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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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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投资教育的意念。当然，其中既有内在需要的精神动机，又有期待收益的资本寻利的驱动。教育股份制恰好就处在这个平衡点上。
最初民间的眼光是犹疑的。资本天然的寻利性遭遇政策的冰山，“分红”、“回报”的字眼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中显得几分触目。但政府积极推动，以6％—15％的合理回报给了中小投资者莫大的信心。
结果，头三年，没有一个股东提出拿回报，大家一致想到的是：继续扩股。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巩固了中小企业主的投资热情。
兴奋、喜悦劲儿刚过，打击就接踵而来。
1998年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当时书生中学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招生形势非常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许多人也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形势下，椒江教育局派出陶仙法副局长担任书生中学常务副校长。
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到民办学校当校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争议声又起。
“是全局教育重要，还是一个学校重要？”区领导质问徐正福。
全局当然重要，但作为改革实验园地的书生中学的成功更重要，它事关全局。徐正福理直气壮，顶住了压力。
陶仙法一上任就调整领导班子，加强学校管理和师资建设，迅速控制了局面，学校声誉日渐提高。三年后的今天，书生中学在当地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与当地椒江中学比肩的名牌学校，实现了“老百姓的名牌学校”的办学理想。2002年在校学生达2700余人，其中高中22个班，初中26个班，首次实现当年收支平衡并有节余。
几年后，有人给“备受争议”的徐正福“正名”道：“如果当年徐正福不坚决的话，椒江教育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冲破体制之枷“理想国”在萌芽
我没有想到推动“教育股份制”出台的主导力量竟是椒江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采访经验系统中，来自民间的办学力量总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突，它们惯于“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地逃避着政府整肃的目光。但在椒江，这两种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为一体。
“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心推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础。”牟振彬特别强调说。
椒江区教育局对书生公司和书生中学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土地使用出让金，免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教育附加费；对外地应聘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调资等方面与公立学校教师同等对待；对书生中学高一新生的招生与公立重点中学同样对待，新生可提前录取200名，学校免收资助费，由教育局按公立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补给书生中学，对200名以后录取的学生，按每生三年补助600元给书生中学。
说实话，这样的优惠政策确实令人眼热。自然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非议和疑虑。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政府把生均经费拨给民办学校，有无必要以这种方式资助民校？
按照政策，书生中学的200个公费生应该每年每生有2500元的经费。但在非议声中，这个拨款中止了一年。依然是斗争，到第三年又恢复了，变成2000元。
再者，这种优惠政策岂不是导致了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若是，又如何能说明“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
椒江教育界出示的数据表明，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书生公司净资产由620万元增加至1700万元，通过融资，对书生中学的投资也由首期的1200万元增加至目前的5400万元，在校学生总数1346人，按椒江区各年级预算内生均经费加权计算，相当于节约年度财政经费130万元；政府投资2000万元组建椒江教育发展公司，对实行“教育股份制”改造的学校发挥融资作用，目前进入这一模式运行的学校总资产已经超过1个亿，国有资产的财务杠杆作用达到1比5以上。
“如果像创办书生中学这样规模的一所学校，靠全区财政渠道下拨的教育经费需要8年才能建成，这不能不说教育股份制为椒江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试想若无“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在椒江这个“大老板不多，小老板不少”的地方怎么能如此吸引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呢？
椒江教育股份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二是可以大大降低创新成本的条件。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宗旨是为了鼓励竞争、鼓励创新、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最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卖方市场中，能够增加供给的产业政策是好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卖方市场中，以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扶持新进入者，不但不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不但立即改善了市场供给，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垄断力量的削弱，将更有利于全部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参与这项改革的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据此分析。
由于教育产业固有的“高成本、高投资、高风险”属性，如果政府不制定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金就不会进入这一产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难以建立起来，学校也就不会因市场压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与显而易见的筹资优势相比，“教育股份制”对中国教育发展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现实途径。
