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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悬崖-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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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5月1号的下午，我们三人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一道上，大家十分快活，火车刚一开动，立刚就邀了个长得并不难看，只是脖子很短的上海姑娘和我们一起打扑克。分配对手时，他执意要与我一家子，可没想到一向随和，从不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文茂却不同意，坚持要摸牌，“那不成，”他说，“该是谁跟谁，就是谁跟谁！”
结果，文茂摸到一张红桃，立刚不得不懊丧地跟他交换了位置。
我们玩儿得很尽兴，每个人都十分投入，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去吃。我和文茂大获全胜，到了熄灯那会儿，竟然让立刚他们当了六次“猪”。这可不是说我们的牌有多好，完全要归结我和文茂的默契配合，我们总能相互理解，几乎没有出错过一张牌，这不得不令立刚称奇。
“我说，”他感叹道，“你们俩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
听了这句话，文茂立刻满脸通红。立刚也发觉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一时心不在焉。不过，这只是短短的一刻，很快他便集中精神，继续与我们战斗。
那天夜里车上的人很多，文茂没有补到床铺，为了让我好好休息，他俩把那张中铺给了我，两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侧着身，可笑而又亲密地挤在下铺上。
“不不，”见我于心不忍，文茂连忙地欠起身，“我们很好，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那年去牡丹江，我们就是这么睡的……”
可说是那么说，毕竟那张床太小了，直到半夜，我被一阵颠簸弄醒时，仍然听见他俩在下面像两只鸟儿一样唧唧啾啾地唧哝着。
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根本想不到他们是在谈论我。立刚说，就在那一晚，文茂说他其实也爱我，并表示他愿意为我“牺牲一切”的。不过他要求立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把这一点告诉我。那一刻他相当不放心，非逼着立刚发誓。立刚没办法，只得按照他的意思说了些“不得好死”的话。就算是这样，立刚也没有克制住自己，也加上当时我们正好说到了那儿，那一趟回来没几天，便把文茂出卖了。
我说过，对我而言──无论是他还是文茂，我都感到无法理解，因此我忍不住问立刚：“你把这些告诉我，难道一点儿都不担心吗？”
“担心？”对我的话立刚非常诧异，就好像我提了个十分古怪的问题。他反问我，“你怎么会这么讲？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们俩让我更信任的人了，我怎么会担心你们呢？”
是的，立刚的确是这么说的。说完了这些话，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沉默了一阵，他接着说：“命运，是命运让我们三个走到了一起，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上海玩儿了一天，去了外滩，逛了南京路，还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游艇上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这其间，我一直为立刚称奇：虽然是第一次来上海，可他对上海的了解却远比从小就往这儿跑的我多得多，不但知道位于长乐茂名路口的艺术剧场1949年以前叫兰心戏院，而且知道徐家汇大教堂的本名是“圣依纳爵天主堂”，而当我们在淮海中路看见那座漂亮的三层白色别墅时，他居然告诉我，那曾经是一个叫“盛宣怀”的富商的宅第。我真有些搞不懂，这一切，他是如何知晓的。
立刚就是这样，似乎世界上的事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第二天在周庄也是如此。我们乘着一只平头小船，由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摇着橹，在小河中欣赏沿岸那一座座俊秀的南方小宅时，他再一次提起了威尼斯，说一旦攒够了钱，我们三个一定要去一趟。他讲起了那里，讲起那里的“圣马可广场”和“佩萨罗宫”，以及大运河上的“雷亚尔托”桥和那些叫“贡多拉”的小舟。他讲得十分真切十分到位，不但知道那些他根本没见过的世界著名建筑的历史，建造于何年何月，甚至知道“贡多拉”的长度是11米，由280块山毛榉木板所组成……
