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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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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难民只被允许在尚未占领的国家待上几个星期，7月份我们就得继续搬家，于是我们分散行动。瓦斯纳神父和鲁珀特没回奥地利，在阿尔萨斯—洛林的一个法国小镇等候。爸爸和母亲带着小宝宝约翰内斯回到意大利圣乔根，去我们以前度夏的小旅馆后面山上的小神殿还愿。沃纳和女孩子们回奥地利，和亲戚们住一阵，妈妈的两个表亲接纳了我们。
7月份没有安排音乐会演出，我决定骑自行车去拜访妈妈的其他几位亲戚，他们正在某个高山湖泊边的夏日别墅度假。我曾听说当地景色秀丽，想亲眼见识一下。一路上，我可以像在斯堪的纳维亚那样速写乡村的风景。景色美得超乎我的想象，我把速写本画得满满当当，而且至今还保留着呢。第一天天色渐暗的时候，我在一家乡村小旅馆停下过夜。我注意到自己需要一套干净的床单，于是挣扎着克服腼腆提出要求，主人支支吾吾地道了歉，换上新的床单。
第二天，我跨上自行车再次出发，在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子的轮胎瘪了。我推着车爬上小山坡，揣度着自己是否能走完余下的路程，这时一位骑车的老农停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是啊，我的轮胎瘪掉了。你能告诉我哪里有修车吗？”他说自己身上带着修轮胎的工具。没花多久，我的车胎就像新的一样好用了。我谢过他，正打算上路的时候，他邀请我在他家过夜。我礼貌地拒绝了，告诉他自己想在天黑前到达亲戚家。
我终于到了亲戚家，两位年老的女士迎接了我，她们见到我很吃惊。她们不是我记得的亲戚，于是我进行了自我介绍，她们邀我留宿，可并不怎么友好。她们似乎不情愿和我一起分享食物，特别是黄油。第二天一早，她们要我去照看她们的两个孙儿。我感觉得出来，自己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不请自来。我竟然从没想过要事前写信看看此时拜访是否合适！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家庭里，长辈们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从没有意识到要自己做好准备工作。我只是想，亲戚们会很高兴见到我。如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又会怎么样呢？
既然我觉得自己在这儿不受欢迎，就决定第二天离开，不过还是花时间速写了座落在一块陡峭的岩石脚下的房屋。两个农民小孩跑来看我正在做什么，要求我给他们画像。我高兴地依从了，男孩子很喜欢他们的肖像。回去的路上，我又画满了另一个速写本。尽管两位女士对我的态度不好，可那次旅行在我的记忆中仍旧非常美好。35年之后，我把这次旅行中的一些速写画成了水彩画，在马里兰州赖斯特敦的一家画廊展出。
第五章我们来到美国（3）
全家人原定7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面；感谢上帝，我们又聚到了一起。我们在瑞典的前经纪人为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些音乐会，并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岛上找了一个地方给我们居住。我们住在小木屋里，那里原先应是农场吧，正中的房子是专为客人们预备的食堂。那时节，所有的果树都果实累累。有些年头的树上长着樱桃、苹果和梨子。还有草莓、越橘和蓝莓——都同时成熟了，随时可以采摘。
这成了我们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夏天。爸爸不知如何弄来了折叠舟，就是我们在韦鲁达岛上用的那两艘，启航上岛。我们驾着小舟在湖上游玩，可也不得不准时回去彩排。爸爸还为我们租了自行车，这样我们就能骑车环游小岛，发现古代维京人留下的、尚未被触摸过的有趣遗迹了。在那儿，我又有了画速写的时间。
在主屋里，我们收听电台的国际新闻广播。一天，我们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希特勒将闪电战指向了波兰。从那以后，我们家至少有一位成员一直在收听电台。海德薇格还切实地将这些新闻广播作了日志。我们的瑞典经纪人神经紧张，担心自己要参军，于是取消了已经安排好的几场音乐会。我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在挪威的卡尔斯克鲁纳举行，然后我们又将横越大洋，在查理·瓦格纳的安排下开始第二次美国巡演。
