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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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枪，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操，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交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射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射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副主席，搞部长会议，再也不能让“白区的党”的干部篡夺党了。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2）

　　　　我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一个陕北，一个东北，再加个抗美援朝。这两个地方和抗美援朝，毛主席都是很重视的。毛主席想让我抓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他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可以当个部长会议主席。其实，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还不如林彪当。林彪现在在杭州。我得赶紧到南方去一趟。组织工作会，就由你了。　　　　
　　　　最后，高岗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主要就是这事，我也听到了风声。再就是你说给我推荐点干部，得快一点，我在中组部的人太少。”　　　　
　　　　“好，走以前，我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原来东北局组织部的那位还行吧？”　　　　
　　　　“没问题，他可以在会上发言，我已经同他谈过了。”高岗略加思索，又说：“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可以以他为核心。你就不一定还管那些具体事了。”　　　　
　　　　“那好。”饶漱石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眨巴几下，心领神会。　　　　
　　　　“有些我自己不好说的话，你是可以说的。——当然，场合要适当。”这句话，饶漱石也一听就懂。　　　　
　　　　其实，饶漱石在中组部整安子文，早在财经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的7月中旬，就已经动手了。　　　　
　　　　那是在槐里胡同1号中组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　　　　
　　　　这之前不久，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曾经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进行不下去，就回北京了。后来安子文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这，饶漱石在部务会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整整一个上午，饶漱石声色俱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　　　　
　　　　“有的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就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　　　　
　　　　“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　　　　
　　　　说到“就”字，饶漱石又站了起来，他过于气急败坏，找不到满意的词汇，也就“就”在这里，拉倒了。　　　　
　　　　7月中旬开始，整安子文的部务会，开了好几次。王甫、赵汉的事饶漱石也提过好几次，一会儿说这件事表明安子文是“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一会儿说王、赵离开山东是安子文指使和纵容他们“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饶漱石还指责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表态，有抵触情绪，是“界限不清，嗅觉不灵”。　　　　
　　　　对于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政治局人员名单和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那件事，饶漱石一方面加以利用，在许多人中间私下传播，进行挑拨离间；另方面又利用来整安子文。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受到当面警告的处分，饶漱石仍然揪住不放。　　　　
　　　　刚来不久的部长，在部务会上没完没了地整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中组部的正常秩序被搅乱了。　　　　
　　　　饶漱石如此大整安子文，搅乱中组部，自有他的想法。刘少奇看来是肯定不行了，而高岗却锋头正健。许多人都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这可不好。高岗明确说过，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正好安子文在饶漱石手下当副部长，能狠狠整一下安子文，就表明饶漱石究竟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也会更加博得高岗的信任。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按中央的意图，开这次会，主要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3）

　　　　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炮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炸弹。这些很有煽动性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答案，大概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吧？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组织工作会议的进程和动向，并且从指导思想上、从全局上加以点拨，为的是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致像不久前的财经工作会议那样走偏方向。　　　　
　　　　毛泽东10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信中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最后部分：《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基本教训，归纳为六条：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其中讲到，“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第二，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其中讲到，“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三，假如不把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4）

　　　　第四，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第五，如果党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和公开改正错误，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第六，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它就不能成为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其中讲到：布尔什维克党，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相像，“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　　　　
　　　　毛泽东要求到会的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