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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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第5卷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３日送到俾斯麦手中，库尔曼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召开，同年７月１３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１３”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１３”起，“１３”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嬖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霭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入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嶙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牍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制众人，让人忍受他法权的厉害。他法语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同说德语一样，如流水般时缓时疾。“我很少在早上六点前睡觉，往往到了八点才睡，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午前我不见客。你就可以想像到开会前我的心境如何了。每次开会前我总喝三四杯浓葡萄酒使血脉畅通。若不喝酒，我不能办什么事。”虽说如此，所有的报告都称赞他无愧于主席一职，其干预与指导也极具效力。　　　　
　　　　他初时信任的会员，只有安德拉西与罗素两人。他曾尝试打罗素的“藏而不露的毛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无理，罗素是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人。”俾斯麦很想把索尔兹巴利交给一个德军操练官，使他能站得像样些。他把阿其密·阿力看成一个逃兵，用冷漠无礼的态度待他。对于他的仇敌戈尔查科夫，他极尽讽刺之词。一次这个老头子探望他，俾斯麦想扶他站起，他的狗以为此乃攻击的记号飞跃上前。俾斯麦大声喝住狗，戈尔查科夫以为是俾斯麦要报复他，忙跨上马车逃走。到了晚上，俾斯麦对人说起此事时，外加一个爱狗的政客的旁注：泰拉斯尚未受过正规训练，还不知道应该咬谁。如果它知道，应该咬那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会议里头的三个有名的冒险家——轮船上的侍者、小说家、俾斯麦——互相反对多不相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道：“我很想知道康菲尔是否主战。”天晓得！大家普遍以为英国宰相握着天平。他心存犹豫，替他画像的魏尔纳不懂英文：狄斯累利经过他几番说明不识英文后，才肯放心。这个老头子好诙谐，却能享受柏林人的俏皮话滋味，这个柏林人却牺牲狄斯累利本人、名字及犹太种族而说俏皮话。其中有一段笑话就是：当一个军官巡哨到狄斯累利的门口时，问把门的哨兵替谁守门，哨兵答道；“我替康菲尔守门。”　　　　
　　　　假使俾斯麦憎恶犹太人，无论狄斯累利什么动作都会与他气味不相投，尤其是这个英国人的辞令趋势。但是自从他们谈过几次后，俾斯麦喜欢他甚于别人。几天后他说：“他同我谈过几个晚上。他身体不太好，等到我没有其他客人时才肯来。我就是这样跟他亲密起来的。虽然他写了几种富于幻想的小说，但与他共事却是容易的。在一刻钟之内，我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打定主意何去何从，稍为讨论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啦。”俾斯麦与狄斯累利的交情保持终生。这次会议之后，狄斯累利却在他所著的小说《康迪米恩》里批评俾斯麦——即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是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四十年后的事。　　　　
　　　　俾斯麦好像只同巴里施罗德谈公事。第一天晚上他对巴里施罗德说：“主张和平者百分之六十六，主战者百分之三十四，大致比例为七比三。”巴里施罗德摆了一次盛大宴席，席间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设宴。突来一阵狂风，几乎把代表们全部淹死，随后他们前往莫愁宫。据赫因罗厄的报告说：饭前代表们看见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作洗手之用，它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　　　　
　　　　柏林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已成陈迹，详细节目毫无意味，关键是近东三国争雄之事，即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竞争已达白热化阶段。当俄罗斯不肯让步，狄斯累利吩咐备车准备离开时，俾斯麦事先从舒瓦罗夫口中了解俄罗斯的弱点，忙劝英国代表小让步，俄国代表大让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以牺牲与俄斩断交情为代价来维持和平，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会说“俾斯麦使俄罗斯受屈辱。”　　　　