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排除了政府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而学校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则排除了投资人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这样，学校依法独立自主经营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与股份制办学中的“股份制学校”或“股份合作制学校”相比，“教育股份制”的制度设计还排除了投资人利用资本权力对学校进行不当干预的可能性。在椒江运行5年来，没有发生过投资人对学校的不当干预，而这种现象一直是影响许多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现在，全国已有几十个省、地、市、县在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政府文件上，写入了“股份制办学”，使这种制度创新成果在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书生教育集团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倡导者就是椒江区教育局局长徐正福。这位“教育股份制”的积极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徐正福、魏书生（教育改革家）和吴华（教育专家）担任。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教育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损害长远利益，需要教育行家进行指导；书生集团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构想，而企业界对教育前景难免看不明朗，也希望有教育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书生教育集团创建5年来，从小到大，逐渐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台州地区民办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份浙江教科相关课题研究报告指出，椒江“教育股份制” 对县级区域发展教育产业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速成长性是这一办学模式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据。
实践还表明，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及其产业政策是推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椒江的实践中，政府在税收、教师待遇和招生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书生学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关键还在于政府观念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须树立这样两点思想：民办学校办好了，也是造福于当地经济；另外还帮政府节省了大量投入。
“书生学校3年投入了1个亿，而椒江区政府3年来用于整个区教育投入也只有1个亿。另外，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群众的教育选择余地大了；对公立学校也会产生良性冲击，质量竞争成为最后的决胜利器。当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政府手中的权力自然削弱了。但政府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还是为手中的权力增值？”牟振彬深有感触。
当然，椒江教育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那就是良好的政府官员素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和“个人化”色彩。而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则应当摈弃非制度化的干扰因素，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政府参与、主导的股份制办学，可能会给政府争夺控制权甚至假规范为名强行接管等不良现象留下方便之门。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教育股份制尚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无论国办民办，共育四有新人”，这12个大字是椒江区委、区政府送给书生中学的题词。其中的含义令人思之甚远。
徐正福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书生中学实行的是校长经营责任制，好的体制应该激活学校的发展。但是不久，徐正福就发现，光有一个好的体制还是不够的。“如果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不到许多民办学校破产的消息了。”可见，有了机制和文化，还远远不够。
不断遇到阻碍的实践就这样推动着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破土而出。
教育股份制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衡量所有制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实现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它至少包含体制、机制和文化三方面内容，用16个字概括为：“面向市场，服务社会，利益共享，学校自治”。
一些专家认为“面向市场”的提法不妥，尚存在着争议。徐正福则认为，“面向市场”，就是一切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体制是竞争核心。
利益共享。在椒江，教师是一种职业，没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分，民办教师可以享受公办的待遇；将民办机制引入到公办学校中，产生了“名师”、“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据说椒江教师的年收入至少比周边地区高上两三万元，椒江真的成了教师心中的“香格里拉”。
学校自治。这是现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在现阶段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想在公立学校建董事会，有利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有利于学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以利益共享和自治精神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合理高效的学校管理体系。
椒江教育界的体验是：“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校管理问题，也不能限定为微观层面的学校经营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关于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关系。它既不是纯粹‘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的持续探索过程，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约束相互牵引的过程。”
椒江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问题，一度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但是，教育“理想国”就是在这样反复的质疑和敲打中，绽开第一片新叶的。
冲破体制之枷“杂交稻”能否推广？
1993年6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培训中心建成。
1993年10月8日，万里汽车驾驶学校建成。
1994年1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职工大学建成。
1995年3月16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建成。
1995年5月10日，宁波万里职业技术学校建成。
1997年8月11日，宁波万里国际幼儿园建成。
1998年2月18日，宁波万里中等专业学校组成。
1999年3月3日，浙江万里学院筹建。
这份长长的年表记录的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裂变型发展之路。6年办了8所学校，且屡获成功。徐亚芬和万里集团的名字早已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成为“创新”、“变革”、“奇迹”的代名词。
我只见过徐亚芬一次。两年前的那次采访，让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女能人。印象突出的是，她语速极快，行走如风，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我后来留意到，经历了十年发展蕴育而成的“万里精神”处处都可见徐亚芬个人风格、性格魅力的投影。
比如，“万里人视效率、质量为生命，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做出最好的质量；”
“万里人对任何事情只要有1％希望就要尽100％努力；”
“万里人受到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反省；”
“万里人处事态度：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零距离接触万里、远距离思考万里之时，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感慨：万里模式有理论上的普适性，但又有着绝对的独特性。一个难以“克隆”的标本。
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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