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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的阴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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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要结尾好,就一切都好。至少这是美国媒体对2000年竞选的最终评价。明白了事实真相的1年之后,由主要报纸和专业统计师系统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分析了佛罗里达州所有未统计的投票,并宣布了结果,接着以头版头条的报道出现在全国报纸上。援引《纽约时报》的新闻,最高法院的投票“毕竟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假如最高法庭不阻止重新计票,布什仍然会以多数票赢得这场竞选。只要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通篇刊载的新闻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纽约时报》提到的重新计票,应该将佛罗里达州175010张未计数的选票当中的6万张选票也包括进去。并且应该排除“额外的投票”,包括在棕榈滩县戈尔输给布坎南的几乎8000张的“蝶式选票”,以及在迪瓦勒县7000张类似错误的选票。前提是,选票中不能含有对同一名候选人的两次投票。这个分析还应当注意到:尽管不是由于种族歧视而引起的,但是黑人投票遭到的拒绝率如此之高,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对于这方面的信息,只能隐藏在报纸发表文章的字里行间。这个报道在“9·11”事件2个月之后出现,其要传达的总体信息就是,白宫毕竟还是选对了当家人。    
    


美国民主的悲剧软捐款与硬货币

       在这一连串针对谁能够赢得佛罗里达选举的戏剧性的事件中,人们也没有注意这个事实:大多数的美国人,既不想让布什也不想让戈尔成为总统。美国符合条件的选民当中,只有51%的人在2000年的竞选中参加了投票,布坎南和拉尔夫赢得了3%的选票,布什和戈尔每人仅得到1/4的选民的支持率。1996年,比尔·克林顿重新赢得了总统的竞选,他所依靠的选票仅占全体选民的24%。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仅获得了27%的选票,尽管媒体宣称,他赢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和一个“选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因为他击败了竞选中的卡特。但是,当有一半的选民不愿意参加选举时,这类诸如“压倒性的胜利”和“选民授予政府的权力”等术语,是否意味着真正得到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呢?我们这么多的公民,拒绝参加选择国家领袖的选举活动,那么又如何解释我们美国的民主呢?我们美国的选民出场率,几乎一直低于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回顾调查显示:1945—1998年之间所有的竞选活动,美国选民的出场率,在世界选举的总出场率排列中位于第114位。我们全体选民当中,仅有48。3%的人参加了投票。意大利排在最前面,选民的出场率占92。5%。比利时、荷兰、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德国的选民出场率都在80%以上。西班牙平均出场率为77%,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为74。9%,日本为69%,法国为67%,印度为61%。每个人都应该投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公民不仅有责任,而且还有权利。但是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投票的原因。因为在竞争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们满意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能够供他们自由挑选的余地。这种政治程序,似乎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远离美国的政治生活,而且是一种肮脏、无聊的壮观场面。这些由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精心导演的场面,得到了媒体帮凶们的踊跃捧场,并且得到了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达官显贵们所提供的慷慨资助。    
      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人民党的党员吉姆·海托华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如果上帝想让我们投票,上帝会给我们指定候选人》。在这本书中,他讽刺性地描写了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缺憾现状。他列举的事实表明:美国的选民根本不了解他们大多数的候选人,无论是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很难将候选人的政治倾向真正地甄别开来。因为,这些候选人通常对社会事务的看法很少有大的分歧,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所谓的对“工人家庭”的赔偿,或者表白自己是“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或者重复使用他们的策划者在最近进行政治造势中的口号。