当然，现在想起来，立刚当时不乏有些卖弄，但想必你一定能理解，像我这样一个刚刚陷入初恋的女孩子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会对自己的男朋友丰富的知识面大加赞赏。我就是这样，那一刻，心里真是充满愉悦。但对文茂来说就不一样了，每逢立刚在那儿夸夸其谈之时，他总会沉默不语，似乎为自己插不上嘴而自惭形秽。
洞嫁给我吧
尽管说我那时还十分年轻，可却属于那种很心细并敏感的女孩子，每当到了这会儿，都会尽快寻找时机，把话题引向文茂所熟悉的方面。有一次我做得过于明显了，以至于在文茂朝我望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他心知肚明的眼神。
不过，你千万别因此曲解了立刚，认为他是一个粗心的人。事实上，很多时候他考虑得非常周全。第三天，我们到了杭州。临进家门之前，我们俩和文茂分头买东西的那一会儿，立刚忽然提出一个建议，说反正我的老爸老妈也不知道我和他交了朋友，为什么不暂且将这事儿瞒住呢。见我有些不解，他做出了如下解释：
“当然是为了文茂，万一你妈妈总是想方设法偏疼自己的女婿，诸如……在饭桌上一个劲儿给我夹菜或者饭后一个劲儿地往我嘴里塞葡萄，文茂肯定会不自在；也许更糟，没准儿你那从英国回来的学究老爸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偏心，会当着文茂的面儿送给我一块昂贵的瑞士运动手表而只送给他一只香港产的钥匙链儿，那文茂多尴尬呀，你说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儿，这还只是其一，而说到其二，他诡秘地笑了，“我实在有些好奇……真的是很想听听两位老人家的看法，在我和文茂之间，到底他们更喜欢谁。”
见立刚说的有理，我当下就表示同意──当然我赞同的是他所列举的第一个原因，至于他说的第二点，我却有些吃不准，总觉着有点儿恶作剧，除此以外，还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总觉着……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不过，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并做得十分认真，但凡我老爸老妈在场，我一定会对他俩不偏不倚──只要先给立刚削了苹果，就一定会给文茂剥个橘子，即不少看谁一眼，也不跟谁多说一句话。甚至连坐的位置我都十分注意──那两天晚上看电视，我总要把沙发上的立刚和文茂扒拉开，坐在他俩中间。这不但让文茂一脸困惑，还真把我老爸老妈给蒙了。我老妈终于绷不住，临走的那天晚上她在厨房做饭，趁一条仍在张嘴的鲑鱼在油锅里发出噼啪作响之时，她伏在我耳边问：
“我说死丫头……你到底打算跟谁？”
“嘿嘿嘿……”见她落入了立刚的圈套，我笑着反问她，“你没看出来吗？”
“没有。”她老实回答。
“那……老爸呢？他觉着呢？他觉着谁好？”
“都好。他说。说他们俩……哪个都行。”
我把我老妈的话告诉了立刚。他听了非常惊奇。
“这是你老爸说的？”
“是啊？”
“这可真是的……我原来以为……”
立刚没有把话说完，害得我至今不知道他究竟以为什么。第二天，我们返回北京之前，我老爸把立刚和文茂两个人叫到了自己的书房，然后拿出来两条从伦敦买回来的包装相同、颜色和条纹也几乎一模一样的丝绸领带。
1999年的秋天，也就是我和文茂在“老树皮”咖啡屋见面的3个月之后，我们俩结了婚。
10月的一个晚上，天空飘落着最后一场秋雨。当我那天下了课，打着伞走出“新奥尔良”的大门时，我看见了浑身透湿的文茂。
“嫁给我吧。”他说。送我回家的一路上，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我常常想起文茂的这句话，想起当时的情景。有一个问题我总是搞不清──我究竟是因为什么而答应了他，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他？还是因为不忍拒绝他？我真的是有些不明白。
这个疑问，早在结婚前就不停地缠绕着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后来，很多事其实都非如我所愿。我不是指当初爱上了立刚却嫁给了文茂，要说的只是些很具体的问题。诸如，我一向认为跑到照相馆去照婚纱的做法俗不可耐，可在文茂的坚持下，依然去了新街口的那间影楼，让那个留着小辫儿的摄影师整整摆弄了一天，而后捧回一堆连我都不相信那上面的人是我的照片来。
我更不喜欢那种大排筵宴的方式。当我第一次想到终有一天我会出嫁时，我就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简单而朴实的婚礼。这一点也没实现，这都要怪文茂的继父（当然文茂只称他为‘叔叔’），那位酿造葡萄酒的老先生携带他妈妈专程从吐鲁番赶来操办了一切。那天早上，当我穿着一身硬邦邦的白色纱裙走下楼时，前来接我的高级轿车居然多达50辆，从我家的楼底下一直排到小区门口，我当时惊得都快晕过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北京会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那位老先生，竟然在西苑饭店摆了60桌。只是，除了我那几个“新奥尔良”的同事，文茂的几位大学同学，再也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我就这样嫁给了文茂，一切都很老套，循规蹈矩毫无任何浪漫的色彩。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我当时还是很幸福的，虽然失去了立刚，但却拥有了同样爱我的文茂，拥有了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是的，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相当不错，宽大的客厅，舒适的卧室，还有一间布置得十分有格调的小书房。这都要归功于文茂财力雄厚的继父──为了得到文茂的认可，他全款给我们买下了位于西二环的那套公寓。
