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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7-黄永玉八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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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那时是有一种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买了一块大板子，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都没有发表，稿费也没有拿，义卖后卖了两三千块钱，全部慰问了解放军，后来这幅画拿到朝鲜送给金日成了。“文革”中把这张画挂起来，当做黑画，说我把解放军画得这么矮，是贬低解放军。我想我当年是怎样的工作，条件多不好，你们现在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却没我有出息，你们有什么资格讲我呢！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
记：我看了您的文章，里面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那您的画风是怎样形成的？
答：是的，画风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根据不同的经历，学习过程演变出来的，不是想改变就改变的，不像整容，是说改就改的事情。
记：五六十年代，在还有些自由的情况下，艺术的交流是怎样的呢？
答：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偷安，能很实际地生活，我没感觉到文化革命时特别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肃反和我还没有关系。三年困难时就想，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没有饭吃呢？我曾写过一封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寄东西来了，我要与大众一起。“文革”时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当林彪摔下来的时候，感觉是很不正常了，这个事情是逐渐认识的。那时高兴地以为“四人帮”要完蛋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掌握了旗帜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记：那时不痛苦吗，不能画画、写字？
答：不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劳动，哪里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没有闲情逸致的。不要说我们，古代的那些在奴隶船上的人，每天摇啊摇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是痛苦的，但他们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们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组会上，大家谈到为什么我们愿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时，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当然是这样了。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如杜聿明等愿意接受改造，还是觉得活着好吧。
记：当时黑画事情出来后，您怎么对待？
答：我能怎么对待，就完蛋了吗，那怎么对待。所谓黑画，说我，我就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辩论，几句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了嘛。猫头鹰为什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记：那“文革”之后去香港有什么机缘？
答：能够去了就去了，允许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几十年来在北京我也没觉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况下是别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作品，我不是如实描写，是我加入自己的艺术处理，不一样就是一种自由了。人家说，大跃进是谎话，谷子上可以跳舞。我说我看得真开心，一群人在稻谷上跳舞，羊长得比牛还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觉得人家说谎、我表达出来很开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诚实与否来断定。从我的角度来讲，开始乱讲话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着做是没错，一定有道理，包括让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觉有问题，到林彪死了，才逐渐明白，其实一帮人是把政治越来越当做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记：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画展我都去看过，1999年到现在，这些年的画有哪些新的题材？
答：都是新的。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2）
记：有没有印象深的？您觉得很得意的？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阶段，看作品不从这个角度讲。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会，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吗，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说我讨厌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做的画，我想让大家看我是怎样在工作。不能说我的每张画都有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嘛！为什么五张八张都画这个，有的豪放一点，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为自己也在研究，这个过程让大家看看。什么意义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问毕加索的画什么意思啊，他用鸟的唱歌来比喻，画画就是这样，不一定要讲出意思。不要为讲意思而画画。做展览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前，每张画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动的意思来，太可怕了！现在的好处在于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人追究了。是吧？
记：您近五年来，在北京和凤凰住得比较多，题材多以荷花为主吧？
答：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像何孔德他们，画战争要重视题材。荷花无所谓题材，在哪里都可以画。
记：画这么多荷花，想表达什么心境？
答：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所谓表达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画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不讨厌，我就不停地画而已。人家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
记：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释。有的人一生都在画一样东西或画几样东西。
答：传统中国画就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这是公开的；在外国就不行了，如果一个人仿梵高，仿莫奈，那么画一辈子他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是写在画上，传统不一样。
记：西方比较提倡创新的。
