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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5-放慢生活脚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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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性爱篇：爱人温柔的手（3）
采访了一整天的慢食运动支持者之后，我在博拉的人行道边的一家咖啡馆同范特尔见面。他31岁，身材消瘦，一副严肃的面孔。点过饮料后，他开始跟我讲，为什么他做拉丁流浪者的日子结束了。“在我们的消费文化中，同某人快速做爱，之后快速转向下一个猎物，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说道，“男人间的交谈——同几个女人有过性关系，有过几次性经历，试过几种体位姿势——一切都同数字有关。上床的时候还带着一张单子列举各种要做的事情——你也太缺少耐心，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不可能真正享受性爱。”
威特对于这种快速粗糙的文化加以抨击。他在皮德蒙特高原附近的社交俱乐部宣传缓慢性爱的乐趣。他计划将他的网站（wwwslowsexit）建为讨论放慢性爱等方方面面的论坛。放慢速度给他本人的性生活也带来了奇迹。现在他不再仓促地试验他喜欢的各种姿势，而是从容地享受长时间的性爱前戏，他对他的性伴窃窃私语，看着她的眼睛。“放眼望去，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放慢性爱速度，”他说道，“在我看来，床是最好的开始的地方。”
早前，我们曾听到米兰•；昆德拉给人们发出的警告：对处于快车道的人而言，一切都无法确定，甚至包括他们的心，对此戴尔再同意不过了。“我现在回过头看，可以看到，我们都过着忙碌的生活，以至没有时间真正注意到我们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他说道，“我猜测，当我们慢下来后，最终会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对方的真正所爱。”躲过了一场注定要上法庭离异的婚姻，戴尔感到很宽慰。现在他又回到了单身的行列，但他从自己的过失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计划未来在处理两性关系时将多花些时间用于性欲和亲密性方面的探索。“我也发现，最好的性爱是建立联系，如果你很仓促，就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他说道。“下次我找对象，我要慢慢来，从一开始就放慢节奏。”
听到商人在工作与情爱之间区划界限不足为奇。将自身与工作捆绑得死死的会损害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带来危害。美国调查显示，有婚姻问题的雇员每年损失15天的时间，每年给美国公司造成近70亿美元的生产率的损失。缓慢运动提出的解决方案简单却富有吸引力：减少在工作上的时间，在慢速性爱方面多花些时间。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1）
劳动者不能明白，过度工作会使他们耗尽自己的精力以及后代的精力，早在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之前他们就被耗尽了精力，被这种罪恶的劳动制度所吞噬并遭残酷压榨，他们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离破碎的人；他们扼杀自身所有美丽的才干，唯独疯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给自己。
——保罗•；拉法格《懒散的权利》（1883）
不久前，人类曾期待休闲新时代的来临。机器承诺将每一个劳动者从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或许要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经常地改变工作内容，一会儿监控屏幕，一会儿拨弄电话拨号盘，一会儿在发票上签字，但余下的时间可以让我们闲逛或开心消遣。手头上有这么多时间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词汇将最终从语言中消失。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早预见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来的人之一。18世纪后期，在技术突破的激发下，他曾预测，不久后人类的工作时间将减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时。19世纪使这一预言显得稚气而荒唐。在工业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里，无论男女，甚至儿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时。但到了19世纪后期，闲暇时代又一次凸显于文化的雷达屏幕上。乔治•；萧伯纳曾预测，到2000年，人类的工作时间将是每日两小时。
在整个20世纪，人类对无限休闲的憧憬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的神奇承诺令人目眩，普通人开始梦想着过一种在池塘边闲荡、身旁有机器人伺候的日子，机器人不但可以调配出色的马提尼酒，还能让经济良好地运转。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诉美国人，“不久的将来，他们每周将只有四个工作日。”10年后，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被告知，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个小时。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预测，电脑和机器人技术带给人们的空闲时间将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们还能比这更错误的吗？如果说我们能对21世纪的某种东西有把握，那正是：关于工作之死的各种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今天，休闲时代看上去似乎和无纸办公室一样切实可行，实则大多数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不是每周14个小时。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清醒时间。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诸如家庭、朋友、性爱、睡眠、业余爱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从于超负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纪中叶，在工业国家，平均工作时间开始稳步下降。当时通常的标准为每周六个工作日。但在过去的20年里，两种竞争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人依旧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努力工作，而欧洲人的工作时间则稍短一些。有估算显示，现在美国人均每年的工作时间比欧洲人多350个小时。1997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业国家。相比之下，欧洲则像是“闲散者”的乐园。但即便在欧洲，情形也颇为复杂。为了跟上快节奏生活的步伐和连轴转的全球经济发展，许多欧洲人也效仿美国人，增加工作时间。
在平均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均超出他们的意愿范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尤其如此。现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计工作5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个人中则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到2002年，在30岁年龄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国人就有两人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乘坐交通车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
休闲时代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还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拼命工作？金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需要谋生，但对消费品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意味着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因此，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而只是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与此同时，技术使工作渗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人们无从逃避电子邮件、电传和电话。一旦你能从家里进入公司的数据库、从飞机上接通互联网或接到在海滨度假的老板的电话，每个人都潜在地一直处于上班状态。我的经历告诉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觉地极易演变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工作狂》一书作者玛里琳称，在21世纪，那种总是绷得很紧的压力十分普遍。“工作狂过去指的是随时随地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现在所变化的是，随时待命业已成为一种标准。”
