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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之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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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的地方？ 姚永忠：不适应的地方有。我对人都很热情，并且养成一种习惯，当然在里面对人热情，养成习惯有一种虚假的目的；但出来以后对人的热情就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因为大家没有利益关系，但是发现社会上好多人都接受不了。 陈晓楠：比如怎么样？ 姚永忠：比如我在办公室里说：“大家早上好。”大家看看你，各忙各的，甚至一句话都不说，我就感觉（受）打击一次；到第二次说：“早上好。”激情就没那么高了。虽然现在的公司不大，但是很不错。我早上报到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反应，他们不会回应说：“早上好。”不会这么回应你，包括下班了走的时候说：“再见，周末愉快。”他们都不会这么说，挺冷淡的人情。你太热情的话，他想：“是不是有目的呀？”都这样看待我。所以我就感觉自己需要变得对人冷淡一点。 目前，姚永忠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他说两年的传销生涯使他失去了爱情、友情、甚至亲情，最好的朋友离他远去，亲戚也对他失望透顶。但是他并不绝望，两年的经历，他已不再是那个木讷、自卑、腼腆从农村来的男孩了，他要重头来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陈晓楠：对小忠曾经经历的一切有所了解之后，更理解他的处境。其实他只是一个单纯、认真、渴望得到关爱和社会承认的孩子，小忠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很多青年都需要面对的困境：书本和社会的脱节，人际关系的淡漠，以及前途的迷茫。 这样的青年很容易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和诱惑，当别人给他们温暖和肯定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的坚持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样的状况在农村的孩子中可能更为普遍：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新的东西，却无法与父辈交流；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多少也会让这些出身不同的孩子选择自己的圈子和所走的道路时出现迷茫。 姚永忠：现在再回过头想想，当初你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学生，为什么会一头扎进去，那么受它的吸引？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个地方给你的亲情和友情，以及那种温情？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个地方给你自信和鼓励？为什么那么需要它给你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童话？以前可能生活中缺少这个东西，而学生在内心里，看书的过程中，总会希望社会美好一些，像书上说的美好一些。而学生刚刚进入社会时感觉社会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总会感觉如果社会能有那么多美好的话，那该多好啊。恰好在这个时候它（传销组织）就出现了，它就填补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缺憾。 小忠现在的生活有点困窘，他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还没发，兜里只剩下两块钱了。在深圳这个陌生的城市中，他又开始了重新打拼。虽然理性上讲，小忠否定着这两年的生活，但他的言语间还是掩饰不住对曾有的那昙花一现的家庭温情的无比留恋。小忠说，他需要重新适应，适应新的工作，新的人情，甚至需要适应新的食谱，因为他出来之后和以往的生活彻底不一样，连身体上都不太正常。他说他就像是大病了一场，也大梦了一场，如今，醒了，一无所有，但仍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 在采访的过程中，小忠接了几通电话，他说，都是曾在组织中已经金盆洗手的朋友打来的，他和其中的几个还有联系，因为大家都还不适应新的生活，需要相互倾诉，相互帮助。而且，毕竟那时候过的是家庭生活，彼此间还有家人的感觉，每次见面都是感慨万千。 他说：“老朋友那时候拉人头的时候都找遍了，自然都不好意思再联系；新认识的人又轻易不敢说自己曾经搞过传销。”可是他现在最想找个外界的朋友好好地聊一聊。他说，他像个刚刚睡醒的人，还有点懵懂，他想从外面人的视角来回看自己，才能看得更清楚，而且，只有接触了外面朋友，才算是真正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真正呼吸的外面的空气。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他，独来独往，很孤独。 陈晓楠：我问小忠，如果别人知道你曾经做过传销，你想他们能理解你吗？他给我的回答是一个反问句：“你觉得呢？”说这话的时候，他头一次没有看我的眼睛。 姚永忠：我从此以后不会迷什么东西了，我再不会迷什么东西了。 