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向东、再向东 作者:苏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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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的介绍它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他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但人”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过来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8）
　　印度也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象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他们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这里还可以顺便解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未曾断流过，其他古老文明古国都断流了呢？因古代中国远离了“世界的核心”：中东。中东地区以及周边的印度和伊朗，都处于旋涡中心或紧邻，所以受到冲击的频率和幅度要远远大于古代中国和美洲。但美洲由于过分远离中东核心，后备虚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帝国，以至于后来被欧洲列强近于灭绝。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文明体系最独特的远古“完卵”。作为一个未遭破坏的“化石王国”，中国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起到独特的历史研究作用。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应该为这一资源感到幸运，在这一相关历史研究课题中，中国人势必将“左右逢源”。
　　印度地区宗教的灵魂轮回以及静坐等，在古埃及早已有之。类似的轮回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来源却未必是来自印度佛教，我相信许多直接来自古埃及文化。中国人常说假如死者心肠不好，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在古埃及正有如此的道德系统。在更为详细的细节中死者的灵魂会放在天平中称量，一旦分量异常说明死者不善，就会被投入恐怖的地狱，获得恐怖的下场。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就有类似的道德约束体系，他们与古埃及的信念是同样的，作为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过度，伊朗具有同样的道德体系。
　　莲花造型以印度佛教的符号著称，但是最古老的莲花符号应该是古埃及神话的一部分。古埃及人认为太阳是一个金色的孩童；每天从一朵水中莲花里升起，所以莲花在古埃及意味着轮回与复活，莲花的另外一个象征意义是生殖。这个符号在埃及的定型远远早于佛教的产生。尤其是一种蓝莲花更是因为长生不老的医药价值常常进入古埃及的各种艺术造型中去。所以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看到一些莲花造型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来自佛教影响，很可能他们直接来自埃及。
　　还有万字符，实际上中国仰韶时期的彩陶上就出现过清晰的“万字符”，佛教的产生远远晚于仰韶文化，所以根本不必在中国见到万字符就认为是来自佛教，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倒是可以考虑他们更早的来源，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说产生佛教的印度与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文明来源。
　　基督教、犹太教等符号肯定也来自古埃及。从十字符，到世界末日概念，从蛇与太阳的善恶斗争，再到牛羊崇拜之争，复活与永生的主题，甚至三位一体神，最后是一神教在摩西出埃及之前的艾赫那顿法老在埃及的宗教改革，都似乎在为今天全球流行的西方宗教做着最基本的框架准备。
　　印度作为从中东迁出的民族证据，不仅他们的神话、宗教与审美系统中的符号几乎全部来自中东（如古埃及），并且他们又与中国衔接形成一个序列，甚至一直延续到美洲。这个特征从印度本土地理上的“先西方、后东方”发展模式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最先迁徙出来的人们居住在西边的印度河一带，后来人口逐渐多了才向东边的恒河流域发展。印度两河之间的发展差异几乎存在3　000年之久，印度河文明的发展开端可以从6　000千年前算起，恒河最热闹的时候却是在3　000…4　000年前。更东方的中国成型的文明实际上与恒河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古代从中东向东向东、再向东逐步探索发展的痕迹。
　　为什么人类不一次迁徙到位？除了特殊原因外，谁愿意远离故乡呢，迫不得已也是就近，所以他们不会一次就全面迁徙到位。一个不断“向东”的迁徙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奔日”的过程，并且其中一个东迁的国家就取名为“日本”更是为人类这一迁徙壮举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深入了解印度的历史才会真正知道人类的残酷。这或许是印度宗教与神话传说繁多的另外一个原因：战争中的人们需要安慰和敬畏。从公元前15世纪到后来印度半岛被蒙古人征服的几千年里，那里的人们似乎就没有享受过和平与安宁。其实这一切由其地理位置决定，无可避免。相比之下，中国人倒是幸运了。
　　（二）文献中的夏、商
　　《辞海》1009页：“夏子　指禹、汤”。传统的说法是，“夏”指“禹”，“子”指“汤”。因为汤姓“子”。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解读呢？夏甲的儿子（或后代）是禹、汤？当然这个说法比较牵强，但作为一个疑问暂且放在这里。无论如何，商汤他们家族曾经生活在“夏”之下却是事实，商人并非突然而起的朝代。
　　而商的出处在哪里呢？西方！证据在《辞海》上　。
　　商风：　秋风；西风。《楚辞·七谏·沈江》“商风肃而害生兮”。王逸注：商风，西风。参见“商秋”。
　　此条可见：“商”代表“西”，可以表示商人西来。
　　商秋：　旧以商为五音中的金音，声凄厉，与萧杀的秋气相应，故称秋天为商秋。
　　“商贾”、“商业”、“商贸”等词汇，都说明“商”人带来了物质交换活动，人们经济意识多从这个时期开始。又从“商、贾”之分①来看，商朝游牧色彩鲜明。
　　再回头看看“夏”的辞条　。
　　夏日可畏　比喻人严厉可畏。语出《左传·文公七年》。参见“冬日可爱”。
