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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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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自19世纪末起的东西方冲突，实际上是双方男性精英阶层间的碰撞（因为彼时双方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都还不高），即东方君子绅士与西方君子绅士直接或间接的大较量。
较量的结果有目共睹：李鸿章比不了纳尔逊，光绪皇帝与华盛顿差得太远，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境界，蒋介石也抵不住罗斯福和丘吉尔，至于牛顿、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等执牛耳的领域，东方几乎就是空白。
毫不奇怪，这场大较量的结果，导致了东方持续至今的战略劣势和被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精英质量不如人，我们君子绅士的能动面窄。所以，提到文明崛起和赶超，还是要从人的质量提高和领域拓宽做起，人是决定性因素。
要培养出大批既具备优秀教育背景，又全面发展，敢想能干的“君子”，中国的教育界，家庭教育，社会文化价值观，及职业导向等等，都需进行重大的调整革新，不再让“君子”是“书生”的同义词，不再让“君子”开口不动手，不再让“君子”只满足做“精神贵族”。
中国的新君子，应当成为民族的真正脊梁！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4章 独立的开放自主
在当今世界；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大国与小国所需要的经济环境前提确实有所不同。小国可能只需做到“开放”，即通过推动贸易转口、来料加工、建设投资等活动即可推动自己的发展；而大国则必须在实行“开放”的同时，还要具备“独立自主”，即拥有健全发达的基础和尖端产业体系，掌握核心与领先技术标准，创造独特有效的生产程序和企业文化。
为什么大国需要“开放的独立自主”？因为历史与地缘政治经济的约定俗成，决定了大国必须像大厦的主栋梁，既要有“承前启后”的开放功能，又必须有“承上启下”的独立支撑作用，才能立体地有效地推动与维护区域以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在这方面，美国比较好地做到了“开放的独立自主”，于是美国乃是当今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这也证明“开放”与“独立自主”本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基本原则。
反观东方大国中国，在这方面的思维，长期以来存在三个误区。首先，把全面开放错当成了“单向行为”，或天真地认为只需“实行开放”就可以使自己真正地强大起来；仿佛只在遭受“封锁制裁”时才想得起独立自主。不懂得惟有战略性地主动追求“独立自主”，“开放”才能变得真有意义。对大国而言，单纯的“开放”只会导致受制于人和责任懈怠。
其次，错把政治与主权方面的独立自主与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独立自主混为一谈。这当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在“开放”的初期，大家觉得只要握紧国家主权，任凭外来资金、产业与文化再如何自由涌入，我们也不会失去宏观的主导和主动权。
现在我们认识到，光拥有政治与国家主权还远远不够，对基础产业，核心技术，拳头产品，体系标准等拥有与否也一样关键。缺乏核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独立自主，反而会削弱蚕食国家的政治能力与主权完整，导致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有气无力”，也就无法成为合格与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一个人或国家，当面对风险与挑战时，在两种情况下会做出反应。一种可能是别无选择，被迫行动，冒险一搏；另一种情况则是实力雄厚，胸有成竹，从容应对。要达到第二种境界，很明显，就必须拥有战略的全面独立和自主实力，不受或少受他人与外力的干扰掣肘。譬如说，美国决意“剪除”伊拉克的萨达姆，准备好了便出手，而基本不必为来自第三国家、集团或势力的制裁，干涉，甚至介入而担忧。
最后，有人把“独立自主”狭隘地理解成“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成”。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譬如当代的北欧国家如挪威和瑞典，自己的事情办得相当不错，人均富裕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但世界能经常感到挪威和瑞典的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也只不过是挪威和瑞典是发达小国的缘故而已。
大国必须主动地向外辐射和施加作用力，拥有像“微软公司，波音飞机，哈佛大学，好莱坞，麦当劳，再加五角大楼等这样的综合外向开拓力与控制力，才可以使自己与自己的周边形成稳定有效运作的自主系统。
