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房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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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理论资源的美妙言说呢？我们现在无权去说它行，但我们也无权去说它不行。既然说中国古代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大胆假设：老庄的无处不在的“道”，来自于禅宗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玄妙思想，《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以及似乎无穷无尽的其它古代经典，都可能经过我们心灵的重新过滤与生发，在经过新的、非常别致的处理之后而得以重新表述，都有可能成为意想不到的理论资源呢？由于专业的限制与专业形成的盲点，我们这些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事实上在对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了解方面，大多数人都存有一个缺失与补课的问题。


第二部分访谈：丢不下的尴尬（2）

　　　　问：你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能否成为一部分理论资源是抱了希望的？　　　　
　　　　答：不。我不想这么说。我只是反对那种并不想去试一试就先作“不行”之判断的古怪的行为方式。我对目前有些人就一口咬定中国古代思想肯定能够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的做法同样不以为然。　　　　
　　　　问：你是否认为，文学创作已进入了现代形态，而对其加以批评，就自然必须要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　　　　
　　　　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圈套。因为，我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另一点：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古代思想自然也就不能作为面对现代形态之文学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我不喜欢“自然”这个字眼。从理论上说，文学创作已进入现代形态，那么只有那些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才可作为批评的资源，似乎是成立的。但却不符合事实。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文学创作并非都一律进入了现代形态；文学的现代性与时代的现代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也未必只有所谓现代性，“现代”与“现代性”并不是同一的概念。现代——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倒常常显示出与“现代性”的不和、背离与对立。就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言，这个时代同样甚至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欢迎古典的文学艺术形态。诺贝尔文学奖并未倾斜于一味现代性的作家，同样，奥斯卡奖，也并未倾斜于一味现代性的影片。我们所看到的所喜欢不已的那些片子（真是经典！），依然是很古典的，你比如说《克蓝玛对克蓝玛》（也翻译为《克莱默夫妇》）和《钢琴课》等。不久前，我重看了《克》，觉得它实在是妙极了，但细分析下来却发现，它的表现手法、它在影片底部所衬着的悲悯情怀与人间纯情的美丽，都是十分古典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西方现代形态作品的刻苦解读与大力宣扬，多少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我们处在一种由批评家们有意无意地造成的一片幻景之中。我们感觉中的西方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西方。现代并非只有现代形态的文学。它倒常表现出回归古典的倾向。　　　　
　　　　问：那么，退一步讲，属于现代形态的那一部分文学作品，对其进行研究，是否就必须要求依赖于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呢？　　　　
　　　　答：姑且这么说吧。但我在内心并不情愿承认这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相反，倒觉得它是可疑的，是一个逻辑上的把戏。我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资源，都不过是向我们提供一种读法而已。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未必就一定要凭借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进行研究。凭借非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还可能读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富有戏剧性的效果来。用专门的钥匙去打开门和从后窗跳入，抑或是干脆在墙上打洞，都可看成是一种合法的进入方式。我们对岸的日本就向我们提供一个特大反例。日本这个国家是个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它又是一个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几乎没有栅栏的国家。明治维新，它八面迎风，对西方文化进行毫无节制的吸纳，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理甚至公开提倡日本妇女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可是，它一见被拿来的东西并不如意时，会毫不犹豫，撒手就扔。日本的确曾有过对西方现代理论资源大幅接纳的时候，但它后来放弃了。在日本文学已有相当大的部分进入现代形态的当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就在此列），日本常见的当代文学批评，并非是目前中国式的批评。主要样式，却是很日本化的，是以讲究感悟与材料考证的那样一种文学批评。并且，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那些向我们提供了理论资源的国家，却并未造成声势浩大的有如中国情状的当代文学批评。我马上就要回答这是为什么。　　　　
