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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之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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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当初宣判他劳动教养时，没有人告诉他要教养多少年，也没有人让他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不知道自己要多长时间才能改造成一名“新人”。直到半年后，曹瑞华的劳动教养才总算有了期限。 曹瑞华：一天到晚就是叫你劳动劳动，晚上叫你学习，不告诉你时间。后来呢，过了半年多，说有政策了，“你们自己定时间，根据你的罪行大小定时间。”我说“我三年”，有的报两年。让你自报；就看你的态度怎么样。当时我也不懂；好像觉得；像这种事情；你思想要深挖根源；要痛改前非；好像罪恶很大一样的。不敢报少；报少了说你不谦虚，说你对问题没认识；报多一点，说明你对罪行有认识；能痛改前非。说你罪恶累累，就是靠罪刑给你定的。我想了想“三年”。那么你非要说是我错，哪怕心里不服，也要说“我错了，我错了”，你得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你不低头认罪，你就是不谦虚，永远改造不好，要改造一辈子。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3）…（图）
曹瑞华就这样有了自报的三年劳动教养，有了期限，就有了希望，他努力地“改造”着、“表现”着，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现换来和家人的早日团聚。 曹瑞华当时想；应该表现得好一点；比如说；让他做钻床；一天应该钻一百个孔；他就多钻一点；钻150或200个；这样他就会被认为“表现好”。过年了；他也不休息；他们那里有个300公尺深的机井。这个机器经常出毛病；可是，过年也不会停止生产；他就自告奋勇；守着机器；加油、检查它的性能，如果机器的温度过高；就要停运一下。静下来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受；一想到过年；想到家里的温暖；想到人家正高高兴兴地过年；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冷冷清清；所以很难受。 曹瑞华的表现得到了农场干部、领导的肯定。1961年4月20日，劳动教养不到一年的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听到这个消息，曹瑞华哭了。 曹瑞华：60年5月30号劳动教养，到61年4月20号（结束），宣布劳动教养的那个监狱长；我记得很清楚；“现在给你们宣布个事情；曹瑞华这个小鬼；也没什么事；小事情；现在宣布；结束劳动教养；回到人民队伍中。”说得我蛮高兴的；说得我直掉眼泪；就在这里留场就业吧。当时，留场就业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上班；工作；我说我要回去；他说“回去不行；这是党的号召；你过去做了对不起人们的事情；现在你已经痛改前非了；我们给你帽子摘掉了；要听党的话。留场就业；就是继续改造；这个里面本身就是劳改农场；帽子摘掉以后；服刑完了以后就在里面劳动”。62年的3月8号；国家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党全民都要动员；支援农业第一线；我说，我要写封信给我父母商量商量；他们不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了你父母地；他们同意的；你去吧”。就叫我到农场去了，那天是1962年3月8号。 曹瑞华听了党的话，留场继续劳动改造，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留就留了14年。
第一部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1）…（图）
曹瑞华留场就业继续改造，在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量紧紧地裹挟着，踉踉跄跄地走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他无力选择，也无法改变。他从“有期”又变成了“无期”，他不知道这种生活哪里才是终点。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雪花飘起的时候；他被叫去挖河泥。把河里的水抽干之后；穿着棉裤踩下去；腿一下去；疼得他半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 紧接，又叫他修围堤；围堤24米高；要把它加固加厚；防止夏天洪水泛滥。吃饭，要一口就吞下去了；否则就凉透了。一边吃着；雪花就落进碗里；变成冰水；变成冷饭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着新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曹瑞华机械地出工、收工，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才是终点，他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就像他劳动教养有一天结束一样，能再一次从“无期”变为“有期”，他等待着这种改变的到来。六年后，“奇迹”终于发生了，但是这个“奇迹”却没有带来曹瑞华所希望的改变。曹瑞华记得，那是1968年的普通一天。 