在我们举行过音乐会的所有欧洲国家，我们的演出都是两个小时，再加上一个中场休息。我们唱严肃的圣乐：在表演的前半部分用英语、意大利语、德语演唱15、16、17世纪的牧歌；第二部分则由民歌组成。观众的反应让人不知所措——全体起立欢呼鼓掌，人们在音乐会结束后纷纷涌向到后台，向我们诉说有多么喜欢我们的演出。乐评都是由懂音乐的人撰写，他们写的也出乎我们意料。他们甚至不放过极小的细节来赞扬我们的表演。现在，60多年过去了，我仍旧对当年在报纸上撰文的乐评人给予我们的高度肯定感到不知所措。这些评论在各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得出色：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瑞典和挪威。
我们的一场演出是在某个瑞典小镇的一所13世纪的教堂举行的，演出结束后我们正要离去，本堂牧师走出教堂，拥抱瓦斯纳神父。他噙着泪花，为刚才听到的优美音乐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在奥斯陆乘坐贝延斯弗德号启程，那是一艘军舰，被改装成民用客船，是最有一艘离开挪威带难民前往美国的船只。虽然查理·瓦格纳买船票去迟了，可我们还是幸运地拿到了船最底层的甲板上的最后几个铺位。这意味着旅途比较平稳，因为下层甲板颠簸最小。铺位正好足够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张给瓦斯纳神父，一张给玛丽亚以前的同学玛尔塔，她要照顾小宝宝约翰内斯。
旅途一路无事，1939年10月7日，我们到达纽约港，一位海关官员却对母亲无心的一句话产生了怀疑，她对他说想永远留在美国。鲁珀特获许离船，因为他拿的是移民签证。可我们其他人只有为期6个月的旅行签证，被带到了埃利斯岛。那时候，纽约港仍旧有拘留外国人的大型设施。海关官员登上从国外驶来的船只，扣押一些可疑的人员，再把他们带上埃利斯岛。证件要仔细查验，人品也要进行评估。现场有一名医生，将健康人和病人分离开来，并检查有无传染性疾病。这些官员责任重大，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们同罪犯和骗子打交道，对新到的人带有一种苛刻、严厉而又专业的态度。他们用一连串直接的、出乎人意料的问题向新到的人开火。如果你的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么他们就有权拘禁你。
当母亲暗示她想永远留在美国，我们全家在海关官员的眼里就成了可疑分子。于是，他们验查我们的证件，我们也就此在埃利斯岛上羁留了几天。这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从内部见识过拘留所的人来说，真是个不寻常的经历。
我们被带进一条狭窄的走廊，那地方看上去要好好打扫再粉刷一下了。事实上，这地方整个都需要重新整修。官员和看守的脸孔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我们没法瞧出一丝隐藏的笑意，或是一点点的同情。每件事都做得很严肃，冷冰冰的。每一次对话都要严格地切中要害。在一次特殊的听证会上，母亲坦诚地回答了他们的所有问题，可两个小时问询过后，那个长官对她说，“我们不相信你的话。”
我们登记以后，便被带进一个大厅，所有的被扣押者白天都得呆在这里。人们聚成几堆，蜷缩在一起。一些人坐在地板上，一些人则在长椅上无所事事。我们看着旁边的一群东方人，明显是一家子，相互梳理头发，捉虱子。没有人说话。我们不准和“狱友”谈论自己的案情，可却能用音乐让大家快乐一点。
食堂很大，摆着一排排的长桌。那房间看上去像20世纪初火车站的候车室。四面的墙上空空如也，没有悬挂任何让人精神升华的艺术作品。食物盛在很大的铁皮盘子里。那些盘子很可能和第一批移民照过面。
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一群年轻的中国男孩子。他们已经在埃利斯岛上呆了两年，没有获准进入美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鱼贯进入食堂，坐下，拿过盐和胡椒粉佐料瓶，把仅有的调味料洒在自己的饭上，提升自己的口粮品质。他们看上去并不沮丧，却显然是饿坏了。
吃过午饭，我们被准许进入庭院，呆上半个小时。一名看守陪着我们，清点出入的人数。虽然我们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却没有像真正的监狱里的那种牢房或铁窗。我们不戴手铐，可以随意走动。
男宿舍和女宿舍都在楼上。整夜都亮着灯，一名看守晚上要查房数次，确认每个人都在床上。爸爸、瓦斯纳神父和沃纳得睡在男宿舍。母亲、小宝宝和我们女孩子被安排在一间宿舍里。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问我们能不能获准关灯睡觉。因为有小宝宝，长官同意了这个请求。关上灯让人安心了许多。可我们也替爸爸、瓦斯纳神父和沃纳感到难过，他们享受不到这种舒适啊。
