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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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　　　　
　　　　金的绝食到了第二天时，扛不住了。京不特说，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底。但金说不妨也割腕。最后，金没有割腕，倒是京不特拿把剃刀朝自己的肚子剖下去。剖腹事件引来了更高一级的狱政长官“光头”。光头无奈，只好同意带金去内务部见韩国大使馆的人。　　　　
　　　　金去过后回来告诉京不特，他总算见到了带南方口音的韩国使馆的人。监狱里的人都给金道喜，祝贺他不久就可以获得自由。但金在叙述见面的过程时，一些细节引起了京不特的警觉，比如两个韩国人居然不能出示任何证明他们国籍和身份的证件，而且老挝当时与韩国并没有外交关系。金开始恐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两个韩国人是冒充的，他们极有可能是北方派来的。　　　　
　　　　京不特给金出主意，告诉他必须将错就错一直装傻，这样才有机会在对方并不在意的情况下在未来押解的途中逃跑。但金的血气太盛，等第二次要召见他时，他居然冲狱卒发火，说他已经看出来了，那两个人不是韩国使馆的人。　　　　
　　　　结果，金变得没有选择，只好跟随莆沓去了内务部。临行前，莆沓告诉他，说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在金走向监狱大门的时候，京不特追了上去，把一本狱中诗稿送给了他。　　　　
　　　　金从京不特的眼角摘下一朵梅花，随莆沓上了车。　　　　
　　　　这是他们一生中的诀别。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冯征修先生

　　　　1990年很快就过去了，在1991年的下半年，京不特开始交好运。首先，仁山、仁华法师来看他，告诉说行秀法师和很多朋友都在为他的事奔走，他的案子可能递交给了联合国。很多朋友为他募捐，准备将他从监狱中赎出去，但老挝方面的要价太高，要四千美元，京不特拒绝了这个价钱，他劝他们把钱用在别的需要的地方。　　　　
　　　　仁山、仁华法师走的时候给了狱头两千泰铢，希望京不特得到好的照顾。　　　　
　　　　这两千泰铢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京不特被调到活动空间更大的“自由”牢房，接着他要求给莆沓打个电话也被准许了。实际上，京不特拨通的是联合国的电话。仁山、仁华走后，又委托一个中国人送些食品给京不特，中国人同时还给了京不特联合国在万象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个说法语的女子，京不特要求改说英语。在英语交谈中，京不特了解到他的案子果然被联合国关心了，而且他的大照片已经贴在万象办事处的办公室里。那个女子要求他保护好身体，不要绝食，他们正在为取得与他会面的许可与老挝方面交涉。　　　　
　　　　1991年11月的某天，看守把所有犯人集中到伙房边上训话，大声宣读犯人守则，并蛮横地没收了大家的纸和笔。这项看起来非常凶暴的酷政对京不特却无疑是好征兆，之前，他通过同监的朋友撒木的妻子邮寄出去的信看来真正起作用了。撒木是老挝农业部长的儿子，因开车肇事被投入狱。京不特通过他的妻子分别给外交部和老挝总理康代·斯潘东寄了信。在给康代·斯潘东的信中，他写道：　　　　
　　　　我是一名信仰佛教的僧侣，我也同样认为老挝是一个慈悲为怀、信仰佛教的国家。但是我有些困惑，作为一名僧侣，我竟然在这个国家里被关押了这么久。当我获悉联合国在四处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们的时候，为什么我无法与联合国的人见面？我有一些在曼谷当记者的朋友，他们想来老挝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及为什么当联合国的人知道我被关押在鹏滩监狱之后，而他们仍然无法见到我。……无论如何，我希望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的问题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　　　　
　　　　一天，一个囚犯对京不特说，没去游湄公河是聪明的，因为当你游到河中心时，老挝的士兵就会在背后开枪。京不特没有选择过河，也就永远无法知道他是否真的会被击毙在河中，但听完这话，他的心里再次浮现金的身影。金远去了，永远和他分手了。　　　　
　　　　几天以后，莆沓又来了。这次是送京不特去内务部见联合国的人。京不特不打算游湄公河，同样也不打算步金的后尘。他非常警觉地走进内务部的会客室。一个叫阿奴·瓦萨米的芬兰姑娘在等他，她给他一份表格要求他填，并说：“我可以问你些事吗，冯先生？”京不特惊讶于自己的耳朵，芬兰姑娘又说：“你不是冯征修先生吗？”没错，她百分之百是联合国的人！因为，从缅共游击队的丛林，到康恰那布里的普仁寺，再到鹏滩监狱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真实的姓名。他叫冯征修，这个名字只在出生、上学和一切法律表格中使用过，在给联合国的信中使用过，而“京不特”只是他为文学写作起的笔名。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莆沓，他从来不知道一直被关押在鹏滩监狱里的这个中国和尚的真实身份。那天，京不特对联合国的人说了很多很多……最后，瓦萨米小姐神情庄重地说：“我授权特此正式向你宣布，冯征修先生，现在你已经受我们庇护，你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欢迎！”她伸过了手，京不特紧紧握住了它。　　　　
