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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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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悖纾侄ぶ钡�1923年7月才加入法西斯，但他却声称自己早在1921年1月就已经是法西斯的成员了（他还夸口说，1922年，自己曾在46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后来担任殖民地部长的莱索纳逐渐地扮演起了墨索里尼与阿尔巴尼亚政客艾哈迈德·索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角色。从1925年1月起，已是总统的索古又在1928年成为了国王索古一世。作为对莱索纳在行贿和外交方面的技巧的回报，法西斯党的历史上也对他进行了记载。
随着政府职位的变化，法西斯党内部的管理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经受了马泰奥蒂事件的阵痛之后，1924年8月，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包含15个成员在内的紧急情况指导委员会。1925年2月12日，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为民族法西斯党惟一的书记，并且宣布将在党内肃清腐败分子、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一心想发迹的人和玩世不恭者。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这位新上任的党的书记下令说，法西斯党各地方上的争论必须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政府工作的声誉”。墨索里尼任命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法里纳奇为法西斯党的书记是为了加强对各地方法西斯党的控制，这是一种“让贼来捉贼”的方法。法里纳奇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内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墨索里尼却掌握了他受贿的事实和其他一些弱点，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他。墨索里尼后来还多次使用了这种手段。法西斯党在经过肃清之后又经历了大的扩张：在法里纳奇的管理下，党员人数在1924年下半年减少到了不足60万，但1926年又猛增到93．8万人。民族法西斯党的大门再次敞开了，那些有眼光、能够认识到加入法西斯党的好处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认识到打算长期执政的墨索里尼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都纷纷加入了民族法西斯党。
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与法里纳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反映出了法西斯政府和他的领导人的许多问题。法里纳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得到了诸如马拉帕尔泰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法西斯革命者的认可，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普雷齐奥西和他的报纸《意大利生活》也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法里纳奇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他最高兴做的事就是谴责对宗教的虔诚，还喜欢对任何礼貌和庄重进行嘲弄。他在法西斯政权中担任主要职务几乎一直到法西斯灭亡，并且坚定地支持与纳粹结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法里纳奇更像是一个坦慕尼协会的成员，而不太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在法西斯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角色，并且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杜米尼和杀害马泰蒂奥的凶手辩护，但他既不是一个希姆莱，也不是一个戈培尔。除了他自己，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不会发自内心地相信。并且，任何妨碍他发财和成名的人都会让他暴怒不已。
法里纳奇经常与墨索里尼通信，他的信件通常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心里明白，意识形态最终都是虚无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显然墨索里尼也持这种观点。同时，法里纳奇经常就法西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进行指责，但墨索里尼每次都容忍了他，有时甚至还有些喜欢听这种指责（他也经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说真话的法西斯）。同样，墨索里尼也喜欢偶尔与同样务实的妻子联系一下。法里纳奇坦率地承认，在墨索里尼及其同事中，他惟独把墨索里尼当作自己的一个“兄长和朋友”。但是这种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中就有一些证据让他能够轻易地控制法里纳奇：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一字不漏地剽窃了法里纳奇的电话内容，从而自己也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报酬。墨索里尼把电话的内容进行了夸大，并且以正式通知的形式声称，法里纳奇的所作所为足够判上半年监禁了。
