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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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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结古（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的美称，它坐落于海拔近4000米的河谷中，四周尽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这里“落入凡间”、改名为金沙江，并折而向南奔入西藏、云南和四川，最终成为长江。
“结古”的藏语意思是“堆放货物”，这里不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间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镇子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但经常有汉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时常会有各地的马帮从这里经过，所以本地人对外界并不陌生。
（这就是结古镇）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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