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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借我一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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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冬天的斯坦尼（3）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冬天的斯坦尼（4）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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