除了民族法西斯党自身以外，其他的社会力量都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公开的独裁统治。尽管到1925年5月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没有对军队的一些重要职位做出任命，但是他一直在关注着军队，因为他非常明白，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潜在地来自武装集团。在伊松佐的僵局和在卡波雷托的惨败都在意大利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大的污点。一战过后，一些专家们在怎样才能让武装力量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率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一直没有把细节问题讲得很清楚，但一些极端主义者已经在叫嚣着要建立一支平民化的国家军队了。军队中数量众多的将军（1914年有176名，而1919年则增加到了556名）则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国家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有关军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军官整体的工资和待遇上。1922年，墨索里尼先后任命了4个人担任战争部长，由此可以看出，军官的工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说，对于法西斯分子对“前失败主义者”的攻击，军队的领导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忍耐。军方的报纸《意大利军队》也在1922年10月31日为“我们的革命”欢呼，但之后又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很好，因为“革命其实没有向意大利人民展现什么新的东西。”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4）
从1922年到1925年，迪亚兹主持了军事力量的改组重建工作，但调整之后的军队仍然是一支非常保守的军队，因为德斯特凡尼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但是，用来为军官、特别是将军们加薪的钱还是筹集到了。从1924年11月开始，军队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衔——元帅（这一做法暗含的意思是，意大利人也可以与拿破仑在法国设立的军事体系相匹配了，从而可以避免在国际会议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蒙羞”。）1924年，迪亚兹不严谨的传统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尤其是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如安东尼奥·迪焦尔焦将军和加埃塔诺·贾尔迪诺将军等。他与国家安全志愿军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微妙。
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他任命彼得罗·巴多利奥担任了军队中类似总参谋长的职位，而彼得罗·巴多利奥以前就曾在尼蒂和焦利蒂的政府中担任过同样的职务。巴多利奥是法西斯政权内的一个不倒翁，他担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940年秋天意大利军队在希腊遭受重大失败时。巴多利奥出身于皮埃蒙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祖辈也是自由党人，而他自己后来则贵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皮埃蒙特的多个城镇里当过镇长或市长。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遭遇惨败之后，社会各界都指责他应当为此事负直接责任，同时还指责他极不愿意就军队的规划、后勤和士气进行任何彻底的调查。巴多利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法西斯进军罗马的前夕，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接到命令，他将向法西斯开火。然而，当法西斯夺取了国家权力之后，他又欣然接受了法西斯政府。1923年，他狡猾地选择了《克雷莫纳新闻》表达自己对法西斯政权的“健康的影响和作用”的崇敬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提倡进行极端军事改革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命巴多利奥为总参谋长是让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信号，军队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巴多利奥也很少放弃收受贿赂的机会）。
巴多利奥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野心，但墨索里尼还是对他不放心，于是新设立了一个副总参谋长的职位来牵制他，并任命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将军担任这一职务。此人虽然表面上宣称自己支持法西斯，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变化无常和靠不住的人，并且很招巴多利奥的讨厌。而墨索里尼自己则兼任战争部长一职，这样他对军队的控制就安全多了。正如意大利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焦尔焦·罗沙所讲的那样，墨索里尼的策略和计谋创造了“一支有着太多的军官和太少的士兵的军队，物资储备不足，军事体系陈旧低效，管理成本很高，同时其成员一个个都野心勃勃。”但是，法西斯政权对反法西斯媒体的打压也让它很轻松地避免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即使罗沙不说，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如果不出现全面的危机和灾难，这支军队将会忠于墨索里尼。但是军队最终的倾向还是更亲近于国王和意大利各种旧的机构，而不是法西斯党及其宣称的“革命”。1925年，军队中最主要的一些将领理由很充分地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让领袖进行了调整从而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