　　　　当日正式讨论问题中有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这是假的。除此之外，整个过程其实是强国下棋，拿小国当卒子。也有讨论势力范围的边界划定，但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大臣所知道的知识，并不见得比德意志的调停人多。比如把某处归入新的保加利亚的版图，后来才揭露出来。这一片地方伸出巴尔干山脚之外很远。英国让步太大，想收回失地。赫因罗厄写道：“我们考查许久之后才知道，我们能从俄国人手中取一块小地，是一条山脊，……我们却无人知道这条山脊是否为合理的边界。……许多地图是不准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四个星期后，条约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坟地的安全，也无担保。……保加利亚成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特尼格罗“独立”，希腊幅员比从前宽广，多瑙变作中立，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但海峡还是封闭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仍是土耳其的，奥地利驻兵其上并进行管理。此事虽在一年之前已为俄奥两帝布置妥善，谁知却植下了数十年后的祸根。按照种族的诸多考虑，甚至按照居民的愿望，连一件事都没有办到，却把塞尔维亚人分开，安置到四个国家去，把保加利亚人分别安置到三个国家，名义上回转的边界推回去了，但土耳其人仍然在欧洲，用一张薄簿的皮纸，掩盖了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德意志没有得着丝毫直接的好处，相反还失去了不少间接的利益。德意志与俄国的事情因此受了严重的动摇，与英国也没有拉上关系，但是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在开会之前，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与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我赞成满足俄国人的全部要求，可是俄国皇帝却用舒瓦罗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对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后来，戈尔查科夫向沙皇报告说：“我们得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如何感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后说：“既然这样，你还继续当你的宰相吧。”　　　　
　　　　沙皇必定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上了自称为“童叟无欺的经纪人”的俾斯麦的当，他称这次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还说舒瓦罗夫上了俾斯麦的当。　　　　
　　　　柏林会议引起了巴尔干的骚动，以及各强国间的不和与争端，这潜在的问题不久就暴露无遗了。


第5卷联盟奥地利（1）

　　　　１８７９年８月间沙皇写一封长信给威廉帝说道；“我的尊贵舅舅，我蒙你长久的友谊相待，我敢请你允许我对于一件使我心里很不安的事体，坦白对你发表。我说的是德意志外交人员的行为，他们不久以前，会不幸地仇视俄国，我们两国的政策一向都是互相要好的，利益谐和的，这样一来岂不与这种政策完全冲突。在我一方面我是不停的努力要保存这样的友谊，使它不改变，我盼望你也是这样。但是世界是以事实裁判的。土耳其人，被你的朋友们英国人与奥国人帮助，不停的设置诸多小的难题以阻拦保加利亚人。现在大多数的欧洲委员们要决定，几乎在全部事体中，法兰西与意大利都是帮我们的，德意志人却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总要维持奥地利的见解，他们有系统的仇视我们。”　　　　
　　　　“我觉得我应该请你注意于这样的举动，这可能使我们的交情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请你勿怪。我们两国报纸已经开始扰乱我们啦。我很明白，你与奥地利要好是你的一件要紧事，但是我却看不出来牺牲俄国的利益对德国有什么好处。当一件事情发生，与列强的利益大有关系时，使其中一国受惠，１８７０年的受惠国曾经说明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受惠，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不值得为个人的诸多屈辱难堪所影响的！环境是很严重。我若不告诉你，我恐怕所发生的诸多结果，会影响我们两国极其重要的关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提请你注意。我请求上帝使你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使你阻止祸害降临！”　　　　
　　　　当威廉读这封长信里头的严重话语时，他还是没体会到后果的严重，在最后百年间，这两个同盟的交情与利益屡次被阻力所扰动，但是诸事最终常被理顺下来。俾斯麦的格言说，德意志与俄罗斯是自然的朋友，是被人们所坚信的，所以人们不能盼望柏林会议后的报纸上的论战会改变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感情，甚至会改变俾斯麦棋盘上的棋子的走动。　　　　
　　　　这两国的边界是很长的，两国有了事故发生，是不会变作开战的原因的，因为这许多理由，所以在最后二十五年间俾斯麦都是俄罗斯的靠得住的朋友，即使形势变得很吃紧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