这些竞选中的口号一般聚焦于某一个阶层,并经过尝试得到了较好的反响。然而,能够为大多数选民提供选举信息的媒体,只顾报道轰轰烈烈的竞选过程和个人问题:谁暂时处于领先地位?候选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物等等。它们假设,实质性的问题都是无趣的赔钱的事情,所以媒体就是这样报道它们的。除了由候选人资助的32秒抨击性的广告外,当地电视台再也不报道任何有关竞选的消息了。尽管这类广告都是对事实的肆意侮辱,但是它能够使电视台赢得高额的利润。例如,1998年国会竞选过程中,电视台因助选收入了约5亿美元。广告价格连续攀升,价格高得如此惊人,这是竞选成本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候选人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去乞求富人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富人的资助,而不是花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鉴于在美国的竞选过程中,选民被忽视到如此的程度,如此受人摆布,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做出选择的机会,因此,即使有一半人参加投票,也相当不错了,而且也可以算上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了。    
      在佛罗里达州的突发事件为选举注入一些戏剧性情节之前,关于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之间的取舍问题,被普遍嘲笑为数年来最不鼓舞人的事情。拉尔夫·纳德夸大地说,布什和戈尔之间,根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个人之间较大的分歧观点,只是在关于堕胎、枪支控制和环境方面的态度。但是,纳德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尤其是关于经济问题。在2000年竞选的第二轮辩论中,候选人自己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布什和戈尔对于各个问题反应出来的观点,听起来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公共电视台里比较温和的记者吉姆·莱勒都被他们激怒了。他在采访他们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两个候选人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差别呢?”当然,那天晚上布什和戈尔都有求于所谓的中间选民,这部分人群对他们格外有吸引力,为了赢得选民,他们还表现了一些自己的特征。但是,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区别就更加不明显了。解释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两人都依赖同一个富商来资助他们的竞选。布什为2000年的竞选筹款达1。91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筹款最多的一个候选人。而戈尔仅获得了1。33亿美元的资助。    
      当今的美国,要做一个高官,筹款能力是惟一最重要的资本。在初级竞选早期,也就是早在选民能够选择自己的候选人之前,那些候选人必须首先在所谓的“财富初级竞选”中获胜,以此证明某人的筹款能力的优劣。如果一个候选人不具备这种高超的筹款能力,那么媒体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也就不会将他介绍给广大的选民。当然,要为竞选筹措资金,候选人必须诚心说服面对的每一位捐赠人,要使他们完全相信,他值得他们提供资助;或者说他有赢得胜利的把握。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赋予了全国最有钱的富人们一种巨大的政治权利。占全国人口4%的最富有阶层几乎为所有的竞选人捐献了100%的资金。虽然这些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是在支持那些能够保护富人特权政治的倾向方面,他们是那么高度地一致。例如,支持对高价位商品的减税政策,以及明显偏向于企业利益的调节政策。非个人的捐赠来源于工会和公司,因为公司的捐赠在数量上以7∶1的比例超过了工会,所以富人一直在捐资方面保持了绝对的优势。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候选人都不愿意做出令出资人、捐赠阶层反感的事情。这难道奇怪吗?正像在总体上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相同的阶级利益一样,布什和戈尔处理经济问题在方法上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不同之处。对于企业和富人们的态度,肯定要比对占人口80%的下等层阶级更友好。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批评对企业的福利补贴政策。这类政策补贴,每年要花掉联邦国库数千亿美金,尤其是那些荒谬的超出成本的军事预算。他们两个人一致支持南美的自由贸易协议、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支持其他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这类贸易政策能为跨国公司带来大幅度的利润的增长,而且还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当然,也造成了更高的工人失业率。从他们两个人保持的沉默而暧昧的态度判断:这两个人都一致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像无法使企业和富人支付他们那部分合理的税金一样。    