大部分的工作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经历过改组、减员多年之后，公司希望它的雇员分担解聘人员遗留的工作负荷。由于办公室、工厂弥漫着失业的恐惧，很多人将延长工作时间视为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数百万人即便在疲惫不堪或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的状况下，也硬撑着去上班；更多的人则从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2）
这简直是疯了。虽然有人喜欢长时间工作，也应当被允许如此，而让每个人都和他们并驾齐驱则是错误的。过度劳累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经济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的两倍。对于每周至少两个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时的人来说，危险系数则是三倍。
工作场所的压力并非都是坏事。一定限度的压力可以使人们集中思想、提高生产率；但过大的压力则可能是通往身体和精神崩溃的一张单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多于15％的加拿大人称工作压力已使他们濒临自杀边缘。
公司也为强制推行长时间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生产率是难以进行估量的，但学术界认为，工作过度最终会超越最低底线，从而走向反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人们处于疲劳、压力、不悦或不适的状态下，效率就会下降。据国际劳动组织报告，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等国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效率平均高于美国工人。英国人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也多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然而，呈现出的每小时的生产率却是欧洲大陆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许已经超出了有关生产率的争论范围：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大部分人会认为，工作对我们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种乐趣，甚至是高贵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享受着工作带来的乐趣——把工作视为一种智力的挑战、体能的消耗、一种社交活动以及身份地位的体现。但如果让工作支配我们的生活则是愚蠢的。生活中还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投入时间，比如，朋友、家庭、爱好和休息等。
对缓慢运动而言，工作场所是该运动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工作占据了如此多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则只能被挤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学、吃晚饭、和朋友聊天等最简单的事情都变成和时间赛跑。放慢速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工作，而这恰恰是全世界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测验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时间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人们都渴望减少工作时间。最近英国华威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个国际调查显示，27个国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在美国，对沉迷于工作的反抗情绪正在高涨。从星巴克到沃尔玛，愈来愈多独特而有实力的公司都面临被迫在无薪条件下加班加点员工的起诉。美国人纷纷抢购生活指导用书，以了解如何更闲适地工作，生活才能带来快乐和成功。最新的此类热销书包括《通往成功的懒惰之路》、《懒人成功手册》和《懒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国为减少工作时间而战的人召开了首届全国“回收你的时间”会议，据估算，当天美国人的工作量同欧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样。
在整个工业世界，人事部经理报告，年轻的求职者已经开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我能不能在晚上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时刻离开办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换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吗？一个接一个的面试大声而又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想工作，但我们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最近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相信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有一切，包括家庭、事业、住房以及能带来回报的社交。但“拥有一切”被证明是一只有毒的高脚酒杯。通过美国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尔森的畅销小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数百万女性已经认识到她们的疲惫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一书讲述一位上班族母亲如何在经营一家高风险投资公司和家庭之间挣扎着的故事。女性对试图成为“超级女人”已经厌倦不已，于是她们带头要求重议工作场所的规则。态度在发生变化。如今，在时髦的晚宴上，女性就产假的长短彼此夸耀就如同谈论奖金多少一样。即便没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拥护每周四个工作日。
最近《卫报》专栏作家贾尼斯•；特纳注意到选择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现代女性而言可谓甘苦参半，她认为：“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们成功，要求她们用有目的的活动塞满每一个小时，而最终她们却发现，最快和最忙碌毕竟不是快乐，这是何等的残酷；快乐通常就是放慢节奏：从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匆匆略过数页不读，急着去给纽约打电话，这是多么可怕的讽刺。”
在世界各地，渴望选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窝蜂地赶“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时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议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这些承诺是否会进入法令全书还要拭目以待。许多政治家和公司只是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嘴上说说罢了。然而他们竟然肯如此费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变。
《放慢生活脚步》 第二部分工作篇：工作不甚努力的好处（3）
这种变化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伦理让世界感到震惊。10年的经济停滞带来了工作的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作和时间的新思维。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逃避长时间的工作以获得更多的娱乐。“多年来，日本的家长冲着孩子喊：做事要快，工作要努力，多干点。而现在人们在说：够了，差不多了，”《慢为美》一书作者凯博•；欧依瓦说道。“新一代现在已经意识到，你无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慢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宁愿选择做临时工，也不愿做工薪族、成为集团车轮的轮齿。权威人士专家称之为“自由工作的一代”——这是在英语的“自由”一词与德语的“工人”一词基础上形成的新词。
不妨看看东京的24岁的研究生亚伯•；信人的情形。他父亲每周为银行辛辛苦苦干70个小时，他本人则在一家便利店做兼职，其余时间打棒球，玩电子游戏，或在城里转悠。亚伯一头蓬乱的红色染发，微笑着说，被工作支配的生活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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