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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故事(中国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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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北京人”原始遗址的发现和连续发掘，在人类史和生物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化石实物表明，人类的历史要比原先设想的要早，而且也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由古猿进化到人的物种起源学说。“北京人”的发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人类考古学史上的最显著的成就。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走近周口店
因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周口店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早期人类的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里曾分别居住着距今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距今10万年左右的“新洞人”和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宝库。在这里，从猿到人的进化观点得到了证实。
经过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从北京猿人的体质和外形来看，“北京人”已具备了人的特点，但是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保留了一些猿的特征。人们常用“既像人又像猿”来概括“北京人”的形象。“北京人”前额低平，眼眶上两个相连接的大眉骨像房檐一样遮护着两眼，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要厚一倍。头盖骨呈馒头状，下部膨大，上部收缩，脑容量约为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80％。嘴巴向前伸出老远，高颧骨、宽鼻梁、牙齿粗壮有力。从复原的形象来看，“北京人”的头部与猿惊人地相似。但与猿相比，“北京人”的“上下肢”就进步得多了，其大腿骨在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等许多方面都和现代人相似，只是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左右径大于前后径；上肢骨除了骨壁略厚、髓腔稍小以外，其他特征与现代人类似。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火，由此摆脱了生吃食物的野蛮时代，开始吃烤熟的食物，体质也开始强健起来，寿命也延长了。
山顶洞人较“北京人”又有了更大的进步，在山顶洞穴中发现了许多用兽骨磨制而成的精致骨角器，如磨光的鹿骨，穿孔的骨坠、鱼骨、牙饰、蚌饰等，这生动地反映了山顶洞人原始艺术的萌芽。尤其是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告别了赤身裸体的时代，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严寒。通过研究发现，山顶洞人以狩猎为生，但有时也从事捕捞活动，其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了陆、海、空三方面的生物。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共同的劳动与生活中，山顶洞人已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并且随着这种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另外，从山顶洞人尸骨的粉红色粉末和穿孔石珠的殉葬物来看，山顶洞人很可能已出现了原始的宗教，而且他们已经有了美的观念，并开始了对美的原始的追求。
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中国猿人遗址中发现最多的是石制品，它们数以万计，原料都是就地取材。由于受到原料产地与岩石种类的限制，“北京人”大量使用质坚而脆的脉石英和质软易碎的砂岩，他们还用不同的方法制成各种各样的工具。通过研究挖掘出土的石器工具，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周口店已经发现了许多种石制工具，主要有石斧、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
在周口店有一座遗址博物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它于1972年建成开放。它建在周口店龙骨山上的50万年前北京人遗址处，该馆陈列着部分复原的“北京人”洞穴，“北京人”还原塑像，周口店遗址发掘历史和研究历史，“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介绍图表，“北京人”生产劳动、生活景观和“北京人”时期的自然环境复原图以及山顶洞的概况等。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周口店 人类史的“博物馆”
对今天的人来说，“人是从猿变来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可是在“北京人”发现以前这却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论，虽然已经有好多人不再接受上帝造人的学说，可是人们对于人类的起源还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人们指责为奇谈怪论，而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类生活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一切就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
周口店地区距今达60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的“新洞人”遗址、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以及其他脊椎动物化石遗址共有20多处。截止到目前，出土的全部“北京人”化石有6件完整的头盖骨、12件残破面骨、15件下颌骨、157颗牙齿和十几件残肢骨及体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生物史和人类史“博物馆”。
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遗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的发现被世界学术界和考古界公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丰富完整的内容在当今古人类研究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推断，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1）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3个大土堆。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年2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300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为了谋利，他们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
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看到这些玉器，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铬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之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
第二次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带领他的学生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个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1980年，在全面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陶器、玉器、石器，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1986年7月23日凌晨2时30分，他们又有了一个重大收获。考古学家以竹签为工具，在谨慎的挑土过程中，发现了一小点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色物体，他们耐住性子，继续挑土，不一会儿，黄色物体显露的面积越来越大，还显出花纹来。先是一尾雕刻逼真的鱼映入眼帘，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这弯弯曲曲的黄色物体不断地延伸，竟长达一米多，令人惊奇的是，上面除了刻有鱼、鸟纹外，竟然还刻有一个王者之像。考古人员将这一发掘物称为“金腰带”。意识到此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向政府请求派军警保护现场，局面得以控制后，考古人员才公开了发现古蜀王“金腰带”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继“金腰带”之后，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也被陆续发现，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2）
在考古人员不知疲倦的奋战下，一具具神奇的青铜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闪闪发光的金鱼、金叶，离开了它们沉睡的泥土，发出了熠熠光辉。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它是三星堆遗址的代表。其中一号器物坑位于三星堆土堆南侧100米左右，该坑是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从坑内大概有400多件文物被出土；二号器物坑位于祭祀坑东南，相距大概20米，是一个坑壁稍微有些倾斜的长方竖穴，从这个坑里出土了439件青铜器，131件玉石器，此外还有骨、象牙等器物。这些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十分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件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发掘，填补了美术史上商代大型雕塑的空白，它总体身高将近3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几尊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像面部的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头上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发冠。它手臂的动作好像是在进献贡品，人像身着饰有巨龙、云雷、人面花纹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华丽。无论是从它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衣着来看，都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有的专家推断这个青铜大立像可能是一个象征着王者的“司巫”。在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1件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面部比例、神色与真人非常接近，大概也是反映了巫师的形象。
在这两座器物坑中，人们还发现了一种被专家称为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那就是用青铜器制作的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3层树枝组成，体态挺拔，装饰十分精美。树下底盘为圆环形，上有一个描绘着云气状花纹的山形树座。高大的树干一共有3层，一层向外伸出3根枝条，每一根枝条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枝端挂着一颗桃形的果实，十分精巧。除此之外，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树座下面背朝着树干跪着3个人像，他们的表情十分威严庄重，愈发使神树显得神圣无比。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座器物坑中除了青铜人像和铜树外，还有玉石器和青铜礼器也是颇为重要的。出土的玉器，其中一部分像斤、斧、凿、刀、锄、舌形器、椭圆形穿孔附饰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很明显是当地人制造的、蜀人本来就有的玉器；而另一部分像玉璋、玉琮、玉戈、玉瑗等，它们的制造则体现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英国《独立报》曾以《中国青铜像无与伦比》为题发表文章，称三星堆青铜像是“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制品”，而这次大量的青铜文物的出土，也将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无穷魅力。从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来看，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达到了成都平原。虽然过去专家们在研究殷墟卜辞时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怀疑商王朝根本无力攻入像四川这样的遥远之地，所以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于商文化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地区传入四川的，专家们提出种种推测，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经过考察三星堆出土的若干青铜器，认为商文化可能是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经由淮河流域，穿过洞庭湖，沿着长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地区的。
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惟有在这些遗迹和遗物中，我们才能探寻到过去的讯息。当然，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早期蜀王国灿烂文明的物质表现，至于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青铜艺术则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去欣赏。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假龙骨 小屯村人的意外发现
在19世纪末的一天，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一位农民耕作之时，偶然从地下挖掘出数片龟甲和兽骨。他拿起来看时，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地带的农民农耕之时，常常能发掘出铜器、古钱、古镜等物，并转卖获利。此人发现甲骨后，以为自己这次又能得些意外之财，便继续挖掘，结果发现很多甲骨，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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