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悬崖-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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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住户都是些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板类人物，除了周六、日，几乎没有人白天在家。显然凶手熟悉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中午这样一个最为安全的时间作案。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陈耳东却毫无线索。可以说，那两日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焦虑与彷徨之中度过的。　　　　
　　　　因而，他决定要彻底整理一下头脑里的杂乱思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他在老婆孩子睡了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他那间小书房。为了保持清醒，他喝了足足半筒铁观音，还把准备送给老岳父的一套礼盒咖啡拆了包，这两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不同兴奋剂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润滑着我的这位警察朋友的思维，使其高速运转。　　　　
　　　　就如你曾经在某外国电影或者某中国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陈耳东在一张白板上（那是他从儿子屋里搬来的），用一支红色的画笔把两案中所有与被害人有牵连的人一一罗列出来，不管他或者她与他（赵湘）或者她（何芊）是否有矛盾有利害冲突，是否有解释得通的杀人动机；也不管他或者她在两起谋杀案发生之时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证据，不论三七二十一，统统再做一次彻底的分析。　　　　
　　　　于是，在那块原本陈太太让陈公子随意涂鸦的园地上，便出现了一串编了号的名字、一些缺少标点符号并且相当不完整的简短附注。不过，说是“一串”，其实他一共也没写上去几个。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两起谋杀案当中，与两名死者有关系的人其实非常少。　　　　
　　　　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板，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雇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制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系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复复。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雇于赵湘老板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只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叹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卷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没有拿到签证，习亚兰只得一个人先走。当赵湘第二次被拒签，出国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便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作为自己独自为此承担风险的回报。　　　　
　　　　“随后，赵湘的这种心思很快就被习亚兰察觉，于是她便悄悄地回了国。当然，对于赵湘而言，她毕竟嫁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二人总得见上一面。所以，接到习亚兰打来的电话，他便告诉了习亚兰自己的新住址。5月16日的那天晚上，就在死者的那位画家兄弟走了没多久，习亚兰便赶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然后杀死了自己的新婚丈夫！　　　　
　　　　“当然，照此推断，很多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还无法解释，诸如：她究竟是按时到访还是提前赴约；为什么赵湘会在那一刻洗澡；还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洗澡，这连同阳台上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都是她为迷惑警察而伪造的一种假象；到底她是怎么迎面给了她未婚夫一刀对方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这一切发生在她拿到那笔钱之前还是之后；既然随后不久那个受雇于赵湘的老板左某的祝强，和那个为何芊丈夫做事的下岗警察便相继赶到了那里，那么她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无论是张口要，还是自己动手找，她都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以那笔巨额美元为依据而怀疑习亚兰杀了赵湘，那何芊之死又怎么解释，难道说她与此事也有牵连？她同样也死于习亚兰的刀下吗？　　　　
　　　　“你应该能理解，这么多的疑问让我一下子就琢磨透肯定是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意识到，既然这位习小姐同样也有犯罪的动机和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她是否在两起谋杀案发生的这几日回过国。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让梁子和小胡兵分两路，挨着个儿地去一家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查找是否有一个叫习亚兰的中国女人近期从美国飞回来或者飞回美国去，随后，我又一次开车去了天津。因为从那个画家口中得知习亚兰有一个奶奶，我想找找那个老太太，看看她的孙女习亚兰是不是真的回来过。　　　　
　　　　“其实，从理性上讲，我那第二次天津之行几乎是没有必要。后来破获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有一回跟我的那位生了病的老上级一起钓鱼，他曾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邪门儿，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琢磨琢磨，换了你，如果是为了杀人而回来的，还不完了事儿就跑，能去回家看你奶奶吗？再说了……这点儿事儿，也值得费着油又跑一趟？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不就齐了嘛……’　　　　
　　　　　“说实话，我这人在想问题时可能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尤其是在办案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而另一方面，常常会不依据理性而凭着一种直觉去处理问题。具体到这件事上便是如此──也不知道怎么了，当时总觉着那一趟可能会得到什么收获。不过，按照本来的想法，是打算快去快回，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天津呆上整整一天……　　　　
　　　　“我是在5月24日第二次去的天津。考虑到习老太太已经80多，我没有贸然前往，而是先去了当地派出所，找了个民警一起去拜访老人家。　　　　
　　　　“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的家也是在马场道上，与赵氏兄弟的寓所只隔了两座带花园的洋房和一个不大的邮局，也是一座有年头儿的小楼。与那个民警交谈了几句后，我们就一块儿去见了习亚兰的奶奶。　　　　
