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4-精神生活·意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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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但以一种非描述的和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的本质：它在不求助于纯粹神学解释的情况下，消除了保罗的悲哀和潜在指责的尖刻语调，只有argumentum　ad　hominem（针对人的论证）才能回答约伯的“你是谁，竟敢提问？”的问题，才能消除他的悲哀。　　　　
　　　　在奥古斯丁对斯多噶主义的驳斥中，我们能看到通过概念思维产生的一种类似的转变和坚定信念。这种学说之所以是有缺陷的，不是因为人能对现实说“不”，而是因为这个“不”不是充分的；为了达到内心平静，人被告知必须训练他的意志说“是”，以及“让你的意志希望那些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奥古斯丁知道，这种由意志作出的服从必须以意志能力本身的严格限制为前提。虽然在他的观点中，每一个velle（愿意）都伴随着一个nolle（不愿意），但能力的自由是有限的，因为任何被造物都不可能拒绝创造，因为——即使在自杀的例子中——　一个意志不仅仅针对一个相反意志，而且也针对愿意的和不愿意的主体的每一个存在。意志，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的能力，不能说：“我不想存在”，或“我无所欲求”。说“我宁愿不存在，也不愿意过得不幸福”的人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仍然活着。　　　　
　　　　不过，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生活始终意味着一种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因此，大多数人宁愿“过得不幸福，也不要成为乌有”。对于那些说“如果我在我存在之前已经知道这一切，那么我宁愿不存在，也不愿意过得不幸福”的人，该说些什么？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命题本身也是在存在的坚实基础上被陈述出来的；如果他们能恰当地考虑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幸福并不比他们的愿望更少地使他们存在。“他们的不幸福程度与离最高存在的距离相同（quod　summe　est）”，而最高存在处在充满非存在的时间范畴之外——“因为在时间上有限的东西在它们存在之前是不存在的；当它们存在的时候，它们走向非存在；一旦它们不复存在，它们将永远不会再一次存在”。人人都害怕死亡，这种感情比可能使你“想到你应该不愿意存在”的任何想法“更真实”，因为“开始存在就是走向非存在”。总之，“一切东西都是善的，因为它们存在着”，包括恶和罪，这不仅仅因为它们起源于上帝和相信造物主—上帝，而且也因为你自己的存在阻止你思考或希望绝对的非存在。在这种讨论中，值得指出的是，奥古斯丁（尽管我引用的大多数内容来自《论自由意志》的最后一部分）不像后来的埃克哈特大师那样，要求“善人应该使自己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保持一致，他所希望的东西就是上帝希望的东西：这样，如果上帝希望我作恶，那么我就不应该拒绝作恶；这是我真正的悔改”《论自由意志》，第三卷，第六—八章；《德文版埃克哈特著作选集》，sect。　14，16页。　。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最早的意志哲学家（4）

　　　　奥古斯丁从这种存在理论推断出来的东西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对上帝的赞美：“对你的存在，你应该感恩”；“赞美一切事物，因为它们存在着”。不仅仅应该避免说“‘最好（罪人）不存在’，而且也应该避免说‘罪人应该被造就成另一种人’”。这种说法对任何事物来说都是真实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法则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你“敢于找沙漠的差错”，仅仅因为你能比较沙漠和“更美好的东西”。“正如当一个人受其完美无缺的理性支配时，就成了令人厌恶的人”，因为他不可能找到实际存在的差错。他应该对自己拥有完美的观念表示感激。同上书，第三卷，第五章。　　　　
