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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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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当怎么样对待呢？是否应当让这种语言边界与国界一致起来呢？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者”（那些想“赢回”未收回的意大利领土的人）为了彰显特伦托的重要意义，于1896年在特伦托竖起了一尊但丁的塑像——但丁被奉为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国家象征。即使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希望从被他们称为“天才和伟大的、令人鼓舞的领袖”的但丁那里得到些东西。如果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它对于一息尚存的哈普斯堡皇室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已经加入三国联盟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把国家事务与其他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呢？社会主义就不用说了，还有天主教。当时奥地利是现代“基督教民主”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在二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教民主派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因为主张教权主义而让墨索里尼愤怒不已。墨索里尼只在特伦托待了8个月，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带着他那种就任何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厚颜无耻的积极态度，观察并亲自参加了许多辩论，而且搅乱了这个城市的本来的沉寂。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4）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就各种问题匆忙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只是给后来的分析家们带了许多麻烦，因为很难把他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墨索里尼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过去他只是带些尖锐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此时则是喜欢有意地亵渎神灵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敢打赌，许多天主教徒和相当多的牧师会更喜欢一份好牛排，而不是耶稣。”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此时又站在了明确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写道：“恐怖的章鱼用它那上千根粘糊糊的触手不停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和精华。”
他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也曾随母亲去教堂听过布道，但是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还是把宗教全盘否定了：
“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觉悟的提升和净化，但其结果需要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事实上，从专业人员到普通工人，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每天为社会主义做一件事情，从而为推翻现存的社会作准备。”
实际上，由于派系斗争和分裂持续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这里讲述的要困难得多。有一次，墨索里尼说自己是个工团主义者，但是，1907年，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塞尔焦·帕农齐奥和奥里韦蒂宣布与意大利主流的社会党脱离关系。现在，墨索里尼决定不再做一个工团主义者了，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工团主义能够证实其未来的道路。他解释说，尽管难以理解乔治·索雷尔，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墨索里尼说，要弄懂他的逻辑，就像要理解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旋律的主题一样困难，因此非得需要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行。罗伯托·米歇尔斯是另外一个经常就各界精英在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他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墨索里尼还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但还有与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同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们两个都宣扬“用斗争来反对传统、权威和教条”的思想。无论如何，当时都存在不止一个马克思似的人物。墨索里尼宣称，最具吸引力的是年轻时的马克思，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见诸行动的人”，宣扬“当前，一个人不应当只是研究世界，更要去改变它”。
如果区分谁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合适的话，那么在特伦托，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民族差别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对社会主义虔诚的时候，他会记得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承诺将解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爱国主义是“迷信”，是由资产阶级一手操纵的。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是“在定义和基本需要上就反对爱国主义的”。但是，要想保持这种纯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当德国的同志们要与意大利的同志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是不太礼貌。墨索里尼写道：很明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被民族主义玷污了。并且，德国人从总体上都低估了意大利移民对中欧的工人阶级所做出的贡献。是否拒绝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他的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同样比较模糊的结论。“斯拉夫人”在他们的“文明和灵魂”中就包含着“悲剧”。意大利人也像“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怀疑论者”和“宿命论者”。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乐观的一面。当法国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横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事件在墨索里尼看来象征着“拉丁人的天才和勇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科学的现代人拥有无限的潜力。他认为，为了赢得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最后胜利，人们应当拒绝派系斗争。
墨索里尼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大的主题，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他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以及想在知识分子中出风头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在与巴蒂斯蒂保持联系的同时，墨索里尼还与另外一份报纸《声音》的编辑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互通信件。普雷佐利尼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儿子，其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都比墨索里尼要好，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记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还以《没用的意大利人》为题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1909年，他编辑的报纸《声音》在当时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中间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焦利蒂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形容为“无可救药的平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和“民族的耻辱”。墨索里尼自己订阅了这份报纸，并且，在他的新乐队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公开地力劝特伦托的人们也订阅该报。墨索里尼称，普雷佐利尼是一个“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勇气”正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品质。
