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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向东、再向东 作者:苏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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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在书中罗列了以下几种曾经有过的玛雅外来说,总结他们为“文明扩散说”:
  “(有人认为)……美洲所发现的任何高级文明的特征都可以溯源到欧洲或其他大陆上某个更早的文明。一定是埃及人、或腓尼基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罗马人、或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中的流放者,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大西洋城亚特兰提斯覆灭时逃出避难的人,修建了那些遗址。滑稽的是两位荷兰学者还争执不下,一个宣称斯堪的纳维亚人是美洲人祖先,另一个义愤填膺地坚持2 500年前居住在黑海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塞斯人才是美洲始祖。更有甚者,不少人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失散了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
  “前述那几位踏访过玛雅城市遗址的人也不知道究竟谁是这些建筑的修造者,但大多坚信一条:肯定不会是居住在这一带的玛雅人修建的,因为他们过于愚昧,不可能是如此一个伟大文化的传人。加林杜则认为中美洲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然后整个文化和文明向西移动,传到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最终传到欧洲,而中美洲自身却沦落为蛮荒之地。王尔德克则宣称玛雅文明只是印度文明的一个旁支。”
  林先生说,“斯蒂文斯这位游历过欧洲、俄国、埃及、近东、阿拉伯地区的美国学者,显然更具文化眼光”,因为他和结伴考察的英国画家Fredrick  Catherwood共同否认了玛雅外来说,他们“明确了一个思想,即整个地区曾经是一个由单一的民族所据有。这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已知民族不同,属于一个未知的古老文明”。但是书中却没有给出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
  假如我的结论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我在此重申:美洲玛雅的祖先在中东,已知的人类文明起源在中东,玛雅也不例外。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玛雅人不能代替全体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特色,玛雅人只是三个美洲地区印第安文明中比较大的一支。其他比较大的两支是阿兹台克文化与南美的印加文化。同时,尽管我强调了玛雅人与希伯来人之间的文化渊源,但并不是说玛雅尤其是整个美洲的文明一定全部为希伯来人的文明遗迹,美洲文明或玛雅文明可能是不止一个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化结晶,只是希伯来人的特征最明显罢了,但其他民族的痕迹也可以看到,比如玛雅的众多所谓“金字塔”在我看来与巴比伦塔如出一辙,很可能玛雅人继承了一定程度的两河流域文明。如果中国夏朝确实取代了仰韶文化,那么仰韶人参与了美洲的文明建设也不应该出人意料之外,正如周朝取代了殷商,殷人的一部分就来到了美洲成为印第安人是一样的道理。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希伯来人本来就是从巴比伦地区走出来的一个民族,甚至可以说希伯来人继承了巴比伦文明,很难绝对分开这些文明构成在美洲的形成,所以我们说“玛雅文明源自中东”最保险。
  我以为林先生一概反对玛雅文明外来说,在164页《玛雅与中国有无关系》里我欣慰地看到林先生这样的结论,尽管我首先感到的是“荒诞无稽”:
  “说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说美洲一块石刻上的符号和甲骨文一致,说商朝灭亡时一些殷人乘船漂洋过海成为玛雅祖先。这些说法牵强附会,和把玛雅人说成犹太人一个部落分支一样荒诞无稽。我们不要在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划等号,不要用洋际文化这种草率而不合逻辑的胡乱联系来解释早期文明的相似。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种文化连续体定义为前后相继,谁传给谁,而是认为它们很可能源于同一种祖型文化,将这两种遥遥相隔的文明放到人类演进历程的更大时间跨度中去考察彼此可能有共同祖源。这样说,或许还可以接受。”
  我在这里找到一个可能的知音:张光直先生,同时估计我的体系也同时获得林先生的“或许还可以接受”,一时让我精神振奋。
  遗憾地补充一句:看到上面这段文字后我在网上查找“张光直先生”的事迹,由于我并非学界人士,在网上才知道这位“知音”原来贵为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且已经于2001年元月驾鹤西去。时不我待,让包括我在内所有关心民族源的人们在西去之前对祖先有个相对明确的结论吧,我们生活在如此现代化的一个社会,让我们用一切方法、一切智慧和一切勇气,排除一切偏见和干扰,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祖先。寻找祖先并不仅仅是为了有趣,习古知今才是目的。了解历史才能接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或许才能接近“我将走向哪里”的终极问题。
  以撒家族示意图:
  26:34 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滴”。
  36:1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希未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何利巴玛(Aholibamah)①。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实抹。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实抹生了流珥。阿何利巴玛生了耶乌施、雅兰、可拉(Korah)②。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Canaan)地生的。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珥山(Seir)里,以扫就是以东(Esau is Edom)。
  以扫是西珥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实抹生流珥。以利法的儿子是提幔、阿抹、洗玻、迦坦、基纳斯。亭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流珥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撒。这是以扫妻子巴实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何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他给以扫生了耶乌施、雅兰、可拉。
  以扫子孙中作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幔族长、阿抹族长、洗玻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迦坦族长、亚玛力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流珥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米撒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流珥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实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何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施族长、雅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何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
