，自然就想多做些工作。在通信过程中，俞平伯逐渐产生了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要重新校勘《红楼梦》。他在阅读作品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亚东版《红楼梦》不够满意，于是萌生了这一想法。在6月30日致顾颉刚的书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将来如有闲暇，重印，重标点，重校《红楼梦》之不可缓，特恐我无此才力与时间耳。兄如有意，大可负荷此任也。
对此，顾颉刚在7月20日的回信中表示：
把《红楼梦》重新校勘标点的事，非你莫属。因为你对《红楼梦》熟极了。别人熟了没有肯研究的，你又能处处去归纳研究。所以这件事正是你的大任，不用推辞的。
俞平伯显然是愿意做这一工作的，在通信过程中，他的想法逐渐成熟。在7月23日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重新标点之事更须在后，我们必须先把本书细细校勘一遍，使他可疑误后人的地方尽量减少，然后再可以加上标点便于诵读。
在8月7日的书信中，他又提及此事：
第一要紧是多集板本校勘。若不办到这一步，以后工夫都象筑室沙上，无有是处，我如今年不出国，拟徐徐着手为之，但大功之成不知何时耳。
这个计划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它代表了俞平伯准备努力的方向，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的高度重视。三十多年后，俞平伯终于完成了这一心愿，《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代表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另一个想法是准备创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刊物。他在8月8日给顾颉刚的信中，谈了自己的这一计划：
我有一种计划，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印刷不求精良，只小册子之类；成本既轻，又便广布。
可惜后来大家各忙各的事情，这一计划也未能实现，这正如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所说的：
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不难想象这些计划当时如果能够实现，对红学研究会有怎样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好事多磨，事情并不总是按照人的意愿发展。好在这些计划后来都得以实现。半个多世纪后，《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等红学专业刊物相继创办。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失而复得的手稿
1921年10月，俞平伯与顾颉刚的红学通信告一段落。
第二年2月，因胡适与蔡元培之间的红学论战，引发了俞平伯再次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他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希望两人合作，在以往通信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红学专著，向世人宣传正确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
到了4月中旬，俞平伯专门到杭州去找顾颉刚，商谈此事。顾颉刚表示自己太忙，希望俞平伯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
俞平伯同意了顾颉刚的想法，同意由自己来写。到当年夏天去美国的时候，书稿已全部完成。临走前，俞平伯将书稿交给顾颉刚，委托他找人抄写并进行校勘。
1923年4月，该书以《红楼梦辨》为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该书虽然署名为俞平伯一人，但它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样，实际上也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顾颉刚为该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为此，俞平伯在该书的引论中曾这样表示：
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这是不用说的了。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
只要看过两人的通信内容便可知道，这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辞。对此，顾颉刚在《红楼梦辨》一书的序言中表示不敢承当：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四月说起，一直到了今年三月，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烦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两人如此高谊，真是令人钦佩和感动。对俞平伯来说，他得到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个朋友的真正友谊。回顾新红学的创建过程，再看看日后因红学研究引发的众多是非恩怨，不能不让人生出世风日下的感叹来。
《红楼梦辨》在出版之前，还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许宝在《〈红楼梦辨〉稿之失而复得》一文中介绍，当年俞平伯在写成《红楼梦辨》全书后，曾带着书稿，雇了一辆黄包车到朋友那里。不料晚上回家时，神情十分沮丧，原来他下车时，把稿子忘在座位上了。等他想起此事去追赶时，哪里还有那辆车的影子。他的妻子听到这一消息，也感到十分懊丧。
谁想过了几天后，顾颉刚，也许是朱自清来信说，他在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竟然见到了这部书稿，感到很是惊奇，于是赶紧买了回来。就这样，书稿转了一圈后，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主人手里。
这件事不仅奇巧，而且能给人以启发。程伟元当初在《红楼梦》序中说他在鼓担上买到后四十回的残稿，有些研究者觉得过于巧合，不可信。《红楼梦辨》书稿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历则告诉人们，只要与《红楼梦》有关，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许宝在讲完这一传奇故事后，发了一句这样的感慨：
嗟夫！万物得失之间，往往出于偶然，而偶然之一得一失，又往往牵系着人之命运。
信哉斯言！
这一很富传奇色彩的往事，俞平伯本人晚年却已忘却。1984年10月25日，他在给邓云乡的书信中谈到此事：
骙若近写长文，开头一段，述我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事确有之，早已忘却。如稿找不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笑！
原稿如果找不回来，俞平伯是不会再有时间和精力去重写了，这是可以想象到的；不再重写，天地间也就没有一部《红楼梦辨》；没有《红楼梦辨》，1954年的大批判也就少了批判的靶子，一段红学史及学术史将因此而改变。
原稿巧得不能再巧地找到了，一切都发生了，这或许就叫命中注定。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红楼梦辨》辨了些什么
俞平伯《红楼梦辨》的问世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新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辨》一书的主要观点是在相互讨论中逐渐明朗的。由于基本观点的一致，该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内容、观点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
《红楼梦辨》全书共分三卷，其内容正如俞氏本人在该书引论中所概括的：
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一事，因为如不把百二十回与八十回分清楚，《红楼梦》便无从谈起。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并述我个人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附带讨论《红楼梦》底时与地这两个问题。下卷最主要的，是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其余便是些杂论，作为附录。
显然，该书接受了胡适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版本、续书及自传说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立论基础，且在书中时时点明。
不过，由于学术个性与个人兴趣的不同，该书与《红楼梦考证》一文在研究对象、论述方式及行文风格等方面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相比之下，该书更注重对本文的精细解读，注意寻找内证，这在对后四十回的论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主要依据版本、文献资料的记载等外部证据来证明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并对高鹗的生平经历进行考察。同时，他也承认：
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
随后，他引用了俞平伯所举的三个理由，稍作引申发挥。
可见胡适也意识到运用内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不过他没有朝这个方向用力，好在这一工作由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完成了。在该书的上卷，作者首先从文学创作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
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在此基础上结合外证，证明“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随后，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内容进行比照，找出高鹗续书的依据，再依据是否“有情理”和“能深切的感动我们”这两个标准对后四十回的优劣进行分析。最后以戚本为参照，对程高本的回目及内容进行评述。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与胡适纯粹历史性的研究不同，俞平伯的立足点在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他的考证不仅注重内证，也注意考证与艺术分析之间的有效联系。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红楼梦辨》的不少内容是胡适所忽视或不愿涉及的，比如后四十回内容文字的优劣、作者态度、作品风格等重要问题。
显而易见，《红楼梦辨》虽然在立论前提上与《红楼梦考证》有着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但其独特学术价值却是无法取代的。以前人们往往把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称作考证派，这显然是有偏颇的，它忽视了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成就和意义。缺少俞平伯的新红学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公平的，在当下学界反思红学、渴望突破的期盼中，对俞平伯的强调无疑可带来一定的启发。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红楼梦辨》是胡适之外另一种研究典范的样本，它将考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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