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忘记立刚。这其实并非我的本意，但我无法摆脱他──无论是在燕尔新婚的夜晚，与文茂恩爱地相拥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的一刻，还是独自坐在小书房里静静沉思之时，只要闭上双眼，立刚便会蓦然出现在面前。
那种情形，一般来说都很短暂，幻影似的转瞬即逝。可也有例外──秋日的一个寂静的午后，我竟看见他一身白衣，头上罩着光环，两肩上还扇动着一对天使的翅膀，毫无声息地从阳光灿烂的窗外飘然而至……
记得吗，我曾经告诉过你──立刚是在1998年的8月失踪的。照说他本不应该与那场洪水有什么关联。在他动身的5天之前，我从来也没听说他湖南有什么亲戚。可是他说有，恰恰在灾区。那是他的曾祖母，已经97岁。当电视里第一次报道洪水的消息时，他便开始惦念。而有一天，在新闻联播里看见一群武警士兵驾驶冲锋舟，从一座屋顶上救下一位比他曾祖母年轻得多的老太太后，立刚再也坐不住了，终于请了5天假赶回去探望，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那段日子，为了寻找立刚，我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几次在当地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每个星期一都要去象来街立刚的户籍管辖派出所，找那个身材矮胖的负责警察打听是否有他的消息，在终无结果的情况下，还让文茂陪着我去了一趟湖南。
在岳阳，我们找到了那位挂靠一家国营客运公司的长途汽车的司机，而后一同前往那座小镇。站在河边出事的那座漫水桥旁，我们听了那位大难不死的小个子讲述了当山洪暴发之时，他所驾驶的那辆编号为1026的大客车是如何像一个罐头盒一般翻滚着被汹涌的洪水冲到8公里之外的下游。
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41位乘客中有9人死亡，28人受伤，还有两人失踪，至今没有找到尸体。虽然那个司机没有把照片上的立刚认出来，可是根据文茂提供的火车车次，当地客运公司的一位调度员告诉我们，那天只有这一辆车去了立刚曾祖母的所在地，她深信，如果立刚那天是乘坐那趟火车到的岳阳，他就一定在这辆车上。
我实在不相信我就这样失去立刚，老觉着他还活着。每当有人敲门，电话响起，或者在大街上看见一辆型号相同的红色吉普车时，总会认为那就是他。甚至每一次开新课，我走上讲台，望着下面一张张陌生面孔的那一刻，都忍不住要在最后一排寻觅他的笑脸。
那一次次的失望真令人悲伤，以至于有一回，我竟没能控制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使得原本躁动不安的教室一片寂静。
从岳阳回来之后，我很少和文茂见面，即便是见了面，我们也很少谈立刚。尤其是文茂，他总是小心地避开这个话题，包括那次在“老树皮”咖啡屋的会面。我说过，那天晚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除了问我是否再喝点儿什么，他几乎没有开口。那种情形，简直就与北野武的影片《焰火》里西佳敬和死去的刑警田中的妻子在弁当店见面那场戏如出一辙。
我一直在懊悔──为什么当时对文茂的沉默丝毫也没觉出不正常，一点儿也没抱有警惕，非要等到结婚之后，才感到问题的所在。
那是一个星期六，头天晚上的气象预报通知说从西伯利亚赶来的第一股寒流已经到达，气温将会下降十七度，同时还伴有七级大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天早上文茂仍然坚持要出门，不到六点便悄悄下了床。当他窸窣地穿上衣服，把一件加厚的羽绒服套在身上时，我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困惑，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头问：
“今天这么冷……就不能不去吗？”
虽然我的话完全可以称之为柔声细语，但对文茂来说却好似一个惊雷。浑身一颤之后，他勉强扭过了脸。他想对我说什么，可嘴张开好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字，最后还是背起那只大号的双肩包，默默地拉开了门。
早在婚后的第5天，我便已经对文茂生出疑问。那天也是星期六，不同的是，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当我起了床，拉开窗帘时，我看见了自打来北京之后所看见的最为湛蓝的天空。但我的好心境很快便被打碎──我发现我的新婚丈夫不见了。
在客厅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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