由此看来，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25年探索与发展后，内部机制与国际外部环境的发展演变，都要求中国在下一阶段更加注重“独立自主”，从而真正步入“文明崛起”的正确轨道。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5章 精英阶层需全面质量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共识是：稳住农村，全局的稳定发展就有了充分保证。一个社会大致可分成大众底层、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三部分，农民问题基本属底层问题；而中产阶级则属于追求稳健良性发展，善于自律和协调的一群。对社会稳定的真正挑战，主要还在于精英阶层的“三量”，即质量、力量和数量。如果只重底层致富而忽视了精英建设，便会出现群龙无首、战略和价值迷失的局面。
不错，中国过去历代王朝的最终衰败，不少是因为下层农民起义造反所致，但首先更因为是精英阶层的迂腐加堕落，造成体制、国防和文化的破损萎靡，才引发下层反抗和外敌入侵。
可见，精英建设对正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来说，尤其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文化的突破与竞争更多是靠社会精英的先锋作用而达成的。
当代中国精英阶层亟需推进在三大关键方面的转变。第一，从“自以为是”向“对外竞争”转变。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局限，许多所谓精英都是本质上的“内向型”，缺乏时代所要求的全球把握和竞争意识。
譬如最近有学者文人主张“对日本实行正常国家待遇”的新思维。新思维是好事，但这样迂腐弱势的建议，只表明精英们首先就没搞懂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由“混沌粗糙”向“科技优化”转变。目前所谓精英阶层中真正具备科学素质和训练的其实并不很多，可能还不抵一个有科技传统和创新国家中的普通大学生。
中国有统计说，不少所谓当代作家甚至为文学家的却都是“科学盲”。于是就只好拼命写历史中农业社会非科技年代时的故事，反过来误导大众兴趣取向，形成文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由“精英名誉化”向“精英职业化”转变。中国社会偏重精英名誉，却往往忽视了精英的职业能力、纪律和精神。
最好的例子，是前不久西班牙“皇马足球队”到中国访问训练，接待的云南方面一见大牌球星抵达，就不由分说摆出盛大酒筵款待。却被“皇马”方面以“遵守球员训练既定餐饮计划”而谢绝。在现代职业化操作面前，传统的好面子讲排场就显得像一个愚昧的“土财主”。
什么是职业化？职业化就是在有限的领域——往往是自己的专业和职责范围内，尽量地追求进步和完美。职业化是典型的现代人类精神和价值，是人性和理智超越各种诱惑的肤浅干扰，继续提高强化自身的一大有力手段。
职业化是一种素质、要求、标准、档次和尊严。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高度职业化的社会，从而形成高效的运作、产出和质量。匮乏高强职业素养和意识的所谓“精英”，实际上还在文化低层徘徊，是没有多少价值和用处的。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6章 时刻磨励军魂
凡是伟大开拓型的事业，如首次载人航天工程或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战役，其中必定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于是这样的事业哺育磨炼英雄，这样的事业呼唤青睐英雄，这样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
而英雄的事业，古往今来，多是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军人来承担实现的，因为军中从来都聚集着勇敢智慧的男儿。军人在这世界上的价值不是装潢摆设，儿女情长，而是冲锋陷阵，摧城拔寨，克服风险困难去争取胜利的先锋。
2003年10月15日黎明，在中国北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首个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升空前夕，历史目睹了新一代英雄的横空出世：三位航天员，气宇轩昂，稳健沉着，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向着十三亿人民，向着整个世界，大步走来！
最前面的一位航天员已是全身披挂，银白色的太空服上镶有鲜艳的“五星红旗”臂章。只见他立正敬礼：
“报告总指挥，我奉命执行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工程总指挥郑重还礼，命令简洁有力：“出发！”
随后，杨利伟上校，作为中国首名飞天的“太空人”，乘坐“神舟五号”环绕地球，茫茫天际，所向披靡，成功地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首次飞行任务，为中国成为世界太空俱乐部的第三位正式成员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是中国第一“太空人”，是真正的新一代军魂。
真正的军魂深明大义，热爱自己的事业和人民，宏远的目标、高度的职业素养和执着的赤诚，组成了新一代军魂的核心。真正的军魂具备强健的体魄，奔跑速度如利箭，发达肌肉似长城，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完全可以经受太空航行中加速冲力、骤然失重、剧烈旋转及其它任何特殊情况的严峻考验。