　　　　在前一卷里，我提到古希腊的观念：所有的现象，只要它们显现，就不仅仅意味着能感知它们的有感觉能力的生物的存在，而且也要求得到承认和赞美。这个观念是关于诗歌和艺术的一种哲学解释，在斯多噶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的产生之前的世界—异化成功地使之从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消失——虽然没有完全从诗人的沉思中消失。（我们仍然发现它在W．H．奥登的诗歌里得到有力的表达——他提到“特殊的命令　/　我不理解，/　保佑为了存在而存在的东西，/　应该服从的东西，/　我应该与之协调的东西，/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五件宝贝》（Precious　Five），见《诗集》（Collected　Poems），纽约，1976年，450页。　——在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里，以及诗人里尔克的诗集中。）在诗人那里，我们在一种诚笃的基督教气氛中发现了这种观念，它已经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论证风格，好像它纯粹是来自对造物主—上帝的坚定信仰的必然推断，好像基督教徒在创世之后有义务重申上帝的话——“上帝看着一切……都甚好”。无论如何，奥古斯丁看到完全拒绝的不可能性，因为当你拒绝的时候，你不能拒绝你自己的存在——因此，即使诉诸自杀，你也不能完全拒绝——奥古斯丁的看法是对斯多噶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骗人把戏的有效驳斥，斯多噶主义哲学家认为当人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能离开世界。　　　　
　　　　……　　　　
　　　　我们回到《忏悔录》中的意志问题，这部著作几乎完全是非论证性的，富含我们今天称为“现象学”的东西所描述的内容。因为虽然奥古斯丁首先对保罗的观点进行概念化，但他走得更远，也超越了他自己最初的概念性结论——“意愿和能力不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意志，法律就不能发号施令，如果意志能做到一切，恩惠就不起作用”，我们精神的指定存在方式就是只能通过对立事物的交替，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变成白天来进行感知，我们只有认识非正义才知道正义，我们只有通过懦弱才知道勇敢，等等。他在改信基督教之前，“心中有着剧烈的争斗”，他思索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发现保罗关于肉体和精神之间斗争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要运动手足，我的肉体很容易听从灵魂的指挥，我的灵魂却不容易听从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愿望”《忏悔录》，第八卷，第八章。。　因此，问题不在于人的两种属性——一半肉体和一半精神；问题在于意志能力本身。　　　　
　　　　“哪里来的这种怪事？原因何在？……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从？”（“Unde　hoc　monstrum；　et　quare　istud？　Imperat　animus　corpori；　et　paretur　statim；　imperat　animus　sibi　et　resistitur？”）肉体没有自己的意志，因而服从灵魂，尽管灵魂不同于肉体。但是，当“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但自己却不（愿意）。哪里来的这种怪事？原因何在？我认为，灵魂命令自己要得到一样东西，如果灵魂不愿意，就不会下这样的命令，但下了命令，却不执行”。他继续说，这可能是因为意志的虚弱，缺乏承诺：也许，灵魂“不完全愿意，所以下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因此，下的命令不执行”。但是，在这里，下命令者是灵魂还是肉体？是不是因为灵魂命令意志，而意志犹豫不决，所以意志没有接到一个明确的命令？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意志是“下命令的意志，存在着一种意志，而不是其他的意志（这种情况如同灵魂分为两种对抗的意志），但意志就是愿意本身”《忏悔录》，第九章。。　　　　
　　　　意志本身产生了分裂；冲突不是来自灵魂和意志之间的分裂，也不是来自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分裂。意志始终以命令的口气说话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意志对自己说：“你应该愿意。”只有意志本身有权下这样的命令，“如果意志是‘完全的’，即使意志不下命令，愿意也存在”。这在于意志自己一分为二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每当存在着一种意志的时候，始终有“两种意志，每一个意志都不是完全的（tota），一个有余，一个不足”。因此，你始终需要两种对立的愿意意志；“因此，一部分愿意，一部分不愿意，并非怪事”（“Et　ideo　sunt　duae　voluntates；　quia　una　earum　tota　non　est。　。。。　Non　igitur　monstrum　partim　velle；　partim　nolle”）。问题在于：是同一个意愿的我同时作出愿意和不愿意的决定：“愿意的是我，不愿意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而是意味着两种意志在同一个灵魂中的斗争“造成我的分裂”。同上书，第九章和第十章。　　　　