　　暖洋洋的“夏天”被人看作“可畏”，而严酷的冬天竟然“可爱”。再加上“商风”和“凄厉”之声的金音，我不得不说，这是习惯于原始世外桃源生活的人们对“男子不耕、女子不织”好日子结束的一种不习惯和哀叹，突然而至的夏、商文明使人觉得十分可畏。约束人的法律与残酷的战争也开始了。所以，夏、商朝给中国古代人的印象是相当阴森恐怖的。
　　打败夏桀的同样是“汤”，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汤”还是同一个“汤”呢？把这个答案留给专家吧。不要忘记中国古代叫“tang”的远非此一人，还有更古的“唐尧”呢②。尽管比较固定的说法是他被封的地方名字叫唐，但我们依然可以大胆怀疑这一结论。比较肯定的一点是，夏、商文化之间有某种文化统一性。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细分的家族，但却在同一种大的家族体系（文明体系）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明“进步性”上面，比如“世袭制”的确立，国家的建立，法律的完善，青铜器的使用，土城建筑等。同时，夏商周三代常常不把前朝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并不反抗的后代我也很怀疑他们是否知道彼此的渊源关系。
　　还有，以色列后来在迦南征战的支系中竟然有“夏甲人”①，假如他们是夏甲留在以色列的一些后代，则说明确实当时有以母系命名族群的习惯。所以来到中国的“夏甲”之后，无论是命名自己的朝代为“夏后”，还是自称“夏人”，都是说得通的。另外，这还为中国的“九州”留下了一个解释的出口，十二支中的三支留在了中东，但后来补齐了十二。当然，以上都是我的怀疑与推测。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9）
　　“Hagar”翻译为“夏甲”也符合中国人的发音，至今在四川等长江流域，“夏”皆发音“ha”，说明两者完全相通，更不用说汉语版《圣经》就直接将“Hagar”翻译为“夏”了。
　　《辞海》中“夏”条目：中国人自称。《书·舜典》：“蛮夷猾夏”。孔传：“夏，猾夏”。
　　这可以看作“华夏”的最初来源。假如为实，我得说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底色就是埃及特色，并且是“含族”特色。后来所谓“汉族”恐怕与“Ham”族有关。
　　对于夏（商）的来路，我认为他们主要从北方陆路而来。从中东已经指明经“亚述”，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走“西域”或印度半岛。但是不排除从印度开始沿海到中国东南。
　　商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玉器已经证明出自新疆地区②。说明早在3　700年前中原地区和新疆之间的来往通道已经成熟存在。最大的可能是，夏、商部分采用了陆地“丝绸之路”。后来的汉代人对这条道路的使用只是踩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根本不是新辟。熟悉纺织史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境内保存有最多精良纺织品的地区不是别处，而是西域新疆。假如你说那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遗留那就错了，因为中国“（商周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毛织品多出自新疆地区。③”同时期没有可敌新疆者，然后出现纺织品最多的是内蒙。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只能生产毛织品。
　　有迹象表明，帕米尔高原是来往于中国腹地的必经之地。中国西北的昆仑山更是一个中国腹地与西亚和中东联系的纽带，这就是昆仑山为什么一再被中国人神话的原因所在。昆仑山文明很可能早于中国腹地，那里确实应该是中国人记忆中遍地琼楼玉宇的“仙山”，黄河流域文明发展之后昆仑西域才成为相对偏远荒芜的地带。这个局面正可以称作：沧海桑田，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又过两千年，西域成沙漠，中国不“中”，风水转到北美，世界第一强国出现在距离中东最远的一个国度。
　　为什么新疆今天成沙漠肯定与早期开发有关。甚至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广大的西北地区，甚至甘肃、山西、陕西这些古代水草丰美的地带也逐渐成为缺水严重的干旱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半沙漠化的危险，我同样认为是几千年里过度农业开发的恶果。为什么中国南方相对就没有这样的危机呢？自然地理与气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南方地区向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稠密地区，中华文明的主流向来就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千年前的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都荒芜人烟，几百年前的许多时代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主流一直是向南向南、再向南，基本上没有向北过，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它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关注。但它起码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北方似乎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人口源”，这就是中东经今天新疆而内蒙西北的一个“活源”；第二，长期北方发达的局面导致北方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进一步加剧；同时这个北方发达的效应导致北方的人们不愿意到荒蛮的南方①，最终南方越来越荒芜，北方农业顺利发展。
　　实际上南方的荒芜从另外一方面看，恰是一种很好的生态保护，北方的长期发达为今天的气候与地理变化埋下了干旱的隐患。这个效应在生产力底下的年代尚不构成威胁，因为它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环境就可以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但是到了政通人和的年代，尤其是到了医疗发达的近代，人口的膨胀对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突然之间来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生产方式又没有从传统的农业及时转入工业，几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使中国的北方明显进入沙漠化时代。我自己在家乡亲眼目睹了土地与山林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房屋和光秃秃的荒山，我童年时代经常会有狼出现在身边，今天几十公里之内想找到狼恐怕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