陈晓楠：那么你还相信成功吗？ 姚永忠：相信成功，而且自己对成功的理解和以前又有些不一样了。 陈晓楠：怎么不一样？ 姚永忠：因为以前（理解）成功，就是荣华富贵还有车房一类的，物质方面的东西；现在理解的就更深层次，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第二部分坚决制止“传销”大学生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把严密防范传销活动的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当前，要切实加强学籍、学纪管理，对有学不上的学生要由所在学校的系、班实行包保，限期查明其去向和所作所为，确属参加传销组织的，学校要负责召回。对受骗上当参加传销活动的，要派专人负责做好教育转化工作。要高度警惕校园中发生的各种传销活动，一经发现，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在萌芽之中。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大、中专，职业学校，技工学校都要完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防范传销活动的工作体系，建立工作机构，搞好宣传教育，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查处教育机构为传销活动提供场所的案件，切实做到让传销远离校园、远离学生。 大学生被女友骗入传销窝点 为逃脱跳楼身亡 2005年1月24日早上7时许，花都区新华镇云山大道2号楼一个在校大学生，今年放寒假时受在广州打工的女友之邀来穗，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的死亡之旅。原来，他的女友参加了传销组织，他来后即被传销头目软禁，为了逃脱，这名大学生铤而走险，从六楼跳下当场摔死。日前，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对看管受害人的龚某和赵某批准逮捕，而死者女友因没参与拘禁，未被定罪。 拒绝传销 国家工商总局紧急部署，要求各地严厉打击诱骗大学生参与传销的非法行为。同时工商部门提醒大学生，如果不小心误入传销组织，可以拨打各地的12315电话投诉。 2004年9月11日，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教育学院、广州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华南农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共同参与由团省委、省工商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学联联合主办的广东省大学生“拒绝传销，从我做起”宣誓签名活动。 当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商学院等高校也同时开展了宣誓签名活动。全省共有万名大学生参与其中。 据悉，近来在重庆、湖北、广东等地均出现了传销活动向高校渗透蔓延的趋势，一些高校学生在实习或求职时上当受骗，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可结果却是落入了坏人的圈套。震惊全国的重庆“欧丽曼”传销案中，参与传销活动的大学生约2000名，涉及全国13所高校。目前，在广州、韶关、茂名等部分地区也存在着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的现象。
第二部分我的父亲不能死（图）
王群 出生于湖北大别山南麓，全家靠种田维持生活；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姐姐； 2000年，考入武汉大学； 2003年，父亲生命垂危，他典身救父。 父亲就站在死亡的边缘。 生活的无奈，家境的贫寒， 让天平倾向了一边。 挽救还是等死？ 生死抉择撞击着大学生儿子的心。 他，毅然“典身救父”。
第二部分旦夕之祸（图）
陈晓楠：2002年12月份的一天，隆冬的大别山南麓，大雪刚停，一位农民父亲背着家人，冒着严寒在高大的木梓树上摘果实，以换得一点收入。他爬到了六七米高的树上，由于树上有积雪，很滑，他一脚没踩稳，不慎跌落下来，头部摔成重伤，七窍出血。抬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很难救了，即便是能，恐怕这农民一家也根本负担不起，于是，家人们没有再说什么，痛哭一场过后，又把老汉给抬回了家。这个人是王锡文，王群的父亲。 王群的家住在两个山谷的中间，靠种田维持生活，田很难种，因为当地非常缺水，只有靠人工挖出了一条水道来灌溉。树上的果实，往往也是没等成熟就都被摘光了。 王群：在我印象里最困难的时候，我曾经在学校里只敢喝稀粥，因为买不起一个馒头。每天睡到半夜就饿醒了。 就是因为家里穷，所以王群的姐姐念到初二的时候就退学了，也正因为如此，1997年他考上高中的时候，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 像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为了让孩子读书，王群的父母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挣钱。他的父亲先后到建筑工地去当过小工，下矿井挖煤去做过苦力，也曾经在大街小巷上捡过破烂。寒暑冬夏，父亲就是这样拼命挣每一分钱，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头发，一颗爱子之心却始终如一！ 王群：实际上，父亲已经不是第一次摔伤了，1999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摔伤了肾脏。