晚上开大会，会场上的大幅标语写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军代表员说：“无产阶级政权是巩固的、强大的；但是有一些小丑；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农场里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救助军；总共是500人；他们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要炸毁桥梁、剪断电线、横渡长江、挺进大白山、长期与共产党为敌。”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感到很新鲜；当时；天很冷；曹瑞华穿着军大衣；他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感到稀奇。军代表接着说；司令已经投降了，还有谁投降了；总共落网了七八个；有连长；有营长。但是，据一个营长检举，“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长；大家请看；现在我们宣布一下；反共救助军上尉连长——曹瑞华；他来了没有？”曹瑞华；就站起来了，问“什么事”。 曹瑞华一站起来，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呆立在会场的中央，听着震耳欲聋的要自己低头认罪的叫喊声、口号声，曹瑞华说，他恍惚中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八年前自己站在工友中间被宣布为“挪用公款”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是一场梦。 他父亲写信给他；问他是不是受什么人蒙蔽了；让他向党向政府交代清楚。他只是说没有哪个叫他做；他相信党的政策；请组织去调查。而军代表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不用再调查了。 陈晓楠：因为四块钱被劳教，被送去农场，被打成反革命，好像一切都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发生着，对老曹来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不够清醒。他那种很无辜、很无奈的口气，甚至都会让我们怀疑，他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可能这就是命运，在一次又一次地跟他开玩笑吧，对老曹来说，不知道是谁的小指头轻轻拨弄了一下，他的人生，已经离原点十万八千里。此时的老曹，已然像一个小石子，一个浪头打来，他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又被拍打到了另外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
第一部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2）…（图）
当上了“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反革命”，曹瑞华白天被强制劳动改造，晚上被批斗。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曹瑞华说，他还是感到幸运，因为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右派相比，他没有落下什么伤残，并且不到两年他就获得了解放，再一次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曹瑞华记得很清楚，他一共只当了678天“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 接着，曹瑞华种了半年蔬菜；挑大粪也干过；后来又开始养猪。当时，他跟右派分子在一起养猪；大概半年之后；工宣队主任到猪棚去视察工作；见猪养得不错。 主任：“你们几个人养？” 曹瑞华：“两个人养。我的事情怎么说？” 主任：“什么事？” 曹瑞华：“你们不是说我是反革命；是反共救助军上尉连长吗？” 主任：“这个事情他们没向你宣布？” 曹瑞华：“什么时候？宣布什么？怎么宣布的？” 主任：“这是没有的事情；是假案；没宣布过？” 曹瑞华：“没有。” 主任：“好；今天晚上开个会；宣布这是假案；没有这个事情；宣布为曹瑞华平反。你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你应该掉泪。” 曹瑞华：“我早就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了；我写了报告给你们；你们说我狡猾抵赖，跳梁小丑。” 曹瑞华获得了解放，又开始了终日劳作的农场劳动生活，这样的日子一晃又是五年。1974年，曹瑞华在农场立了一个大功，当时的一个军代表看了曹瑞华的档案，觉得他很可怜，问他有什么要求，曹瑞华只说了两个字——回家。但在那时，要想把户口直接从劳改农场迁回上海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军代表帮曹瑞华在江西万安县的一个公社找了个关系，让对方开出愿意接收他落户的证明。有了证明，曹瑞华就有资格被“放”出去了。1975年元月20日，曹瑞华拿着落户证明和一张农场“清理回乡自行就业”的介绍信，也是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公函，走出了劳改农场的大门。
第一部分20多年的上海“黑户”（1）…（图）