  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西珥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坍、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察、底珊,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Horites)西珥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坍的儿子是何利、希幔。罗坍的妹子是亭纳。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玛拿辖、以巴录、示玻、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何利巴玛。底顺的儿子是欣但、伊是班、益兰、基兰。以察的儿子是辟罕、撒番、亚干。底珊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坍族长、朔巴族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察族长、底珊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西珥地,按着宗族作族长。
  ……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dukes),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亭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帖族长、阿何利巴玛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幔族长、米比萨族长、玛基叠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17)
  由于从中国东北到美洲假如走陆地必然是先到加拿大这个地方。那么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些什么联系呢?中国的英语是China,加拿大是Canada,他们之间难道没有联系吗?4000年前居住在两地的以扫后代,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叫Canaan。迦南,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巴勒斯坦!迦南作为人的身份则是“含”的第四子,挪亚之孙。Chinese中间有迦南人并不出人意外。
  以往有一些“中国人是闪族人”的说法,我认为这不准确。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也是不正确的,只能说中国人中间有这些血缘关系,但是总体构成却复杂得多,称呼我们为挪亚的子孙倒是比较保险。
  由于“以东”就是Edom,日本的“伊豆”是不是“Edom”的音译?至于日本人为什么自称为“大和”民族呢?从发音上分析,在《圣经》族谱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根据:他们有可能是“赫人”后代(Hittite);“赫人”就是“何利人”(Horites),这可能就是日本人自称“大和(何、赫)”的原因。
  我还有一个猜想,上文中的“西珥山(Seir)”所指可能就是中国!“以扫居住在Seir山”。Seir和中国会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称呼中国seres?或?serice,意为“产丝绸的地方”,“Seric”形容词态表示“中国人的”或者“中国的”。他们在词根上看如此接近。同时,Seir还有一个异体字Seer,而它竟然是印度一带的度量单位。同时它恰好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单位:一个seir等于2磅,同时也约等于一公升液量,1 seir = 1斗(中国周朝)!同时,这个词汇还可以是一种印度的“鱼类”和“占卜”等意思。
  假如“Seir山”不是具体在中国境内的话,起码在印度支那一带。中国的西北方向倒是有一条河流就叫“西珥河”——但它通常被翻译为“锡尔河”。
  一个地方往往会被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们给予不同的命名。希腊人也送给了“中国”另外一个名字:Sina。实际上我认为Sina就是“西奈”(Sinai),这些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词根转换上应该能够找到相应的根据。
  再说一个中国的别称:桃花石。通常认为“桃花石”是突厥语对中国的称呼。近人研究,公元732年建立的《厥特勤碑》中之Tabgatch,近似“桃花石”之对音。或云源自拓拔氏。拜占廷历史学家称中国为Taugast,中亚伊斯兰教徒称中国为Tamhaj、Tomghaj、Toughaj。或谓“桃花石”是从“大汗”一名音变而来。
  总体而言,“China”的由来,或者中国在西方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和拼写的差异,我想与不同时期统治中国的族别也有关。比如仰韶时期可能有一种叫法,可以朝“含族”后代中找①;夏朝时可能有另外一种叫法,带有浓重的埃及色彩;商朝和周朝因犹太色彩应该另有叫法,是闪族、含族和埃及人的混合。虽然各有出处,但假如是自称则核心应该是对中东家乡的思念。
  “锡安”为“Zion”,是以色列的“大卫城”,也是耶路撒冷的别称,对于以色列人有着特殊的神圣故乡意义,无论到了哪里,“锡安”就是他们的精神象征。犹太人以及耶路撒冷共同被称做“锡安之女”。实际上“锡安”又是座耶路撒冷的山。“犹太复国主义”的英语竟然是“Zionism”,可见“锡安”之于犹太人的意义,所以他们到了其他地方再次命名“锡安”以为怀念是极其合理的。故而,我在上本书猜想“西安”或“咸阳”很可能是周朝人怀念故里的“锡安”。
  以下是《辞海》对“西安”的解释:
  ① 古县名。唐咸通中改信安县置。治今浙江衢州市境……。1912年改衢县。……唐宋时产银,宋置南、北二银场。②府名。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奉元路置。治长安、咸宁(今西安市),辖境相当陕西彬县、周至以东……。③旧市、县名。在吉林省南部。④市名。在山西省渭河平原中部、渭河之南……。陕西省省会……。有……半坡遗址、阿房宫遗址、霸桥……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等名胜古迹。
  从《辞海》上看,这几个“西安”都没有必然使其取名为“西”的方位证据。他们分居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并且之间也相距遥远。那么“西安”的发音是否有可能是《圣经》中“锡安(Zion)”这一地名在中国音译的重现呢?也就是说,中国的三个“西安”都是闪族后裔的作品。如果中国有两条“亚伦江”(雅砻江和鸭绿江)我们不奇怪,那么中国土地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三个“锡安”难道还不令人惊奇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巧合是,“锡安”在以色列的地位与西安在中国的历史完全相同:重要的都城。“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别称。哪个民族会在万里之外怀念并再造这样一个都城呢?只有同一个民族。“锡安”在以色列史中最为频繁地出现这个城市和地名是在大卫王时期,大卫当政阶段为公元前1010…970年,正值中国西周。
  除了以上三个“西安”,实际上还有一个“咸阳”,因距离近人们常常把“西安”当“咸阳”。实际上最著名的陕西西安历史很短,大约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咸阳的历史却起始于东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为了深化其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提议都城由雍城(今宝鸡市凤翔县)迁至新建成的咸阳城,得到秦孝公支持。次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咸阳作为秦都共计144年。正统的解释是:“咸阳在九峻山以南、渭水以北,山南叫阳,水北也叫阳,山水俱阳,故名咸阳。”但以往的历史附会已经有那么多了,以至于造成了那么多的谬误,所以我们应该质疑一切正统,大胆地怀疑,“咸阳”也“锡安”。首先是“咸”本身就可以是“锡安(Xi An)”的合音,然后是“咸阳”整体的发音与“Zion”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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