　　　　问：我们现在大概要回到以上提到的话题上去了：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答：我们假设中国古代思想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而言，已一无用处，已再也无法获得一点可变用的遗产，那么，我们自己还可以为自己再创造理论资源以供我们当下进行文学批评吗？我想，能作如是询问的人并不会太多。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不得不吸取西方。但长久地挪用或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已几乎使我们忘掉了自己。我们已经将这一吸纳过程堕落成习惯，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这个命，就是要利用外来的理论资源才能言语，才能生存；没有这些理论资源，我们就无“话份”，就无法言语，或者说，就只能发出“今天的太阳光蛮好”或“咸菜太贵了”的日常言语。不久前，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的一个韩国博士生说道：“中国人在如此长久地、习以为常地运用西方理论资源时，应当有所警觉。”这是一个文弱的女孩，且用的是她在台湾八年学得的国语软款款地说出的，但，“警觉”二字却如雷贯耳，使我感到震撼，我当时用粗重的笔划将这一单词写在了本子上。难道不是吗？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警觉了。我们已经麻木了，习惯成自然了。　　　　
　　　　问：你是否认为，行不行，至少应当试一试，至少应当保存住这一点试一试的欲望？　　　　
　　　　答：是的。我们现在不想去论证中国人是否还有能力如同自己的先人们那样为自己创造理论资源然后供自己也供他人使用，而要如上面所作的发问一样再发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又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如果连这一念头也不复存在，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我们深知，思想，特别是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有丰厚的历史作为依托，需要一个高水准的社会环境，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学者队伍。然而，我们假如连一点点努力之心都没有，我们也就只能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了：不行导致更大的不行，不幸导致更大的不幸。我们还能找回一点自信力吗？我们是否已经宿命般地陷入一个只能凭借外来理论资源、断然不能自己创造的绝境而永无独领风骚的时光了？到底是宿命还是自认？如果是宿命，是天意，是天不厚我族，我们又何苦叹息？又何苦挣扎？我们平心静气地、慢慢地甚至也可以很逍遥地活下去就是了。只怕不是宿命，而是自认。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真的像当年有人判断中国贫油那样而理论贫困？我们到底还有无通过李四光式的执著探寻摘去理论贫困的帽子的希望？假如真的贫困到令人落泪的地步，我们可不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之后，我们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足够开销的理论资源还输出疆界供他人使用？我们可以不必为那一注之誉斤斤计较，但我们还是应该从内心深处希望能获得那一注之誉。因为，它象征着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意味着一个民族有着可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表现着一个民族应有的不愿寄生、享受他者而愿与世界一道共创天下、平分秋色的愿望。即使“从前”真已只剩下荒漠一片，我们也可面对存在独自创造。造物主还是公平的。他把同样的太阳、月亮与空气交给了我们。他说：一切都已交给了你们，自己思索吧！当年，庄子并不是面对别人的资源，而是面对造物主的资源，在穹隆之下进行了旷达无极的思考，为人类创造了资源。既然我们人种没有退化，我们也可再创。


第二部分访谈：丢不下的尴尬（3）

　　　　问：自信心不能确定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大概与目前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关吧？　　　　
　　　　答：我把你的话说白了就是：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而穷确实很能毁坏人的自信心。“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绝非真理，但穷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压迫人的精神与损害人的自尊的力量。一穷，便往往什么东西都变得没有道理，本来有道理的东西，也变得没有道理，而别人的东西就变得都有道理，本来没有道理的东西，也变得有了道理。我们在物质贫穷的境况中，大概过于仰仗外来的理论资源，过于崇拜这些资源的能量与质量了。西方理论家的理论，甚至在暗中推动我们建立了一种依我看很可疑的学术标准。这些年，我差不多每年要看十五部左右的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我发现我和我的同仁，都在不自觉地认同一种学术标准（甚至是论文的写作规范）。