鲁珀特不知疲倦地找人帮忙让我们重获自由。整整三天半，我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送回南安普敦，然后，在好心的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全体都获释了，那是我们去年结识的朋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担保。这下高兴了！甚至那些留在里面的难民也聚集起来忘我地欢呼、鼓掌。虽然我们在埃利斯岛上的日子很不体面，特别对造成我们羁留的母亲来说更是这样，可被扣留的事情却使我们的名声远播。我们的经纪人竟然也一点不在乎！
第二次巡演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在欧洲的闪电战已经势如破竹。一个接一个国家倒伏在希特勒的强势之下，那些国家的难民也被获准留在美国。同查理·瓦格纳合作的最后一次巡演结束之后，我们幸运地被哥伦比亚音乐会演出公司接受，由弗雷迪·尚掌管经纪事宜。
巡演回来后的某一天，一个美妙的惊喜正等待着我们。曾听过我们唱歌的德林克先生和夫人把在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昂的一处美丽的房舍提供给我们作为临时住所，那房子就在他们家的对面。他们知道我们在淡季的时候无处可去，而就在我们进行巡演的时候，原先住在那里的德林克先生的母亲过世了，他们就想到了我们。
德林克先生是一位律师，一位音乐爱好者，自己组织了一个爱乐者合唱团。他给自家房子加上了一个小音乐厅，以便容纳他的歌手们。他们在那里聚会，举办音乐之夜，演唱最高雅的乐曲。德林克先生带着极大的热情指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其他那个时期的作曲家创作的赞美诗曲调和大合唱。他对巴赫的音乐非常着迷，决心要把巴赫所有的大合唱都翻译成英文。
德林克先生不会说德文，所以他在翻译中一定要使用字典，这很困难，速度也慢。那么，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队演唱巴赫音乐的人，指挥同时会说两种语言——而且，这些人没地方住。
德林克先生向我们提了一项交易：我们可以免费居住在他拥有的、新近空出的房子里，只要瓦斯纳神父在演出淡季帮助他做翻译工作，我们不时过来为他的合唱团演唱就行。两个音乐家就这样找到了对方，而我们一家也不用再担忧住在哪里了。巧合吗？很难说。
第五章特拉普家庭演唱组在路上
14 特拉普家庭演唱组在路上
1940年，纽约的哥伦比亚音乐会演出公司接手了经理我们巡回表演的工作。弗雷迪·尚成了我们的私人经纪人，从此他指导并带领我们16年。我们试演过后，弗雷迪提了一大堆建议。首先，他说我们需要把名字从特拉普合唱团改成特拉普家庭演唱组。他认为新名字会有更多的观众缘，并能更好地表明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组合而已。我们热切地同意了这项改变。合唱团太局限了，而且听起来太过严肃。
他的第二条建议却不这么吃香。弗雷迪无礼地建议我们，家里的这些女士们在台上穿高跟鞋！我们全都表示抗议，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共鸣。“孩子们可不是穿着高跟鞋长大的，她们穿上高跟鞋连路都不会走。我们的鞋子是我们民族服装的一部分。而且，高跟鞋对脚也有害处！”这就是她的论点。弗雷迪放弃了。我们得以在舞台上穿着自己的鞋子。
弗雷迪的下一条要求有关我们在舞台上的外表。我们的裙子很好，可脸却太苍白了。弗雷迪说服我们需要化妆，于是我们在上台前施了点薄薄的脂粉。他对我们组合里的男士们的行头没一点意见。
在我们的脑子里，他的最后一个要求最奇怪。他要我们在舞台上微笑！太荒谬了，我们认为。我们在整个西欧举行音乐会，根本就没有在台上笑过一点点——那可是在一流音乐厅举行的长达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啊。我们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没有微笑过，却也赢得了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弗雷迪还有话要说。他认为我们的音乐会过于冗长，过于严肃，缺乏和观众的交流。他告诉我们，美国观众想要“轻松快乐的音乐”。
是否按照弗雷迪的要求改变风格全在我们自己。瓦斯纳神父去了纽约的音乐图书馆，为我们的音乐会查找“更轻松、更快乐的音乐”。我很高兴弗雷迪没发现我们懂得很多奥地利民间舞蹈。否则，他还会要求我们在舞台上跳舞的。
弗雷迪满意了我们做出的所有这些改变，我们也保证会试着微笑之后，他为我们特拉普家庭演唱组预约了一次长达8个月、共有107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我们再一次坐上写着我们名字的蓝色巴士。在新的经纪人安排下，鲁迪成了我们的司机。
音乐会旺季从10月份到圣诞节，再从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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