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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上海来-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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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荷尽心的布置，费力的解释，让张爱玲感动，最后她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说：“我喜欢！如果你看见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儿是天堂！”
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拥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着说：“不！在你没回来之前不是！你在这里，才是天堂！”这仿佛是张爱玲在她孤独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温暖拥抱，不再想香港老板的轻蔑，继女霏丝的冷眼。经过香港这一段煎熬，张爱玲对瑞荷的爱感受更深，她愿以全身心的奉献作为回报。
回家的生活安稳又甜蜜。去图书馆成为两个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们一人一张桌子，各自埋首写作。工作结束后，买简单的食物，抱着书一起回家。偶尔会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旧物，瑞荷总喜欢在摊前驻足。他喜欢买东西，通常不考虑是不是用得到，这时候张爱玲就要使劲把他拖走，他们的生活不允许有额外的浪费，但这样的拉锯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张爱玲会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剧烈斗争，而后她会让瑞荷回头去买那件小东西，她对她所爱的人从来没有吝惜。
瑞荷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每天数次地更换床单，跪在浴缸边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书桌前打字，她也会忽然停下来，屏住息，直到听见瑞荷沉沉的鼾声，这才放心继续打字。她为这一趟亚洲之行写了篇旅行报告，杂志寄来三百块美金的稿费，是她几个月辛劳的总值。
瑞荷努力不要成为她生活中的负担，他拖着脚在厨房里煎香肠，打蛋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却俨然一派厨师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个下雪的晚上，瑞荷买了东西，蹒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张爱玲睡在卧室床边的一张行军床上照顾他。她听见瑞荷在暗夜里哭泣，喃喃咒骂，她只能抱着他的头，轻声地安慰。瑞荷的眼泪流个不停地问：“我们的好运在哪里？”张爱玲没有回答，她心里也在问。两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来，始终没有来。
第四部分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两年，张爱玲终于得着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她向霏丝求助时，她木着一张脸，不肯在她暂离时替她照顾瑞荷，霏丝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课要教，我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他需要你！”
张爱玲急切地解释说：“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搬的公寓连暖气都没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要怎么度过！我现在申请到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可以去赚点钱！”
霏丝明白继母说的有道理，但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是为了要摆脱责任，所以也不肯轻易松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这样！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但他比我预期的要坏得更快！”
张爱玲知道霏丝始终怀疑她嫁给瑞荷的动机只是为了居留的身分，这让她气愤又难过，霏丝也仿佛在暗示张爱玲不会照顾瑞荷，太过纵容他导致他的健康越来越坏。张爱玲没有再说一句话，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顽强倔强来承担她所选择的一切。这一年她四十六岁。
等到霏丝再来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带着瑞荷搬走了。公寓里只剩下几个纸箱，还有张爱玲留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霏丝很难过她这样把父亲带走，但也无能为力。她蹲下来翻翻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心疼地抱怨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她把箱子拿起来，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记载着张爱玲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终撒手人寰，他被盖上白单子，由医院的护理人员推走。一位护士过来同情地拍拍张爱玲的肩问：“瑞荷太太，你还好吧？”
张爱玲相当冷静，她的眼是干涩的，摇头说：“我没事！”
直到她坐在医院门口等计程车，才恍然有了点感觉。她身旁放了一个纸箱，是医院里搬出来的东西。她手里挽着一件瑞荷常穿的灯心绒衬衫，那领口已经磨破，上面沾满他的烟味。张爱玲深深地嗅那气味，，这气味触到她心的最深处，瑞荷走了！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她虽然卸下这不胜负荷的重担，但当下她在这世界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倾诉的亲人了。偌大的世界，绝对的孤独，尽管她早已经预备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同样的，她一生中无论多早为生命的残破忧患预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她还是要痛哭一场。
在这种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说《半生缘》。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个走完了大半生，孤单地流落异乡的女人。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曼桢那句痛彻心肺的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仿佛也正是张爱玲凝视自己命运时心中的喟叹。
张爱玲独个儿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几乎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庄，拜托住在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
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
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
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
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第四部分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
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第四部分时间真是可怕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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