有人对墨索里尼与普雷佐利尼之间的通信中的差别进行了研究。一开始，墨索里尼恰当地对特伦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示了遗憾，觉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当有可能稍微严肃地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便试着向他的可能的资助人解释了当地政治的复杂性。他解释说：他坦率而敏锐地承认，毫无疑问，生活在特伦托的“意大利人”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被归并入意大利。同样，的里雅斯特人既“不完全是意大利人”，也不注定就是“完全的斯拉夫人”。但是，墨索里尼后来解释说，他对普雷佐利尼最为敬佩的一点是他寻求“让意大利人知道意大利”。他钦佩地对普雷佐利尼说：“为‘意大利人’创造一个灵魂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然而，墨索里尼也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更为详细地写道：很明显，社会主义者也不应当轻易地“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传统。他们只是坚决不要一个‘资产阶级的祖国’。在热爱他们自己民族的同时，不能强制他们去恨其他的民族。所有民族和谐融洽的发展和兄弟般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完美状态。”
有些分析家认为，墨索里尼的这些言论表明，到1909年时，墨索里尼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过分根据字面的表述来判断他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转变过程已经定型都是错误的。与普雷佐利尼通信时，他是在试图接近一位已得到承认的地位高过他的人，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讨好普雷佐利尼以获得他的尊重和兴趣。他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欲望，那就是想跳出特伦托到更令人激动和更为重要的地方去：也许是佛罗伦萨，也许是米兰，或者也许是罗马。墨索里尼并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雄心，他不想把自己的世界限制在意大利。事实上，当他憧憬辉煌的未来的时候，他想去的地方还是巴黎。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用极富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巴黎：巴黎是一个能极好地考验一个人的“热情、仇恨和爱”的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但却发生着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斗争的竞技场”。在那里，人们在斗争中都精神百倍；在那里，牺牲是伟大的，恶行是可卑的。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整个宇宙的城市。墨索里尼的野心是有朝一日能在巴黎被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909年，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为墨索里尼的运动发表了宣言，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他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方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5）
然而，通往顶峰的路并没有变得很平坦。他的工作又一次很短命地结束了。此前，他曾发表过许多自信的言论，说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察相对比较规矩，或者说无所事事，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危险分子”，所以，他从到达特伦托的那一刻起就被警察盯上了。1909年夏天，当局决定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要到邻近的因斯布鲁克视察，警方需要全面地警惕，所以非常急切地想找到一个驱逐墨索里尼的借口。8月29日发生了一宗神秘的失窃案，虽然缺乏墨索里尼与此事有关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把这个案子栽脏到了墨索里尼的头上。他们搜查了他的住所，并拿走了他写的文章。墨索里尼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被关押在罗韦雷托的监狱，并且警方还要给他下达驱逐令。9月24日，他出庭受审，但令警察们厌恶的是，他竟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警察还是严密地监督着他，墨索里尼一气之下宣布绝食。但是两天之后，奥地利官方又把他放在了边境上算是了事。他于是又回到了位于弗利郊区的父亲的小餐馆，这实际上跟被驱逐没什么两样。1910年3月，罗马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派的议员还就此事进行了抗议。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前景看来又变得严酷了。他又一次失业，重新混迹于弗利那些卖猪者之中，远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和特伦托的政治世界，并且他的前途乌云满天。回到家仅仅6周之后，他便计划再一次出国，并且这次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给一个他认为可能会跟自己一起出国的朋友写信说：“我在意大利待烦了，我在这个世界待烦了（我指是旧的世界），我想离开这里到那个新世界去。如果我能发财——那也是我希望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一个同龄人回忆说，墨索里尼当时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衣冠不整，惹眼地扎着一条飘动的黑领带，乱糟糟的胡须3天没刮，提前谢顶造成的闪亮的脑袋与黑黑的下腭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他的诽谤者指出，他那双喷火的眼睛习惯性地不停转动，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传统照片上遭受了社会不公的无政府主义复仇者的样子。
也许这种状况让他的性欲增强了。当然，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在他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对爱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它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伤感，并鼓吹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天主教的体面。墨索里尼终生保持着波希米亚人、或者“拉丁人”的性习惯——一位评述者说，墨索里尼与400多个女人睡过觉。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有许多情妇，不管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还有许多私生子。他与拉凯莱·圭迪的关系比较持久，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及时地确立下来，而且育有5个孩子。1910年9月1日，尚未满20岁的圭迪就为墨索里尼生下了长女埃达。次年，墨索里尼写道：拉凯莱是我的女性同志。
虽然有关他们夫妇关系的传说非常多，但他们确是在罗莎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的。当时，墨索里尼正在替母亲上课，还是女学生的拉凯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被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那“像火一样的眼神”打动了。从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女学生的金发碧眼吸引住了，从而忽略了她那结实的体形和平平的智力。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7岁，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用尊称“您”来称呼墨索里尼，而不用更为亲密的“你”来称呼他。拉凯莱家比墨索里尼的家更穷，更接近于贫农。事实上，他们俩的关系中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雄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并没有舍弃她而去另攀高枝，那可意味着有可能给墨索里尼带来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妻子，拉凯莱露面不多，她也不渴望露面。与其他政治家夫妇一样，她也不时地与贝尼托生活在一起。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等人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其他许多政治领导人了，他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至少他的生活特点与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是一样的。他一直都很珍爱拉凯莱，并把她看做是自己与“真实世界”和“人民”的联系。
贝尼托和拉凯莱在1910年初就开始同居了，而同时她肯定也怀孕了。几个月之前，墨索里尼就与她“定婚”了。并且，他还写信对她的道德状况表示担忧，因为她当时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小旅馆里。1909年底，为了避免与年老体衰的亚历山德罗住在一起而染上疾病，拉凯莱搬到一个已婚的姐姐家去住。当墨索里尼最终来接她到弗利一个小住所里去的时候，他们在雨中步行了好几公里，并且根据拉凯莱1945年之后的回忆，她当时并没有觉得需要打上一把伞。在她看来，打伞是浮华挥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适合像她们圭迪姐妹这样的人。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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