　　　　“在一间光线明亮，陈设典雅，半圆形的会客厅里，小心地坐在一对不是清代也是民国年间制造的太师椅上后，我和那个民警与那位衣着整齐，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个民警说，我们的造访并没有什么公事，只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了解一下她时下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什么困难等等。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习老太太身体相当硬朗，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仍旧像一个中年妇人，全然不见那种耄耋之态。她十分健谈，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岁数还大的紫砂壶给我们沏了一壶乌龙茶后，便抱着一只纯种的泰国短毛猫，用地道的天津话，娓娓地跟我们描述她对邻里之间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老太太提起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她对自打那位老所长那年退休，就再没有见到前来拜访她的民警的感慨。说起来，我虽然还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也决不是孤陋寡闻，多年来同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与犯罪有牵扯的人打过交道，可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也无法把习亚兰那样一个女人与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随处不透出格调高雅的古朴环境联系在一起。　　　　
　　　　“……终于，那个民警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谈起了我所关心的话题。20分钟后，我发现习老太太也不知道习亚兰与住在附近的两个赵氏双胞胎里的一个结了婚。了解到习亚兰去美国是为了继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遗产’的同时，也得到了我这一趟来要确认的一件事──自从习亚兰4个月前走了之后，至今没有回来过。　　　　
　　　　“谈到她一直牵挂的宝贝孙女，习老太太把我们引到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为了不让她一天到晚总是想念自己，她的孙女在临行前全给收了走，这是她惟一拥有的一张。听老太太这么说，我不禁认认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个约摸四五岁、头上对称地别了两只发卡、身穿整齐水手套装的小姑娘，圆圆的小胖脸上，一双黑大的眼睛正诧异地望着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充满疑问。”


并蒂莲两朵莲花

　　　　陈耳东二人是临近中午告辞了习老太太的。因为急着赶回北京，他谢绝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饭的邀请。不过，当他驾着车，行驶在天津市区狭窄的马路上时，忽然就有了一种白来一趟的感觉。他一时颇不甘心，犹豫了一阵，决定再与赵湘的孪生兄弟画家赵鄂见一面，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说自己又来了天津，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顺便再谈谈案子。　　　　
　　　　赵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诉陈耳东他这会儿正在民航售票处确定自己飞往美国的航班，听说他快到了解放桥，便约他在滨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楼饭庄见面。　　　　
　　　　陈耳东和赵鄂几乎是同时到达那家餐厅的。当他停了车，刚刚从车里钻出来，赵鄂也正跟出租车司机结账。　　　　
　　　　见赵鄂没有开着那辆跑车来，陈耳东便在饭桌上询问原由。赵鄂告诉他，因为要出国，他已经把车给卖了。叹了一口气，随即又补充，还有他当初给自己兄弟买的那一辆也卖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孪生手足，赵鄂不由一阵黯然。　　　　
　　　　一见此状，饭桌上的陈耳东只得暂时咽下那些关于谋杀的话题，只是说自己来津是为了见见习老太太，又问了问当日的美元牌价（此前赵鄂曾经提起刚刚在银行为自己的美元帐户办理了“威萨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国哪一州，是什么学院，具体到那里讲什么课，准备何时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问题。　　　　
　　　　赵鄂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告诉陈耳东，自己准备后天就走，乘坐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　　　　
　　　　说到这里，画家忽然抑郁起来，沉默了好一阵，他才开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位悲伤的画家像女人一样拭去了眼角上的泪水，抬头看了看表，低声对陈耳东说，“就一起回家里谈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会来，约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来签售房合同，房子对方已经看过了，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噢，没关系，”陈耳东回答，随即不安地说，“倒是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你马上要走了，这么忙，实在是太打扰……”　　　　
　　　　“哪儿的话！”赵氏兄弟连忙说，“我是一个公民，协助警方破案是应尽的责任，况且你是为了……”说话间，他招来了服务员，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陈耳东，“不不……我来吧，就你那点儿工资……”　　　　
　　　　拿出一只鼓鼓的钱夹买了单，他挽着陈耳东的手臂走出了餐厅。随即，他上了陈耳东的车，指点着他朝马场道方向驶去。路上，他解释了自己卖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经向赵湘提到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赵湘已经去世，谈到这一点，他一时显得非常无奈。　　　　
　　　　“其实房子本身好办，说卖也就卖了……”他苦涩地说，“可家里的很多东西真是难以处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还有我妈妈的那台斯坦威钢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时候她爸爸给她买的，据说全天津只有两架；还有一些别的，就说谈不上多值钱，但却有纪念意义，比如我兄弟的小号，尽管他一直扔在阁楼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还有我的那些画儿，我的那个经纪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给他，原因是……不过还好，我昨天刚刚和我的一个堂叔讲妥，他住在杨柳青，家里的房子多，同意暂时先把东西搁在他那儿，我总算有了着落……”　　　　
　　　　抵达即将出售的赵氏寓所时，陈耳东看见有3个扎着领带，衬衫雪白的男人正等在小楼门前。下了车，与其中一个拿着文件夹的人握了握手，赵鄂招呼众人上了楼。鉴于是两拨来客，他把陈耳东安顿到自己的画室歇息。递过一筒冰凉的饮料，歉意地笑了笑，便跑去另一间屋与那几位房屋商洽谈生意。　　　　
　　　　虽然这位赵鄂声称不会耽误很长时间，但陈耳东却在那间画室里足足呆了3个多钟头。为了打发时间，他无一遗漏地看了画家赵鄂的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几十幅作品。　　　　
　　　　“尽管我是个喜欢艺术的人……”他后来对我说，“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份儿闲心。我一直坐在一把摇椅里苦思冥想着自己的这两起案子。直到他推门进来，说还要去那家公司签合同时，才站起来去欣赏那位画家的一幅幅杰作，要不是这样儿，绝不会注意到那张画儿……”　　　　
　　　　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