1975年，离开上海整整17年、年满33岁的曹瑞华终于又回到了上海，一个人走出火车站，看着眼前这座在梦中无数次梦到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激动难抑，不禁泪流。因为农场军代表帮曹瑞华开的落户证明只能让他离开农场，并不能落户，因此他在上海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身份的人。曹瑞华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黑户”生涯。 当时的上海，有户口才有可能找到工作，没有户口就不可能有工作。他到人民广场；只能找一个帮人护理病人的活；而找活的人看他个子不大；担心他没有力气，老曹对身宽体胖的雇主说，“你试试看吧”。他把这个雇主一下提了起来。他的表现得到了几个月的保姆的活儿。 为了活下去；他捡过烂菜；回来腌一腌；把它晒干吃。他的生活没有保障，工作也是零打碎敲，整日提心吊胆。帮人家送过货，帮人家押过车，推车过桥头。有一次推桥头碰到他的同学；就是从桥下推到顶上。他的同学看到了他；问他“是你吗？你怎么到这个地步”，他讲了他的遭遇；他的同学很同情他；给了他100块钱。但是，他拒绝了，我想靠自己过得过活。 曹瑞华四处打零工，在上海这座根本就不承认他存在的城市艰难地活着。在计划经济年代，因为没有户口，他没有粮油供应；因为没有户口，他外出不敢住店，经常在火车站、路灯下过夜，但还是一次次因为说不清身份而被当地派出所作为嫌疑对象收容审查。 他在四川时；有一次晚上被查问身份证；他被了当成坏人；在盘查者眼里；他是坏人；没有身份证就是坏人；来路不明嘛。那时的派出所都是这样；像他这样的人，关上三五天都没有问题。他的心里极不是滋味；任他怎么说；别人就是不相信，“你这个人没有户口；来路不明；是不是逃犯？我们要查你；好了；你不要走了；让我们审查吧”。结果，他被整整关了一年；里面的人全部走了；可是，他还被关在里面。 1977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35岁的曹瑞华和一个刚回城的上海知青结了婚。但妻子无法忍受与一个“黑户”丈夫共同生活的困苦，找到工作后不久，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他，5年后，曹瑞华再婚，但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婚，这一次，他失去了住房权。 曹瑞华：离婚以后，我后来花2300块钱买这个房子，结果老婆整了我一家伙，叫我写她的名字，我想我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嘛，行行行，写你的名字吧，这个两个人还有什么好争的，结果名字写好以后，3个月不到，老婆把名字一改，改她的名字，产权证，她跟我闹离婚了，我又没地方住了，就去住旅馆，住的都是很差的旅馆，地下室里小的，（管得）比较松懈的。（住）松懈旅馆不是说为了做什么坏事，而是价钱比较便宜。我在那个里面跟服务员关系不错的，早上起来如果旅客要赶火车赶轮船了，要开门了，服务员很懒的，我说我去，帮服务员开门，倒垃圾打扫卫生，服务员都不希望我走，到什么地方都不希望我走，说我很勤快。一共住了一年多。
第一部分20多年的上海“黑户”（2）…（图）
曹瑞华说，虽然“黑户”的头衔使他遭遇到了无数磨难，但他能活到今天却要感谢“黑户”的这个身份。1989年，曹瑞华外出途中突遇车祸，濒临死亡，因为没有呼吸，朋友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将他的“尸体”送到附近的火葬厂火化，但因为不能提供“死者”的身份证明，火葬厂以“尸源不明”拒绝活化。在火葬场停放了几个小时后，曹瑞华奇迹般地苏醒过了。 曹瑞华：那是11点半，等到我醒以后；他们告诉我；你醒过来了；你命真大；你捡一条命，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好，刚刚送你到火葬场去了，你已经死掉了，我说怎么死了，你气都没有了，公安局那个交警来了以后（说）；因为你已经是断气了，没有呼吸了，完全休克状态，昏死状态。 人家跟我说，你幸亏没有户口，我也笑了，我那个笑是苦恼人的笑，脸上笑嘻嘻，肚子里有苦说不出。幸亏没有户口，有户口要死的话，十七八年前我就死掉了，不存在现在的事情了。生活是说不清楚的，让人哭笑不得。 陈晓楠：老曹说在50岁的时候，他才真真正正明白了，什么叫做一无所有，什么叫做两袖清风，因为那时候他第二次离婚，辛辛苦苦挣下的房子又是因为身份的问题，被妻子一并带走，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出去住旅馆。没有家，没有家当，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连属于自己的一个身份都没有。这个一无所有，可是彻彻底底。我发现，老曹在讲话的时候，他能记住很多的细节，可是问到他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当时他怎么想的，他往往说不上来。可能因为一路上，这种变故太多了，让他应接不暇，所以他会把一切变得简单，变得简单到三个字，那就是“活下去”。当你不得不接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有着惊人的耐受力。 为了落户，为了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1983年曹瑞华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不停地往返于上海、江西之间，没有经济来源，就靠乞讨积攒路费。经过十几年不懈的上访申诉，曹瑞华的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93年，曹瑞华获得平反。2001年11月26日，曹瑞华苦盼了几十年的户口终于被九江市公安局的民警送到了上海。这是一个他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59岁的曹瑞华和他83岁、瘫痪多年的父亲，早早地就坐在了家门口等待。当两位民警把户口送达并交到曹瑞华手中的时候，曹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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