那一次为了治病花去了5000块钱，连给我准备好的学费，生活费都贴了进去，就为这个事，父亲很多天来一直叨唠着说自己没用，他真的是内疚了好长时间。 此时，父亲的诊治费用需要两万块钱，对于王群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天文数字！王群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除了痛哭，想不出任何办法。亲戚们也都说还是不用治了，不要搞得人财两空。“重病不治，回家等死”，这种情况在村子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久而久之，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更多的时候，好像也就成了一种定式，甚至会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周围的亲乡们对死亡可以坦然接受。这是生活的无奈，也许也是宿命的安排。 王群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家人已经在打算为父亲准备后事了。当时在电话里听到家人说出一个格外陌生的词，回来‘奔丧’”。那一瞬间，如五雷轰顶般，王群失去了知觉。 王群：我觉得当时也可能认命了吧。我在路上碰到我舅舅，他叫你不要担心了，反正父亲的后事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想想也许命就是这样的吧，基本上就接受这个事实了。 对于王群来说，父亲的意外简直是晴天霹雳。想到自己已经是20岁的人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内心深深地责备自己无能。这一晚，王群一直守在父亲的床边，脑海里浮现出无数的回忆，眼前全是父亲的身影……
第二部分生命的召唤
父亲一直昏迷不醒，离死神越来越近。时间到了凌晨一点钟左右的时候，王群靠在父亲的床边已经很疲倦了，此时他的一只手突然被父亲抓住了，他猛然睁开眼睛，看见了父亲一只粗糙的手，大拇指已经弯不过来了，可是仍然是很费力地握着王群。这时候让他为之一振的是，他听到了父亲的一声呻吟，父亲朦朦胧胧、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句话。他说：“王群，你和你妈妈的责任，我完不成了，义务我也尽不了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让王群想起了很多很多。尤其是父亲供他读书的种种场面，无比鲜明的浮现在眼前。王群心里面特别难受。他不忍心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去。 王群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着急，你还是有救的，我会去找国内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帮你治疗！”当时王群因为听了这一句话，可能带着一种冲动吧，也可能是想给父亲一种安慰，他对父亲说 ：“你等着，我马上去找医生！找最好的医生！” 王锡文当时也只说了一句话，“好吧，那你就赶快去办吧。”从这一句话，儿子看到了父亲对生的渴望。 陈晓楠：刚刚回到家的时候，王群是丝毫不敢奢望，父亲能够像上次那样逢凶化吉的。残酷一点说，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只有等待着父亲的生命渐渐结束。家人，亲戚，乡亲们，周围所有人对这一点的默认，也彻底打消了他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 可是，就在这一刻，就是父亲这一声呻吟，这呻吟着说出的几个字，突然之间让他 为之一震。他好像是从一种昏迷的状态之中醒来似的，意识到他的父亲还活着，也意识到一种冲动。或者，准确一点说，是这样一句话，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我的父亲不能死！” 带着一线的希望，王群不顾家人和亲戚的反对上路了。无论如何，他都要尽他的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 2002年12月30号的一大早，王群就赶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经过七位专家的会诊，医生初步诊断王锡文的脑子里边的伤太多，有骨折，有淤血，还有各种不明气体，很难开刀，估计最多活不过十天。王群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他又找到临床医生陈政良。 王群：他说希望还是有的，只不过要冒很大的风险，他说看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我说只要有希望，不管有多大希望，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都会愿意冒这个险，然后我就说了我的情况，我就说我家里面是农村的，没有很多钱，我说你看，医生可不可以优惠一点。他说至于优惠不优惠，我们会尽量的，但是这个事情必须要尽快地办，最好在这个事发后的七天之内把这个手术做了。 但当王群拨通母亲的电话时，在电话那头只有一片哭声。他知道，家里面肯定借不到钱了。王群一个人，在医院呆了很长的时间，独自忍受着痛苦和无助，却没有掉一滴眼泪。 王群并不怪家里人，也不怪乡亲们。不是他们都冷酷无情，也并不是他们都麻木不仁，在这样的现实当中，只能做出的一个很现实的决定，为了一丝的希望而倾家荡产，这不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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