此时，马泰奥蒂被害一案及其产生的后果、实现独裁统治以及身兼数职给他带来的忙乱，都开始让墨索里尼付出代价了。1925年2月15日凌晨4点钟，也就是在墨索里尼让法里纳奇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书记仅3天之后，原来一直是那么精力充沛、那么闯劲十足、那么敢做敢为、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轻松自信、已经被赋予一种坚强的男子汉形象的墨索里尼却突然病倒了。这可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在拉塞拉路的公寓里，他吐血了，房东赶紧叫来了好几个医生。这些医生诊断墨索里尼患了溃疡，建议静养并改变膳食。墨索里尼连续几周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于是外面开始谣言满天，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还说费德佐尼正在与萨兰德拉和焦利蒂商量共同执政并奉行温和的路线，同时取代墨索里尼并抵御法西斯三巨头法里纳奇、德韦基和琼塔的威胁。秘密警察把这些收集到的谣言都报告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后来康复之后，墨索里尼也很少吃肉，喝酒也很有节制。他的一个儿子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墨索里尼曾简单地说起过午餐时喝酸奶的好处。一些满怀崇拜之情来访问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很可能会享受到许多墨索里尼爱吃的水果和蔬菜，并注意到他在吃肉、喝酒及咖啡方面很有节制这一高贵的习惯。他还抽时间给十几岁的女儿埃达送去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古丁会使你变丑并且损害你的健康》。他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抽了“无数支”香烟，这损害了他的胃粘膜并让他患上粘膜炎。他最后用父亲式的告诫总结说：“你将会为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1925年春天，医生还在犹豫是否要给墨索里尼做一个手术，但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甚至连妻子拉凯莱都根本不知道丈夫的健康状况的恶化。在他们的婚姻的这个阶段，两个人的联系不多，而他们的女儿埃达后来甚至宣称，为了安慰自己，母亲曾一度有一个来自弗利的情人。如果埃达的话是真的，那么只会增加墨索里尼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墨索里尼可能不太情愿地向那些更加敏感的来访者承认，自己正“过着紧张不安的生活”，但他的公共形象却不能因为任何外在的虚弱而被破坏。事实上，墨索里尼还刚刚在《等级制度》上发表了一篇赞颂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的文章，但他在文章中却把战胜亚文丁联盟和法西斯异见分子的功劳全都归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说，法西斯的军事机构也应当效法这种顺从，只接受他一个人的指挥。从1925年开始，墨索里尼这个人，墨索里尼所代表的感召力和权力，以及“领袖”所代表的概念，都走上了一条与以前不同的道路。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凯莱与墨索里尼的孩子们一起搬到了卡皮纳别墅，而她的母亲安娜也在这里去世。那几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头一年，拉凯莱的两个姐妹相继去世。一个是死于癌症的皮纳，她去世的时候才35岁，撇下了7个孩子；另一个是死于难产的焦万纳，她当时已经有14个孩子了。1925年12月28日，贝尼托和拉凯莱终于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并为他们的3个孩子举行了洗礼（施行洗礼的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妻子的兄弟）。这件事在政治上又有了说法，谣言开始流传说天主教教廷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已经达成了妥协。但是，墨索里尼与拉凯莱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开始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了。
当然，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忽视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亲戚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也知道一些有关“雇主－代理人”的关系。根据一份1927年保存下来的典型文件的记载，当地的法西斯首领曾给普雷达皮奥当局写信报告说：
“领袖几乎被他的亲戚们提出的补贴照顾的要求包围了。事情正在变得让人厌烦，甚至有点不像话了。赶快回到普雷达皮奥来，并对公共注册档案和教堂里的洗礼记录进行彻底的调查，并用合适的方法迅速把随后附上的6万里拉分给领袖的这些亲戚们。领袖对你们为他所做的事情将会深深地感激。顺致法西斯革命的敬礼。”
一位居心不良的历史学家制作了一个表格，列出了到1943年为止通过与墨索里尼一家的关系从政府领取各种补助的总计334名亲戚中，有105名是拉凯莱家的亲戚，另外229名是贝尼托家的亲戚。有关这些亲戚的琐事都没有正式公开，但是毫无疑问是有人知道的，特别是在罗马涅地区。他们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
墨索里尼家族在公众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罗马诺·墨索里尼生于1927年9月，虽然起了一个像皇帝似的名字，但却是凡人一个。安娜·玛丽亚生于1929年9月，她和罗马诺大概都是在头一年的圣诞节在母亲肚子里扎下根的。墨索里尼家族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促进国家人口的增长，这在法西斯领导层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在马泰奥蒂危机刚刚开始之后，埃达·墨索里尼就从米兰的一所高中转到了意大利最有名气的女子学院——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至圣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即使是在那里，也有谣言说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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