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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的阴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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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媒体没有必要反射性地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他们应该扩宽他们意识形态的透视范围,应当报道所有有意义的观点。譬如,主要媒体几乎从来没有刊登提倡对“9·11”事件作出非军事反应的文章。《纽约时报》,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他们的公众意见版面上,每天都是在愤怒地叫嚣着要求对阿富汗等国立即实施轰炸。而电视生产商对缺乏不同意见的解释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反战者。这绝对不是事实,他们肯定没有认真寻找。到9月28日,几乎有200名杰出的美国人,包括电视界一直推崇的名人马丁·希恩和邦尼·莱特,以及国际著名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和弗朗西斯·穆尔·拉普,已经签署了一份声明,要求“正义而不是复仇”。该声明后来被各个报纸作为一种广告发表了。在美国有些东西似乎是要花钱才能买到自由的。
美国媒体确实对阿富汗战争提出过批评,但是仅限于批评它的战术问题,而不是它的基本原理。这是宫廷争议的一个良好的事例:因为华盛顿政府对如何实施这场战争意见不统一,美国媒体长篇大论,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分歧。所报道的文章就下列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辩论:布什的空中打击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是否需要动用地面部队?军事联盟是否有效?等等问题。至于这场战争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9·11”事件是否能够激发美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外交手段?这些问题就根本没有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
假如美国人民了解那些被媒体对他们隐藏的事实,世界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变化!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应少做一些表面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这样有助于美国人民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在海外的声誉如此不平衡,它将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外国人不是不可理解的、顽固不化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同样有缺点、优点和弱点。进一步改变我们既往的新闻报道理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国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为什么他们比美国人更关心全球化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对华盛顿在环境问题上拖后腿和对美国表现出霸权的帝国主义姿态表示愤怒,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当然,完善新闻工作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丰富新闻信息也不会自动改进国内的政策,或者马上能够自动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但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国的媒体仍然埋头于牟取暴利,仍然保持他们宫廷新闻的姿态,美国的公众注定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谁也没有义务去适应美国
那是在5月下旬的巴黎,一个天气十分宜人的上午,初夏的阳光洒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使邮电局的黄底蓝字的徽标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这个邮电局里面熙熙攘攘,顾客排着一行行长长的队伍,在等候着服务。
在过道的中央,站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满面愁容,旁边站立着已到大学年龄的女儿。这位妇女不耐烦地环视了一周排列的长队,然后走到一个没有人排队的窗口前面,那个窗口上摆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停止营业”。在那个窗口后面约15英尺处,放了一张办公桌,有一个像经理模样的职员正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数着一叠叠现钞。这位妇女面朝他的方向开始用英语大声地喊叫起来,同时挥舞着她手中的一把旅游支票。“喂,喂!你们这里兑换这些旅游支票吗?”那个男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他似乎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位妇女要朝他大喊大叫?看来他的票子无法再继续数下去了,便索性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妇女喊出的连珠炮似的问题上,然后用不熟练的英语回答了她的问题。“对不起,夫人,我们这里不兑换旅游支票!这里是邮电局。”这位妇女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不兑换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兑换?你们都兑换什么东西?”其他顾客的目光一时全集中到她的身上,并且对她表示出厌烦的神色。但是,那个职员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缓缓地站起来,对这位妇女耐心地解释道:“夫人,在银行里才办理兑换旅游支票业务,银行在道路的那一边,就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现在,她几乎哭出声来:“哪一条是蒙圣米歇尔大街?是外面的这条街道吗?”他还未来得及对她提供进一步帮助,她已经跺脚走出了邮电局。这位妇女并没想到对帮助她的人表示感谢,而是气愤地对她的女儿抱怨道:“听我说,詹妮,我对这个鬼地方真是感到失望!”
也许,这位妇女只是那天的运气不好。但是美国人在国外的表现,绝对不会都是那样没有修养的。我曾经遇到过的最讨厌的旅游者就是一帮英国狂热的足球迷,那群乌合之众把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简直变成了公共厕所,他们嘴里还哼着带着种族主义倾向的小曲儿。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讲他们的国语时,都会有一种更加舒服的感觉。而且,当我们美国人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时,还会有一种更强烈的优越感。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有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不同,美国进口的外语书和电影非常之少。在我们的新闻广播中,几乎听不到外国人的语言。美国人认为,外国人应该来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他们。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许多欧洲人都讲两种到三种语言。在非洲,多语制更为普遍。我记得在肯尼亚北部的一个积满灰尘的小村庄里,一个12岁的小孩可以讲四种语言:他母亲部落的语言、他父亲部落的语言、斯瓦希里人的泛非洲语言与在他学校里学习的英语。那个男孩并不感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能用废电线拼装起来一辆辆玩具小汽车,经常驾驶着它在村里的小巷里四处招摇。非洲人和欧洲人并非天生就比美国人聪明。他们拥有的正是我们恰恰缺乏的。英语在美国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尽管世界上有些地方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一旦我们走出国门观光旅行时,你就会发现世界的许多地方,讲英语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欧洲,在那里的许多跨国公司,甚至在德国的邮局服务中,英语已经成为他们官方准许的工作语言。假如,美国的旅游者们真正学会几句当地的习惯用语,如“早晨好”、“劳驾”、“这种食品真好吃”等,他们肯定会对自己正在体会的地方民间文化有一种更加丰富的体验。