杨利伟上校也表示自己平时的三大爱好除体育外，还包括音乐和电脑。音乐是超出哲学的一种更高启示，完美地整合人的情感、心智和体力。而电脑是现代人与智能机器高度互动的最有效媒介，掌握这个媒介就是掌握未来。
相比于目前社会上常见的大腹便便的官僚，女里女气的明星，低级乖张的混子，以及弱不禁风的书生，杨上校的军魂闪耀，乃赫然提醒新一代中国男儿，什么才应是生命方向与生活价值的追求，什么素质才能为自己，为民族，为人类带来尊严和胜利！
关于现代化的一个最大误解就是：现代化就是舒服享受，发展进步就是为了奢侈地生活。结果是物质的提高，精神的堕落，意志的萎靡，与身体的退化。如果现代化的人不会开拓竞争，探索拼搏，那么要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现代化如何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呢？
往往能在价值与生活变迁大潮中永不迷失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坚强军魂。经常磨励这个军魂，珍惜这个军魂，弘扬这个军魂，应成为战略性的百年大计。中国多一个杨利伟，就多一份胜利与尊严，就多一份早日崛起振兴的希望！
自我磨炼主动出击第7章 珍惜你的英雄
总听到的一种抱怨是：我们缺乏时代的英雄。但更严重的一场危机，是连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位英雄，都还搞不懂，这样如何能造就和拥有更多的英雄？
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过程中诸多英雄豪杰的理解，往往因为“泛政治化”，和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批倒批臭”极端思维定势的干扰，难以达成哲学的抽象和人性的透视，无法促进自己文化中英雄基因的升级优化。
譬如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除了毛泽东一首稍嫌简洁的长征诗外，海内外中国人讳于政治情结，对长征的反思和评价一直是不到位的。
直到80年代中期，有一资深美国记者，倾其多年独立研究和追踪之成果，推出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把长征定位成“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主要扫描分析了长征从精神与文化层面对中国以至全体人类的英雄辐射，从而把“长征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最近在海外，一本由“原中共内幕人士”所作名为《晚年周恩来》的新书在华人社区中引起了一番骚动，因为其内容颇为满足了不少人关于“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首恶，周恩来则对其惟命是从”的历史猜测。
但把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人为分割成什么“晚年期”，首先就是断章取义和不合逻辑的，更何况“文革”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非常事件。做过科学试验的人都知道，试验环境和条件应主要保持常规状态，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可靠的观察和结论。
要真正懂得周恩来，就要宏观审视其思想与行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从少年时期便立志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到辞世前一年还代表中国高层宣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周恩来生命与精神的主线，是他毕生不曾动摇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的一切异变干扰，皆应属次要和枝节。
在其一生所经历的特定历史时期里，周恩来以杰出的智慧、勇气和领导才能，在众多情况下甚至超出了意识形态束缚和党派之争，而总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而运筹努力。为此，他就是中国永远的民族英雄。
于是《晚年周恩来》一书，实际上仍没跳出“歌功颂德”和“批倒批臭”的庸俗怪圈。因为其弄不懂周恩来的英雄主线与内核，就只好执着于某些边缘性琐事细节，为大众提供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但周恩来依旧是惊世骇俗的中华英雄，他不像隔壁和蔼絮叨但无用的二大爷，不是时下那些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贪官污吏们所能企及，更不是那些充满阴暗心理，只知在唐人街饭桌上鼓噪“民主自由”的“麻杆眼镜们”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味神化美化某个历史人物固然不妥，但现实的问题是有不少小人庸人们忙着拉英雄们与自己的可怜境界看齐，这样也可以鄙俗地让自己显得“高大”起来，但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遭人耻笑。
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只有更全面深刻客观地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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