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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9-长征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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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鸡鸣三省”会址的“川、黔、滇三说”之争，能辨清楚最好。辨不清楚，能否如顾嘉蘅的对联那样去对待。“襄阳南阳故事”的名人效应，合则双赢。“鸡鸣三省”会址之争，也可以如此。目前的三地，都属“鸡鸣三省”的广义范围，三地乐于纪念，总比只一家纪念的社会效益好。无论是搞教育基地，还是绿色旅游，都可以合作研讨、共同开发。比如，那座“鸡鸣三省”大桥，三省不合作，怎么建得了？如果说，“鸡鸣三省”会址只在我省，与你们不相干，人家有积极性吗！？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对这样有争议的问题，都可以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共同开发再说。如果你还要“各自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也有一个前提，要承认人家也在“鸡鸣三省”大范围之内。否则，这一争论也将是无休止的。
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红军四渡赤水河之一渡渡口——土城
在四川叙永石厢子村访问当年给红军做挑夫的93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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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的岔河地区
｛1｝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1｝ 在长征前夕，补充红一军团2600人，补充红三军团2600人，补充红五军团1300人，补充红八军团1900人，补充红九军团1300人。
｛1｝ 在长征前夕，补充红一军团2600人，补充红三军团2600人，补充红五军团1300人，补充红八军团1900人，补充红九军团1300人。
｛1｝ 在长征前夕，补充红一军团2600人，补充红三军团2600人，补充红五军团1300人，补充红八军团1900人，补充红九军团1300人。
｛1｝ 在长征前夕，补充红一军团2600人，补充红三军团2600人，补充红五军团1300人，补充红八军团1900人，补充红九军团1300人。
｛1｝罗开富是倾向于“石厢子说”的。他考察后写道：我从一些史料上看到，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项英致电中央，批评中央：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2月5日，项英又来电要求“立复”。为此，张闻天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这说明“5日当天张闻天就代表中央复电给项英了，他应该已是党的总负责人了。而2月4日，中央领导和军委纵队驻在四川石厢子，5日由这里出发经石里等地，傍晚才进入云南扎西水田寨。如此看来，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6页。
｛1｝罗开富在1984年徒步走长征路也到此作过考察。他说：红军长征时，岔河口住有三户人家，分属三个省，隔河相望，相距都在70米左右。这三户是云南的罗家、贵州的张家和四川的赵家。云南和贵州的两家早都搬走了，现在赵家仍在原址。赵家的户主名叫赵再恒，今年66岁，红军过岔河口时16岁。1934年2月3日下午，来了100多红军，都没有马匹，也没有背短枪的，都背着长枪，由他父亲帮助摆渡到贵州张家那个村庄去的。以后好多天再没有见到红军，红军也没有在赵家停留。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1—222页。这也说明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扎西会议与二渡赤水扎西会议及其学术讨论会
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5日上午离开石厢子后就向云南扎西方向前进。当年红军到达扎西时，先要通过绝壁险道两合岩。这个地方，我在2000年底去过，确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描述的：“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红军历尽无数困难，于旧历正月初三到达云南威信县。次日夜间下起了数十年未见的大雪，后来传为红军带来瑞雪、扎西必有喜事的佳话。
红军在向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央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除前面提到的对会址仍有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外，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还连续召开会议。这几次会议，除少数学者认为应称之为威信系列会议外，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俗称的“扎西会议”。
由于扎西会议是在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参加人数较多、讨论议题比较重要、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影响比较深远的一次会议，因此，也是党史界学术研讨相对多些的一次会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扎西召开了有来自北京、昆明和昭通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集中检阅了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将对扎西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没有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但在2003年4月到云南考察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走过的一些长征路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翻阅了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其他部门编著的一些书籍，弥补了2000年前考察扎西会议的若干不足。
1996年10月的扎西会议学术讨论会，详细研讨了1935年2月上旬在向扎西进军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中央会议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即：