每当在看完了一部论文之后，会很自然地问：“你的论文是放置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中来完成的？”而对方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我采用了谁谁谁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或“我采用了谁谁谁的话语理论”，要不就是“我采用了谁谁谁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这种运用已经充分技术化与格式化了，一个个干起这种行当来都显得很得心应手。尽管有些运用纯属捕风捉影甚至与巫术差不太多，但仍是一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样子。越是高学位的论文，越往往如此。仿佛“有一个理论框架”是天经地义的，而选用的这个框架，必来自于西方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曾自问：鲁迅的那部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学术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又是设置在何种框架之中的？当然，你可以从中找出某种框架来，但绝不是福柯的，或是德里达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我们不一定必须预先明确地设定框架，世界上的框架也不一定只有福柯、德里达等人提供的那几种，当然更不是必须只能服从于那几种。　　　　
　　　　问：那你们有没有表示过疑虑呢？　　　　
　　　　答：何止是表示过疑虑。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遏制。因为时尚能将人迷倒一片。我们有一位先生深感这种技术化、格式化的理论资源的运用对一个人的感悟能力的破坏，说，他第一喜欢看本科生的论文，其次是硕士生的论文，再其次才是博士生的论文。……我回到你的话题上再说一个意思：一个贫穷的国家，在思想方面并不必然也会是贫穷的。发展中的拉美国家，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火爆与被高看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应当在意我们的贫穷，但我们也不应当太在意我们的贫穷。　　　　
　　　　问：你怀疑过西方理论本身吗？　　　　
　　　　答：没有。也许，它是值得怀疑的，但我确实没有怀疑过。我怀疑的——现在我必须要说清楚的——是应用，是中国式的应用。朋友们都知道，几年前，我就开始怀疑一件事：许多西方理论，在它产生的本土，一般情况下却仅仅是作为理论而独立存在的，并未有满坑满谷的人，将这些理论简单地变为评论的工具。而我们在引进这些理论之后，却一律将它们变成了评论的工具。给人的感觉是，它们之所以被引进，就是因为它们被看好，它们将能变成为评论的工具。我一直认为，理论与评论，是两种具有相当大差异的文字工作（或者说是精神形式）。理论是自足的。理论可以有实践意义，也可以不具有实践意义，仅仅是一种智慧，甚至是一种精神游戏或一种精神贵族们的智力把戏。有些理论纯属胡说八道。然而，它也有存在的权力。但评论纯粹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要求有程度较高的客观性。我们去评论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总是要以“准确地判断它的价值”为目标的，是不能太由着自己的性子去主观臆测的，更不能胡说八道。评论当然应当有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如果评论有无边的自由，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非艺术品，哪位作家是优秀的，哪位作家是拙劣的。把本来产生于特有的实践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西方理论不假思索，顺手就变成解读与西方文学实践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当代文学，自然是一种走钢丝，或者说是一种玩火的游戏，因而，充满了危险。　　　　
　　　　问：你是不是认为谈论这个题目在时间上是有所讲究的？　　　　
　　　　答：当然。这个话题谈论得太早，是错误的，而谈论得太晚，也是错误的。　　　　
　　　　问：你以为，这种状况可以结束吗？何时结束？　　　　
　　　　答：本世纪当然不可能结束，我们必将带着这种尴尬走入下一个世纪，所以我说：这是“丢不下的尴尬”。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造物主所设置的这个世界，绝对是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这一特性的存在，自然给理论资源贫困的中国留着后路。　　　　
　　　　问：我不知道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你的意思？　　　　
　　　　答：我不相信语言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后，我想请你听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我以为只有这个故事大概才能最贴切地表达我的意思。不久前，我看了一本巴西人写的书，此书在全球发行六百万册，是一部象征意味十足的书，叫《炼金术士》。作品写一个西班牙牧羊少年在西班牙原野上做了两个内容同样的梦，梦中的情景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在一座金字塔下，埋藏着一批财宝。这个牧羊少年，决定追随天意，以梦为马，去遨游人生。他千辛万苦，越过海洋，穿过沙漠，来到非洲，终于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而，他根本挖不到财宝。这时来了两个坏蛋将他狠揍了一顿。当两个坏蛋准备丢下他离去时，其中一个对他说：“你会活着的，因为我要想让你永远地知道，你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两年前，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也做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