　　　　第二天，鹏滩监狱的一个看守告诉京不特，有个白种女孩去了监狱大门外的饭店，要饭店老板每天给他送饭，并付了两个星期的菜金。　　　　
　　　　从此，京不特重食人间烟火，终于吃到了外面的东西。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红色的麦子

　　　　在哥本哈根卡斯特洛普机场里，一个身着单薄袈裟的中国青年凝视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这是1992年新春，京不特来到了丹麦。　　　　
　　　　他没有回那个不许他支边不许他写诗的上海，而是选择了在黑暗中延续光明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家乡。他愉快地欣赏着雪景，早就忘记了北极的寒冷。无论在万象、曼谷还是西双版纳的日子，整整四年，他都没有见过冬天。冬天的空气是那么的冷冽，冬天的雪花是那么的绮丽。他厌倦了热带，他期望着清澈的风。　　　　
　　　　这个丹麦，在他上海小学的课本里，意思是红色的麦子；这个丹麦是世界上最北的国家之一，有女王，还有为世界儿童写故事的安徒生。　　　　
　　　　他摘下了眼皮里所有的梅花，他不知用什么去报答全世界各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他曾经说自己是“天才”，是一个“重要的、叛逆的中国诗人”，是一个心怀慈悲的“佛教共产主义者”，是一个“明星学生”，而面对别人给予恩惠自己却一无所报时，他想，他的一生又如何成为一首动人的歌？　　　　
　　　　他蜕去了身上黄色的袈裟，他想和所有的人一样，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去当清洁工，去当邮递员，换上运动鞋和羽绒服，在哥本哈根积雪的街道翻滚……　　　　
　　　　1995年，相隔多年之久，我再次在北京的电话中真切地听到这个发小断断续续的声音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为他写了一首歌：　　　　
　　　　我的朋友京不特，　　　　
　　　　好久不见你的信。　　　　
　　　　听说你在缅甸住，　　　　
　　　　又说你在哥本哈根。　　　　
　　　　又到洞庭秋水凉，　　　　
　　　　不见波送你归来。　　　　
　　　　伊洛瓦底江涛怒，　　　　
　　　　难平人间坎坷路。　　　　
　　　　你我同在一个太阳下，　　　　
　　　　都想回到上海那个家。　　　　
　　　　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　　　　
　　　　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笑容有点涩。　　　　
　　　　那年聚在朋友家，　　　　
　　　　我们似乎已猜透彼此的选择。　　　　
　　　　替我去看看海的女儿，　　　　
　　　　告诉我童话家他说没说谎。　　　　
　　　　也许我们都在说谎，　　　　
　　　　只是大难不死天命难违抗。　　　　
　　　　一条大路笔直通天涯，　　　　
　　　　草叶行舟白云作快马。　　　　
　　　　心心念念浪子不回头，　　　　
　　　　每个脚印都开出一朵花。　　　　
　　　　我的朋友京不特，　　　　
　　　　真想给你写封信。　　　　
　　　　只是为了纸短情长，　　　　
　　　　许多话儿想好又不讲。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来江水绿如蓝。　　　　
　　　　姑娘们穿上花衣裳，　　　　
　　　　上面写着绮丽的梦想。　　　　
　　　　总有一天要回到黄浦江，　　　　
　　　　看够往来的千轮万船。　　　　
　　　　山水紧连心系亚非拉，　　　　
　　　　海阔天宽胸怀更远大。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化做了歌。　　　　
　　　　爱你的姑娘僧侣如幻似梦，　　　　
　　　　留下的光阴永驻不灭。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走出了黑夜。　　　　
　　　　住过的学校寺院空空如也，　　　　
　　　　留下的空间是大千世界。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偈语，你的诗歌，　　　　
　　　　你的姑娘，你的僧侣，　　　　
　　　　你的学校，你的寺院，　　　　
　　　　空空如也！　　　　
　　　　我的朋友京不特　　　　
　　　　你的青春，你的爱情，　　　　
　　　　你的生命，你的自由，　　　　
　　　　你的梦想，你的家园，　　　　
　　　　空空如也！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遗憾的缅甸之行