——实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事交接。与会同志普遍赞同“鸡鸣三省”会议的花房子说。按照这一观点，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在扎西会议决定的。尽管“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还需继续考证，但持此说的同志要作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也不必反对。
——重新开始实施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项英急电讲的中央苏区问题，向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示项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局加强领导。随后，又向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等地的领导发出指示电，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从而，扭转了一个时期中央领导的被动局面。
——总结了土城作战失利原因。毛泽东讲了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川军主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攻打赤水县城。今后力戒之。
——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一渡赤水后，一面作渡金沙江的侦察，一面准备在川滇边机动。2月7日至11日，中央和军委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渡河计划难于实现；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第一、三、五、九军团指挥。同时扩红3000多，充实了红军作战力量。
——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是在遵义会议上指定张闻天起草的，于2月8日在威信大河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下发部队传达宣传，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2月10日，政治局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随后，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
——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红军川南游击队。根据缩编命令，中央选派两个多连的干部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这支游击队后来又有发展，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扎西会议的上述决策和部署，表明遵义会议开始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仅在军事上使中国革命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对党的各项工作加强了全面指导。
扎西会议与二渡赤水白沙会议决定二渡赤水
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2月15日，军委纵队进抵四川古蔺白沙。
古蔺，古为西南夷地，多彝、苗族聚居。唐代置蔺州；清初“改土归流”，移汉民入蔺垦殖；清光绪年间（1908年）置县，始称古蔺。白沙位于县境南端，距离县城百里，赤水河北，是赤水沿岸较大的一个平坝，也是古蔺县内较早的场市之一。这里山川相依，周围群峰耸峙，含青滴翠。毛泽东和军委领导在这里住了两夜。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会议，决定在太平渡、二龙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
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的夹击，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这样的战略战术是过去的军事领导不曾用过的，也是许多干部战士未曾见过的。一些人不理解，对中央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产生疑虑。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新的作战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增强战斗信心，需要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中央号召全体红军战士，“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央要求全体红军战士，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发展与组织他们的斗争，号召他们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这个告示发布和传达后，广大指战员理解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术行动的必要性，行军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2月18日，中央电令二渡赤水。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全部渡过赤水河。
2003年1月10日，我先后考察了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太平渡在赤水东岸，这里水深，四季通航。清代在此设官渡通黔北，寓意太平过渡而命名。离渡口不远有街市，目前已发展为太平镇。街市依山临水而建，街面石梯非常陡峻，称为“梯子街”；即街长且高在200米以上。当年民居保留不少，许多户门楣上都贴有“红军住处”的牌子，据说贴有牌子的达120多家。因此被誉为“红军街”。当年的指挥机关就在半山腰的“红军街”上，毛主席渡过赤水在“红军街”的一家住户休息过，原物保存完好。这里目前建为“红军四渡赤水文物陈列馆”，还修筑了“太平渡口红军纪念塔”。在渡口遗址建有“太平渡渡口”纪念碑。从太平渡到二郎滩有60里，车子走了一个多小时。二郎滩是川盐入黔的口岸，过赤水，对岸就是贵州习水，与茅台遥遥相望。二郎滩这一带河道密布嶙石暗礁，不能通航，全靠人力背盐。地方军阀武装把持盐运，设有四大盐号。穷苦人靠背盐挣钱生活。广为流传一首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餐餐糠菜饭。红军来后，打开地方军阀经营的盐仓，将囤积的五六十万斤食盐分给穷苦百姓。周围数十里老乡都赶来分盐，称道“红军先生好”，并积极帮助红军架设浮桥。这里的老街也是“梯子街”，红军住过的房屋和老盐号，都作为文物保存下来了。
扎西会议与二渡赤水贺子珍分娩白沙村
古蔺党史研究室老主任何世鸿陪同考察，给我讲了他作过考察的二渡赤水期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道，“很可能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剧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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