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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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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6美分，每年花费84美分就可以防止儿童失明。为什么政府宁愿花巨资购置军备，而不愿意把钱花在儿童身上？儿童应该是最伟大的财产，是和平的希望。 我必须承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有时让我觉得很受打击。当我停下来想到，有许多事情—例如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无法做到时，或者当我与一些偏执的愤世者—他们认为贫困和痛苦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导致的—交谈时，我常常感到悲哀和失落。要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不是依靠让儿童们死去，而应该依靠计划生育和生育间隔。通过给予世界上的穷人更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教育、房屋、营养和人权等，可以使人口增长速度降低。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我们可以给予这些国家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已经证明，通过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可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世界银行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人口增长趋势从此以后将从增长变为减少。一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降低之前能够实现出生率的降低。换句话说，家长应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保证这两个孩子都能生存下来，而不是生育六个子女，只希望其中两个能够存活。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致力于对母亲们进行有关如何照料子女的教育。因为，母亲是儿童们最好的“保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一切与妇女的健康、营养、卫生、教育、扫盲等有关的教育计划。 因此，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查理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 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止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儿童，使他们远离饥饿、干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人性最黑暗一面体现在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坏了我们的森林，消灭了上千的美丽的动物。难道儿童会是下一个吗？ 这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因为仅仅给儿童注射疫苗，或者给他们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保护他们了。人类正在破坏我们拥有的最亲密的一切和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存的土壤和我们最宝贵的儿童。只有消灭人类这种破坏的欲望，才能保护儿童。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严重的贫困，萨尔瓦多的内战，还是苏丹的种族屠杀，我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地方都没有自然灾害，有的只是人类制造的悲剧。而人类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苏丹生命线”计划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也面临着困难：苏丹是个辽阔的国家，缺乏基础设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网络、通讯系统。但是，即使这个行动只能达到它一半的目标，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因为它不只拯救了几千条生命，而且给了苏丹希望。联合国将证明，只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类生存；只有发展才能让人们生存得有尊严、有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的职责时，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未来。 你们“百分之一”基金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例子。但是联合起来就是关于爱和人道主义的榜样。只要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谢谢！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第17节 回家（1）
1988年，母亲和她的奶奶。
1992年12月19日，母亲最后一次手术后，我们准备回到瑞士。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也许做不到这一点。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机舱内的气压变化会使得她的肠内某个多重闭合破裂，从而导致腹膜炎。医生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在一个小时以内便会死于血毒症，然而，我们在拜访了她的亲密好友比利•；威尔德和吉米•；司徒华特之后，我们还是去了机场。 当我们就要上车时，应该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的时候了。她们俩也都知道是时候了，但是她们也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告别。她们吻别，就像不久就又能见面一样。她们在草坪前站了一小会儿。尽管只有一小会儿，我还是十分欣赏她们两个那种从容的优雅表现。 飞机爬升很慢，降落时也是十分平缓，以保证机舱内的气压尽可能地逐渐改变。我们必须在格陵兰岛加油，这使得危险无形中增加了两倍。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日内瓦的跑道时，母亲轻声说：“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架私人飞机也许是我们体验过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圣诞节。我们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位家庭医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找了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护士，她在色达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母亲。我们请她回来并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期。这对于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记得，贝蒂的丈夫曾经来医院看望我们。从他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来这里和我们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礼物：贝蒂一家把他们圣诞节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我们。 每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亲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园里散步。“和平之邸”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龙凤配》之后，我父母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是一个山顶小村，面对着瑞士的卢塞恩镇。我就出生在卢塞恩镇。但是那里寒冷的冬季使得他们很快就打算在日内瓦湖畔另寻一个温度适宜的居所。母亲说，他们当时带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满茶，乘坐火车从卢塞恩到洛桑去寻找房子，像郊游一样。她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所房子也许要被出售。所以她让车停在房子的不远处，站在车篷下观看。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栋18世纪的农舍，周围有两英亩半的果树。她看到的是满眼的樱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红花绿树之后。 她记得，看到这座房子，使她有一种蝴蝶在身体内飞舞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乡。我非常感谢那些在她身体内飞舞的蝴蝶，它们使她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们家人通常在圣诞节团聚。今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母亲不喜欢别人为她花费，她也不喜欢送别人华而不实的礼物。她通常会挑一些像铅笔、橡皮、信笺这样的小东西。有一次我送给她一个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有特殊香味的洗发水，她非常喜欢。因为母亲不能进食，她只能呆在楼上休息。我们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可是弟弟卢卡坚持要维持节日的传统。而母亲也坚持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感觉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累赘和负担。 在我们开始上学时，母亲就停止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她拍片期间，只有进行很远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分离时间太长了。因此她决定暂时停止工作来陪伴我们。她说，如果她当时选择继续工作，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她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今后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她常常说很高兴没有过度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后，公众仍然对她感兴趣。 因此，媒体对她正在干什么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和学到的都很感兴趣。最令我们着迷的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应该被关注的人，尽管她已经并且正在受到关注。我妻子曾经陪伴她去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宴会。我妻子形象地说，母亲面对几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讲时看上去就像一片单薄的叶子。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她还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样有点颤抖。她总是很小心，总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这种渴望得到保护的感觉能够使得每个人爱上她。这难道就是美丽的真谛？就像一只小鹿在小溪边喝水，突然小鹿抬起头来，睁着无助惊恐的大眼睛四处张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么苗条纤细，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优雅。她只是一只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样。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了圣诞晚餐，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来了，母亲没有下楼。晚餐后，母亲走下了楼。我们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换礼物。她没办法出去买礼物，于是就挑了一些旧礼物送我们：一条围巾、一件毛线衫、一支蜡烛。这个场景很令人感动，也是最珍贵的。然后，她读了一篇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演讲时用过的短文。这是幽默作家兼广播电视名人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写给她的。大意是，由于他的年龄，无法看到孙女长成一位年轻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传递一些智慧给孙女。母亲把这篇短文编辑成了一首诗，并且加了个标题为“永葆美丽的秘诀”。 尽管我们身在瑞士，但是母亲患病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 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 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 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 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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