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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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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墨索里尼的死却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残害了太多的生命。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其倒行逆施的国内政策，其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义之举，其插手西班牙内战多管闲事，以及后来对于其自身来说有些特殊的二战，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早已把至少100万人送进了坟墓，或许更多。这是一份残酷的记录，而这本传记的意图也是自觉地反法西斯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蠢事以及酿成的悲剧贯穿着20世纪的历史，而墨索里尼在其中的位置却相当平凡，只不过是那些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痕累累的暴君杀手中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尽管用历史编纂学晦涩的行话来说，也能够通过“结构主义”而不是“意向主义”来有效地对希特勒等人进行剖析，但是墨索里尼却更明显地反射出了他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特性。很可能的一点是，希特勒等人的自由意志也像墨索里尼的一样，时常受到他们所支配的社会的束缚、限制甚至拘禁。但是我的任务是为这位领袖写一本传记，而并非记述他在当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独裁统治。因此，我必须把故事从头讲起，从意大利一个婴儿的出生讲起，看看这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男孩儿是如何地不同寻常。
第1部 躁动青春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1）
1883年7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罗莎·玛尔托尼夫妇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们的儿子降生了。附近有一个小的行政中心普雷达皮奥，它位于罗马涅亚平宁山脉的山麓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一条从省首府弗利通往托斯卡纳的小路。墨索里尼夫妇所居住的小村庄名叫多维亚，村庄的房屋就散落在普雷达皮奥这个小行政中心的下方。7月底正是意大利北部夏季最热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无疑正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的收成情况。而就在这个婴儿降生的那一刻，一个雷电击中了哈普斯堡皇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上的双头鹰标志并把它掀翻到了地上。一个匈牙利的狂热分子后来断言，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这个婴儿的降生以及他日后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30日，这个婴儿在当地的罗马式的教堂——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被取名为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墨索里尼。今天，游客还可以找到这个教堂（大部分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重建的）并买到一张墨索里尼洗礼时使用的洗礼盆的纪念明信片。就是这个洗礼盆里所盛的圣水洗出了未来的领袖。
尽管年轻的墨索里尼已常常显示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即易怒和野心交织在一起，但多维亚毕竟不是普雷达皮奥，而普雷达皮奥也不是弗利，弗利也不是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也不是米兰或罗马，并且这些伟大的意大利城市都不是巴黎。而墨索里尼在憧憬着这些梦想中的大都市，他的家族在附近地区也还是有一定声誉的。他们可能没有被人尊称为“先生”，但他们也应该更不愿意混同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西斯专政的最后时期，出了无数为墨索里尼所做的圣徒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还努力地证明墨索里尼具有贵族血统——作者声称，确有一个名叫“墨索米尼”的人于公元996年从博洛尼亚来到了威尼斯，因此，他的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几个家庭成员在医学领域相继成为了知名人物，还至少出过一个圣洁的牧师，并且在证明其在“道德和公民精神方面的崇高”。这位热心而充满敬意的研究者还投入到了对有争议的墨索里尼家族史的研究之中。与贵族阶层的联姻最终使得墨索里尼家族可以使用“伯爵”这个称号，但在1560年间，身为贵族的墨索里尼家族又离开威尼斯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罗马涅地区。对墨索里尼家族的记载在此之后有一个间断的时期。但是，墨索里尼的一位英国崇拜者又提出了新的主张，称墨索里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于18世纪在伦敦成为了一个作曲家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提出了他谓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墨索里尼家族是真正的罗马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独裁者持友好或敌视态度的人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马其顿土耳其人，或者阿根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
20世纪20年代末，当这个独裁者获悉了更多关于他的家族血统的虔诚的研究结果时，他公开地对此表示不屑一顾，并劝阻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近的时期。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拥有贵族血统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难堪其重负的。但墨索里尼的这种谦虚仍然是有限度的。1943年7月，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埃吉迪奥·奥尔托纳参观了一个位于普雷达皮奥的城堡，这名城堡是由一群心存感激的民众为墨索里尼家族捐资重建的。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注意到，在这个城堡的一面墙壁的显著位置上，陈列着墨索里尼家族的家谱。奥尔托纳并没有说明家谱名录的细节，也许该名录只是更多地记录了有关墨索里尼家族发家史的一些历史事实。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墨索里尼家族居住在梵蒂冈统治下的罗马涅地区与自由的托斯卡纳地区之间的高山边界地区，他们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营生的小佃农。他们一般有自己租种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更为尊贵的一些当地贵族，如卡尔博利家族等。在墨索里尼家族中这样的成员有弗朗切斯科·墨索里尼和雅各布斯·安东尼乌斯·墨索里尼。到了19世纪末，墨索里尼家族已被迫向下迁移到波河平原，这当然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受雇于人的工作，也许同时也是受到了那些正在成长的中心城市的文化的吸引，如博洛尼亚和弗利。史上有记载的墨索里尼家族的第一人是贝尼托的祖父路易吉。当地人还记得他是极有个性的人，他常穿着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在城镇的广场上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在1847年至184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期间，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他喜欢吹牛，经常向人吹嘘自己曾在关押教皇庇护九世的监狱里干过事。对于一个曾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庇护九世的命运的确令人叹惜。从其他方面来讲，路易吉·墨索里尼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他的兄弟彼得罗，在此之后又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路易吉直到1908年1月才去世，那时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达成的妥协。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化”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马克思是同样大的。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小小的利益。
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
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月的去世，可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回忆录上的记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里拉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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