　　　　摩尼教徒用两种对立的本性——善的本性和恶的本性的假设来解释这种冲突。但是，“如果有多少对立的意志，那么就应该有多少对立的本性，所以不仅有两个本性，而且应该有多个本性”。因为我们发现，即使没有善和恶之间的选择，即使两种意志都是恶的意志，或都是善的意志，也存在着同样的意志冲突。每当人们试图对这样的问题作出一个决定时，“你就能发现一个灵魂在两种意愿之间摇摆不定”。例如，有人试图决定“去竞技场还是去剧院，如果两种娱乐在同一天举行；或者还有第三个愿望，到别人家里去偷东西……或者还有第四个愿望，和别人通奸……如果这些机会同时来到，都合他的心意，但不能同时进行”。在这里，我们有四个意愿，都是恶的和相互冲突的，并且“使”意愿的我“分裂”。对于“善的各种意愿”《忏悔录》，第十章。　，情况也同样如此。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最早的意志哲学家（5）

　　　　在这里，奥古斯丁没有说明这些冲突是如何得到解决的，他只是承认，当一个目的被选定的时候，“一个完全的意志就可能产生，然后分裂为多个意志”。但是，意志的痊愈——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通过上帝的恩惠实现的。在《忏悔录》的结尾，他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根据在《论三位一体》（他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从400年至416年写成的著作）中得到明确阐述的某些完全不同的成熟看法，他断言，最终统一意志能决定作为一个人的爱的行为。　　　　
　　　　爱是“灵魂的引力”，是灵魂的万有引力定律，爱驱使灵魂从运动走向静止。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影响，他认为一切运动的终点都是静止，他根据物理世界的运动的类比来解释感情——灵魂的运动。因为“正如灵魂是由灵魂的爱驱动的，除了身体的引力，没有任何东西能驱动身体”。因此，在《忏悔录》中，“我的引力是我的爱；我无论在哪里出生，我都因为爱而出生”《书信》，157，2，9；55，10，18；《忏悔录》，第八卷，第九章。。　灵魂的引力，人具有的本质，对人的眼睛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显现在这种爱之中。　　　　
　　　　我们应该记得下面几点。第一，意志的分裂是一种冲突，而不是一种对话，意志独立于愿望的内容。恶的意志的分裂不亚于善的意志的分裂，反之亦然。第二，作为肉体的指挥者的意志只不过是灵魂的执行工具，这是不容置疑的。肉体之所以服从灵魂，是因为肉体不拥有能使不服从成为可能的工具。自己对自己下命令的意志唤起相反意志，因为交流完全是精神上的，只有当两者势均力敌的时候，斗争才是可能的。“完全的”和没有相反意志的意志，可能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志。第三，因为下命令和要求服从是意志的本质，所以抗拒也是意志的本质。最后，在《忏悔录》的框架中，没有给出对这种“奇怪”能力之谜的答案；自己与自己对抗的意志如何最终成为“完全的”意志仍然是一个谜。如果这就是意志活动的方式，那么意志是如何促使我行动的呢——例如，选择偷窃，而不是选择通奸？因为奥古斯丁所说的“灵魂”在多个吸引力相同的目的之间“的游移”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预先考虑，因为后者不涉及目的，而是涉及由人性规定的到达目的的手段。除了在《忏悔录》的结尾，奥古斯丁的分析中没有这种最后的裁决者。在《忏悔录》的结尾，他讨论作为一种爱的意志，“灵魂的引力”，但没有解释这种奇特的等同关系。　　　　
　　　　显然，我们需要某种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知道意愿的我的这些冲突最终被解决了。事实上，正如我将在后面指出的，《忏悔录》中的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来自一种不同的意志理论。但是，在我们转到《论三位一体》之前，最好停下来，先看看一位近代思想家是如何从意识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考察了自由意志的问题，认为在哲学领域经常出现的“观念混乱……对人的精神来说必定是十分自然的”，描述了意愿的我遭受到的冲突，虽然缺乏生动性和精确性，但使用了与我们刚刚听到的词语十分类似的词语。他坚持认为，把这些冲突当做“发生在我和某种外部力量之间，不是我取得胜利就是我被打败的冲突”是错误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我’是斗争中的双方；冲突是在我和我自己之间进行的。激发我的东西……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的意志，更多地等同于一方而不是另一方，在于我的一方比我的另一方更多地代表我的持续的感情状态”。　　　　
　　　　穆勒之所以需要这种“持续性”，是因为他“十分怀疑我们意识到我们能与最强烈的欲望或厌恶对抗”；因此，他必须解释后悔的现象。他发现的东西是，“诱惑被战胜后（也就是说，当前最强烈的欲望），欲求的‘我’就走到了终点，但是，良知上不安的‘我’可能坚持到生命的终结”。虽然这个坚持的和良知上不安的“我”在穆勒后来的思想中不起任何作用，但在这里，它间接地表明了某种东西，即所谓的“良心”或“人格”的干预。在所有单独的、在时间上有限的意志活动或欲望结束之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