答：我们也讲创新。但创新这个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一个人有多少创？创什么新？不存在创新，不同的风格而已。一个人起了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叫变法。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有一本书，照着它来画，人家说是创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创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的概念，只承认好坏的概念。
记：同龄的画家您有比较喜欢的吗？
答：李伯安。他是晚辈，但我当前辈一样喜欢他，是了不起的画家。周思聪也不错啊，她是我的学生。我讲我的观点给你听，我的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不像政治生活，拥护共产党具有伟大的意义。画画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文革”时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说我画画是为了快乐，当时我在台上，我没法说话。若是现在，我一定请他吃西餐，他说对了，画画没有快乐的基础就不能画，他说我过于开放。最近我写了《快乐论》，描写中国人的快乐方式，等会儿我拿给你看。画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要是画画总想着不愉快、倒霉的事就没法画了。批判我的时候，我在被动的状态下没有办法，不能说这个。我在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壁画的时候，人家替我感到重要，访问我，问我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画了八个月了，我就希望赶快完成，否则工程来不及了。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人不可能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哭。”当然艺术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的。
记：广东画家您看得多吗？
答：我很少看展览会，很久没有看展览会，就是那一次在北京，之后就没有看。在自己家里挺高兴的，我干吗看展览会呢？
记：林墉的文章也好，画也画得好，您喜欢吗？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3）
答：他的画很好啊，文字也好，家也好。全家都是画家，人也好，他很爱自己的妈妈，林墉的集体像一棵快乐树。
记：我看您的东西时，觉得您对狗有许多感情，那您觉得在狗的眼睛里，人有哪些比不上狗？
答：狗单纯得多了，狗真正天天想你，人就不知道了。人一回家，它就会过来。狗都有各自的脾气，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我有一条老狗在北京，我要离开它了，它知道我要走了，用脸贴我。凤凰有一条狗，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咬我，不一样的，你可以感觉到，感情很真挚。狗的最大特点是，狗是不嫌家贫的，讨饭它也会紧跟着你。人就不用说了。狗没有利害关系，不复杂，争领导权的时候狗也会打架，得到了领导权之后就不打了。我家的狗领导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很快就会退位。我也养猫，对付老鼠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记：您说过惩恶是最大的善，有一次在老家您要打架，把人家吓得关门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您惩恶的方式有几种？
答：我管不了这么多，政府会管，这是政府的事，耍赖的事政府管不了，我管管还可以。听说有个厂家在我们那里要搞个化学工厂，要把剩余的残渣放到山洞里，山洞是通向沱江的，那还得了？怎么办呢，打它一下去吧，把它的办公室给砸了，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沱江的河这么好，怎么可以污染？这样下去旅游的人怎么受得了？现实不像金庸讲的那样，一拿剑就解决了事情，不可能的。
记：1982年的时候金庸第一次回北京，他特意去看过您？
答：是的，对。
记：您跟金庸共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
答：普普通通，他这个人是不大讲话的。办公时我们的桌子并列着，那时他写影评，有时问我一些事，我认为他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他怎么能写小说呢？他的才华写小说是浪费了。
记：那您觉得他的才华在哪里呢？
答：我讲一个例子，在读初中的时候，他编了一本《初中会考指南》，全国流通。我当然不靠这本书，我本来就不读书。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是杰出人物，他很想搞外交工作，可惜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去外交部毛遂自荐。要是真搞外交，他一定是一流的。有一次拍杰出华人，问我金庸的情况，我就说他不应该写武侠小说，后来电视把这段删掉了。
记：他是您的同事里最杰出的吗？梁羽生怎么样呢？
答：梁羽生更不能写小说了，他是吹弹得破，又瘦又小，深度近视的一个人。那时《新晚报》没人看，生意不好，他就到街上买一些小说看，准备写武侠小说，还没写人家就开始笑他了。那时查良镛还没有动静。
记：还有陈凡。
答：陈凡不写小说。他很有学问的，作作诗什么的。我在那里是客串，我不是正式的职员。左派的报纸吗，免得人家把我当成右派。
记：您为什么回到北京呢？
答：我来来回回总要回北京，人家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就不想走，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干过。
记：您这辈子有没有遗憾的事情？
答：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人家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整整误了25年，80岁的年纪，自己成长过程从小到20岁，睡觉睡了一半，睡了二十几年，还有什么呢，10年的干活时间。我不是懒惰的人，每天干活，碰到这种倒霉事，没办法。最近一个老作家说他洗澡就洗了好长时间。洗澡人人洗，他把洗澡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要？浪费时间呢！他还很得意。我上半辈子被日本人追得到处跑，谈不到游山玩水；下半辈子上课，带学生体验生活，年年都要去。“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出去。但到哪都是工作，去意大利和法国，可能看一次博物馆，卢浮宫、凡尔赛宫顶多去了一次，全是工作。
记：“文革”时在北京您受到冲击，您太太想让孩子和您出国，您坚持不走，请谈谈这个情况。
答：“文革”开始时，把所有文化人关在一起，叫“社会主义学院”。所有老前辈都关在一起，夏衍、周扬、田汉等。好多人住在那里，北京郊外。我们来往很多，马思聪是音乐学院院长，我每天向他借《参考消息》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放回学校。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学马思聪，说他逃跑了，到巴黎去了。我想怎么跑的？全家都跑了，这么奇妙啊。是广东的一些好人从珠江三角洲那里帮他走掉的。我的全家也跑了就精彩了，我心里可真想学。那时是受尽了侮辱。对马思聪不公道，像对老舍不公道一样，共产党一直重视他，原来重视，后来拉下脸皮忽然不重视了，当然他受不了，就走了。可是，对我基本上还可以。打我的也不是美院的学生，是别人打的，我自己也很珍惜，工作很努力，当然在党的领导下，不想听的话我也听了。他们一边认为我教得好，一边说我是资产阶级教课方法，这大家也能理解了。沈从文是从开始就对他不好，后来更不好，他也没觉得怎么样。老舍不同啊，他那碗汤调得很妙的，再加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点，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是很受重视的。
《黄永玉八十》 第三部分黄永玉先生答《时代周刊》记者问（4）
记：沈从文对您早年影响大吗？在1952、1953年，即在回北京之前？
答：影响不大。主要是左翼影响了我。他在北京当教授很多年，我和他到了1946年才有联系，小时候见面也不算。前几天我还谈到，解放前，我们党的领导就像叔叔伯伯一样，在这样亲切的领导下，我们奋不顾身，一切全都是自己管。一声令下，马上就做。解放后，有吃、有住，自己为什么却感到这么压抑呢，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呢。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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