然而,用一种刚刚学会的新的语言结结巴巴地与人讲话,确实很费时间,而美国人一直感到所缺少的正是时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蒙塔尔奇诺一个到处都是鹅卵石的山城里,有一家自1808年开业、一直持续至今营业了200多年的酒吧。在那里为我服务的店员是一个动作麻利、性情开朗乐观的摩洛哥人。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一直用意大利语谨慎地交流,但是从他与其他顾客的交谈中,我发现他英语讲得很流利。然而,就在那天下午繁忙的工作之后一个短暂的休息间隙里,他坦率地承认,有时候他也会与美国客人闹纠纷。他抱怨说:“美国人总是匆匆忙忙。他们花15分钟时间喝酒,再用15分钟时间参观大教堂,然后还要留出15分钟到另一个城镇去。所以,他们总是显得风风火火、烦躁不安,一不小心就要产生口角纠纷。他们一进门,就想即刻得到他们的饮料,甚至在还没有喝完饮料之前就要买账单。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品尝了这里的美酒。”那个美国人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他招待美国客人的酒,是意大利的极品布鲁耐洛葡萄酒。
像许许多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那样,只有在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看出美国人的生活已经疯狂到如此地步。10年前,我记得在我第一次环绕世界旅行的时候,途中路过旧金山。由于需要带一瓶酒去与朋友们聚餐,便走进了我们社区里一家经常被人光顾的商店,那里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立刻使我看花了眼。我的前六个月是在东部非洲和泰国度过的,那里的商店要简单得多。我终于选中了一种酒,然后转身朝着付款台走过去。这时,另一位顾客看见我走过来,他便急急忙忙抢先赶到了付款台前。他二话没说,先将他手中的那瓶酒随意地放在柜台上。收款员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查看了一下标价金额,把它输进了收款机。然后,便将一张打印出来的商品金额的账单,塞给了那位顾客。而那位等得不耐烦的顾客,早就把他的信用卡准备好了。在匆忙的交易中,他们好像没有使用过语言,即使使用语言也就是单音节的英语单词。总之,我几乎没有听懂他们说了什么。当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因为我现在仍然保持着非洲人的习惯。在非洲,如果店员和顾客是这样的表现,不是被当作毫无修养的人,就是将被视为精神错乱者。这种不进行目光交流,不相互问候,不相互致谢,不相互闲聊一下对方的健康,或者聊聊任何其他的什么事情,在非洲人的眼里,将被视为野蛮人的举止。
我再一次强调,非洲人不是天生就比其他的民族友好。在适当环境里,美国人也非常友善。其根本区别在于非洲人居住的社会条件鼓励交流,不提倡匆匆忙忙的生活,他们将公共福利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一个未工业化的社会里,时间是靠太阳的弧度和季节的变化来大致估算的。他们之所以有聊天的时间,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是那种典型的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无论如何,在那里匆匆忙忙的奔走只能是愚蠢人干的事情。实际上,非洲人的生活不可能太浪漫。在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当中,约会较少,娱乐不够,人们没有太多的义务感。当然,能够摆脱传统限制的机会也很少。另一方面,那里的人们彼此之间都相处了一辈子,在社会群体居住中普遍存在的妒忌、欺骗等丑陋现象与人类其他的弱点在那里也广泛存在。但是,在那里的一切事情中,都渗透了不可动摇的集体主义观念。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过去漫长而艰难困苦的岁月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积极合作,共同分享食品和其他人类稀有可贵的东西。他们坚信,假如自己厄运降临的时候,别人也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非洲,社区交流与团结,以及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而在美国,大家人人只关心自己,不愿意放慢速度,否则你会被抛弃在时代生活的后面。
在开罗,一位年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吉娜对我说:“我在美国观光的时候,发现美国与这里差别很大。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好斗,人们的行为也非常正派,思想开放,但是他们的个性非常强。美国的离婚率为50%,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将自己的个人欲望放在首位。父母也不太了解他们的子女,如果父母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们做任何事情,那没有关系,孩子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在埃及,家庭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时光是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印象是,美国人比较孤独,压力比较大,心情比较压抑,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宽松的社会交流网络。”
《新观察家》的编辑劳伦特·若弗兰说:“我认为,大多数法国人羡慕美国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但是他们对美国人也存有疑惑。譬如,他们认为美国人太强硬了,把钱看得太重了,太注重物质生活了,而对于生活中非物质性的方面重视不够,例如家庭关系和社区交往。即使给他们提供机会,大多数的法国人也不会选择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许会模仿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例如喜欢去麦当劳餐厅,或去购买空间较大的轿车,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更喜欢法国人自己的处世方式。”
可能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例如法国,家庭成员共同进餐是家人联络感情的基本方式。但是在美国,各种生活计划安排存在冲突,各种快餐方式也正在取代传统的就餐方式。一位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苏珊·乔治说:“今年夏天,我13岁的孙女在美国的朋友家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她惊奇地发现,朋友家的4个女孩子很少与家人共同进餐,大家都各吃各的饭。她们争先恐后把冰箱抢劫一空,再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法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导演布鲁诺·勒贝莱说,法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批评要比美国人多,这仅仅是因为两种文化对于食品的看法不同。他嘲弄地说:“在美国,食品就是燃料;而在法国,食品是爱情故事。”
美国人对于建筑和公共空间采取了类似的实利主义的态度。每当我从国外旅行回来以后,看到被无数汽车造成的极不协调的丑陋风景时,我常常感到很泄气。美国的许多地方自然环境很美丽,尤其是在那开阔的室外空间里。但是,我们许多的公共场所,已经逐渐被开拓为无边无际的商业地带,例如大型购物商场、快餐店、打折连锁店、加油站、停车场等等,被搞得杂乱无章、乌烟瘴气。这些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无法彼此分辨。这些类似普通纪念碑的建筑物,已经使社区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个性。它们表面上为人们提供了选择商品的方便,实际上是磨灭了我们的文化个性,毁灭了我们美国人的灵魂。
电视,这个控制我们室内生活的东西,起着大致相同的效果。电视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麻药。美国是世界上电视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大多数家庭都有两台或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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