　　　　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类的当务之急》，可是开篇竟花费那么多笔墨写我的朋友京不特的故事，似乎文不对题。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这话意思是说，知己知彼，莫过于知当务之急。而前一章的故事，大家读得不紧不慢，又有何急可言？　　　　
　　　　今年从年初到七月中旬，我一直在做名为“理想主义三部曲”的三本舞台剧：《左岸》、《切·格瓦拉》和《圣人孔子》。在重庆演出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什么是理想主义呢？你的理想主义内容是什么？我本不想就此做任何回答，但是看到演出前观众的拘谨，忍不住说了下面的话：　　　　
　　　　比方说，以前你来到这个会场，仰头望去，台上有位先生正襟危坐，侃侃而谈，这叫做“高台说教”。可是，有一天你再来，说是这位先生死了，上面的座位空空如也。你于是疑惑，而场子里又有人惊呼：“爸爸死了！”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的缺失。但你究竟没有想，你自己也是可以说话的，是不必一定要高台说教地说话的。所以，我这个理想主义三部曲不需要你衣冠高峨、不苟言笑地在席上朝圣，这里也早就不是什么艺术的神圣殿堂，这里和食堂、澡堂、农贸市场没什么两样。我或许会做出许多你们看来亵渎的事情来，比方在台上小便。不过，你无须大惊小怪，你受不了可以退场，也可以要求退票，或者也在下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击掌击鼓都无妨，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一会儿，演出开始了。有观众见我盘坐在台口的汽油桶上吸烟，便在下面大声嚷嚷：“张广天，我可以吸支烟吗？”我通过麦克风回答他：“此事与我无关！”　　　　
　　　　故友引跃如、大不韪，还有安，也来看戏，见此景似有所得，散场后便不断追问。于是，我约他们在巡演的间隙与我同去缅甸，走一走京不特的路，或有感悟。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一部分曼德勒火车站

　　　　避过了五一长假，我们几人从不同方向约会到瑞丽。从瑞丽的边境口岸，我们弄到了一辆车，打算穿越掸邦的崇山峻岭去到曼德勒。结果，我们走错了方向，选择了从木姐、登尼、腊戍、美谬一线进入缅甸腹地，途中还常因道路险涩，假想京不特当年的不易，每每大呼小叫地惊叹。谁想在曼德勒旅馆中接到京不特电话，说是原先他走打洛一线，在缅东北，而不是我们走的缅北。原来我们一路上都在虚掷激情，想来真是荒诞好笑。　　　　
　　　　一路颠簸，穿越于缅共、毒枭和民族分子频繁出没的森林、古镇和峡谷，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在掌灯时分抵达曼德勒。下榻的客栈是台湾籍的华侨开的，对面就是曼德勒火车站。引跃如和大不韪要去找间酒吧喝一杯，我和安决定吃过饭后去火车站转转。　　　　
　　　　曼德勒火车站并不小，但一楼以上所有的房间都空着，黑灯瞎火的，死气十足。站台上横七竖八睡满了穷人——一些真正的穷人，就和全世界各地的影片中塑造的穷人一模一样。他们蜷缩在不同角落，苦苦地等待明晨的班车。　　　　
　　　　安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孩，没有见过如此衣衫褴褛的人群，她谨慎地绕过他们，表情有些窘迫。站台上的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安的脸。　　　　
　　　　安指着凸出地面很浅的铁轨，不无疑虑地问我：“从这儿可以去仰光吗？”我说：“当然可以，只不过这是窄轨，车子走起来有点晃，而且我在关卡听缅甸警察说，火车经常晚点，半途上时不时还会遭遇劫匪袭击。”安又问：“你那个神秘的朋友京不特坐过这样的火车吗？”我说：“大概没有。他是徒步跋涉进入缅甸的，我们比起他安逸多了。人家走的是比窄轨还窄的山路。我们算什么？不过背包客而已。”安很不服气地辩驳：“为什么吃苦就显得神圣呢？苦行僧那么好吗？自虐是天下伟人的必修课吗？”我说：“问题不在苦和乐，而是他总想摆脱一种群体的喧嚣。这点很难。比方我们这次来，要按常规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北京或者昆明坐飞机，当然从瑞丽口岸我们也可以找旅行社组个什么团，或者即使我们这样一路颠簸到了曼德勒，下一站总该乘飞机去仰光吧。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等晚点的火车呢？既不安全，又费钱，路上还随时有可能出现我们无法把握的未知情况；不论从经济上还是舒适方面考虑，我们这样做都有点自讨苦吃吧。这就是个人意愿。可是，在一般旅行问题上，你个人的意愿不合乎常规，倒也罢了，人们最多讥嘲你傻，但在人生的旅途中，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你从孩提时代起，总抱着想干什么的念头成长，而到了后来，你就不得不慢慢顺从了人群，你变得世故，只好认同了应该干什么的现实。”　　　　
　　　　安想要到对面的站台看看，我拉着她的手跨过杂草丛生的铁轨，翻身爬上了水泥地。　　　　
　　　　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