      现行体制的腐败不仅影响了国会,也祸害了白宫。比尔·克林顿是筹措“软捐款”的带头人,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软捐款”与“硬货币”不同,它是可免税的。除了他的首席检察官之外,人人都清楚,克林顿在戈尔的帮助下,屡次与白宫“咖啡叙”的捐助者和林肯秘室的捐助人违法乱纪,获得了大量的非“硬货币”捐赠。然而,对筹措竞选资金制度改革,抵制最强烈的仍然是共和党。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共和党人利用现行制度,筹措的资金要比民主党的几乎多一倍。安然公司的垮台证明,这种官场的腐败是如此普遍,安然的能源公司是乔治·布什政治生涯最大的捐赠者。在国会计划中,安然公司听证会的流产,证明是一件尴尬狼狈的事情。因为,不久之后就发现,几乎每一位为听证会服务的相关国会成员,都曾经接受过该公司的捐赠。    
      大量的金钱,也以其他的方式歪曲了美国的民主:它协助现任政治家加强了对于竞选的控制。捐赠者更喜欢将资金投入到在职者的身上,因为他们对于在职者的投资,很有可能得到高昂的回报。在职者可以投赞成票,可以制定法律政策、督促官僚机构做其他类似的事情。国会的现任官员所筹措的资金,要比他们的挑战者多出10倍,使他们在竞选时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迈卡·西夫利在2000年的《迫切想参战:美国的第三党》一文中报道,98%的国会众议院现任议员都能够赢得竞选,达到连任的目的。1998年的连任率为99%。西夫利补充道:“最近几年里,众议院的一些现任议员很可能殉职在岗位上,而不是被他自己的党内竞争对手所打败。在各个州一级的议会,这种可能的几率就更不合理;大多数的美国人生活在一党制的领域里。”    
      为了完善腐败的派系,现任的政客们和主要党派制定出了政治竞争规则,剥夺了具有同样权利的挑战者的机会,消除了被他们打败的可能性。“为本党的利益改划选举区”的惯例,即是划分区域,决定哪些选民投哪些现任者的票,以此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够有稳定的席位,就好比定价公司划分顾客群体,以便增加利润一样。同样自私自利的行为表现在将民主党和共和党,将纳德和布坎南驱逐到2000年的总统辩论之外的行为。这种国家范围内的电视辩论,是许多公民惟一坚持下来了解候选人的重要途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的美国人想看到更多少数党的候选人,希望他们也能够被包括在竞选的政治竞技场内,这也许是希望这样的辩论能够多一些花样的缘故。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高压政策始终占领上风。将纳德和布坎南驱逐到辩论竞技场之外的事件,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因为媒体也赞同他们两党的看法,这两个人不属于有希望的候选人,所以就这样决定了。    
    


美国民主的悲剧美国为什么没有左翼?

      美国人有两个极力支持富人利益的政党,这无可非议。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两个这样的政党吗?扩展这场讨论不仅有益于产生更开明的政策,使各方都勇敢地面对自己党派的弱点,而且还有益于普及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参与意识。按照现行的情况,任何一个参与投票的人都必须面对一种选择。尽管选民是面对两个不同的党派,但是两个政党及其候选人的经济和对外政策的观点日益相同,却必须从中做出一种选择。这个选举系统未能充分代表穷人的利益,或许还粗暴地阻止了投票者进场。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或者党派的观点能够使你由衷地接受,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呢?    
      为什么在富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实际上只有美国仅存在两个党派呢?其中部分原因要追溯到美国的缔造者们,他们避开一种议会统治的政治体系,推行优胜者掌管一切的委托统治的竞选制度。当时的美国,虽然没有任何政治党派,但是最终选择了两个党派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先入为主的结构,防止产生第三个党派的插足。因为任何一场竞选中,只有得票最多的人能够赢得职务,而那些选择第三党派的投票者,实际上是浪费他们的选票。共和党起步的时候,确实是作为第三党派的面目出现,在林肯的领导下解决了奴隶制问题,从而因多数人的支持而得到了位置。但是除此之外,美国的其他人想创建第三党派的努力都失败了,尽管有时还能够强迫主要党派解决一些问题。在当今,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制定的有关投票、媒体宣传,以及筹款资源等方面的规则(譬如可以参照上述辩论的事例)实际上是为了阻止第三党派的出现。这些事实说明,鉴于世界现行标准,美国政治上存在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特征,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左翼党派。    
      阿姆斯特丹汽车公司的主管迈克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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