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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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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步行一整夜，脚板底磨出了许多血泡来，到了大兴基地。从此，就更无机会踏进图书馆的大门了。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仅在梦中出现过几次。我们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子，偶尔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头空地上上几堂课。但我实在喜欢书，因此总觉得很寂寞很无聊。于是，晚上就和几个同学到麦地里逮刺猬，要不就往附近的村子乱窜，或到养鱼塘边看月色下的鱼跳。那地方很荒，我的心更荒，常常陷在困惑和迷惘里：我究竟干什么来了呢？过了些日子，终于在木板房里设了一个图书资料室。书都是从大图书馆抽取出来的，上面都盖着大图书馆的藏书章。这总算又与图书馆联系上了。书很少，大多为政治方面的书。当然有总比没有好。晚上，丢罢饭碗，我就和一个上海同学钻进木板房，将那些书狠狠地看。其中有些书是大部头的哲学书。我逮着就啃，啃着啃着，出来些味道，便越发地使劲去啃。不曾想到，就从这里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后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我读书的一大部分兴趣就在哲学书籍这里，并把一个观念顽固地向人诉说：哲学燃烧着为一切科学陈述寻找最后绝对价值的欲望；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使得它总是不惜调动全身解数，不遗余力地要将对问题的说明推向深刻；缺乏哲学力量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总难免虚弱无力。不久前，我出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与哲学有关的书。我永远记住那几本陈旧的盖有图书馆藏书章的哲学书籍。至今脑子里还有那枚章子的温暖的红色。遗憾的是，在那地方，我终于没有把为数不多的书看完。因为，有人开始在大会上暗示众人：有人把政治书籍当业务书籍来看。我有些胆怯，只好把看书的欲望收敛了些，空闲时到水边看村子里的小孩放马去了。
再后来，我被抽调出来，从大兴基地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参加三结合创作小组，写长篇小说了。这段时间倒看了一些书。这要感谢当时图书馆承担为开门办学服务工作的一位老师。他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来时，或用一只纸箱或用一只大包给我带些书来，据说，这位老师前几年离开图书馆做生意去了。那天，我在小商店买酱油碰到过他一次。我朝他点点头，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当图书馆完全重见天日时，我已成了教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图书馆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重视充分地显示出来。总是座无虚席，总是座无虚席！中国人毕竟懂得了图书馆的意义。每当我走进这片氛围里，我总要深受感动。这里，没了邪恶，只有圣洁。那份静穆，几乎是宗教的。我不由得为它祈祷：再不要因为什么原因，使你又遭冷落，使你变得冷清，蒙上耻辱的尘垢。
我现在并不常到图书馆去。因为我个人有了一些藏书。但每时每刻我总为它而感到骄傲。我想：人们如此向往北大，沾上之后总不愿离去，固然是因为它的那份有名的风气，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北大有这样一座图书馆。我还想：北大风气之所以如此，也是与这个图书馆密不可分的。我曾在一次迎新会上对新生们说：北大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它们将告诉你很多很多道理；你若是在几年时间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价值，你才算得上是一个北大的学生：那大门是天堂之门。
一九九二年三月于北大中关园
第三部分曹文轩北大记忆三：背景
有那么一个人突然走向了我们，倒也平平常常，并未见有山有水。但有人对这个人的底细却有所了解，说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于是，人们再去看这个人时，就用了另样的眼光——仿佛他不再是他了，他加上背景，所得之和，却要远远地大于他。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背景的力量。本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只应纯粹地计算这个人到底如何，是不应把背景也计算在内的。然而，倘若这个人果真是有所谓背景的话，那么在计算时，却会一定要加上背景的——背景越深邃、宏大，和也就越大。人值几个钱，就是几个钱，应是一个常数。但我们在这里恰恰看到的是一个变数——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
当我去冷静地分析自己时，我发现，我原也是一个“有背景”的人。
我的背景是北大。
这是一个大背景，一个几乎大得无边的背景。现在，我站在了这个似乎无声但却绝对生动有力的大背景下。本来，我是渺小的，渺小如一粒恒河之沙，但却因有这个背景的衬托，从而使我变得似乎也有了点光彩。背景居然成了我的一笔无形资产，使我感到了富有。其情形犹如融入浩浩大海的涓涓细流，它成了大海的一部分，仿佛也觉得有了海的雄浑与力量。
我常去揣摩我与北大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将如何？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背景参与了我的身份的确定。我为我能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感到一种良心上的安宁。我同时也想到了我的同仁们。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确实干得非常出色，其中一些人，简直可以说已春风浩荡、锐不可挡。也许我不该像发问我自己一样去发问他们：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背景，他们又将如何？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去发问自己的——北大门里或是从北大门里走出的人，都还是善于省察自己的。我相信这一点。
北大于我们来说，它的恩泽既表现为它曾经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人品，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又表现为它始终作为一道背景，永远地矗立在我们身后的苍茫之中。因为有了它，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没有“来头”，不再感到那种身后没有屏障的虚弱与惶恐。
就在我于心中玩味“背景”这一单词时，总有一些具体的事情与场面繁忙地穿插于其间——
那年四月，我应邀去东京大学讲学。在日本的十八个月中，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这个背景的存在。那天晚上，在东大教养学部举行的欢迎外国人教师的酒会上，我代表外国人教师讲话时，在一片掌声中，我感受到了。在我为我的小孩办理临时入学手续时，我感受到了。在我于北海道的边陲小城受到一位偶然相识的日本朋友的热情接待时，我又感受到了。……十八个月结束后，东大教养学部的师生们破天荒地为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晚会。在那个晚会上，“北大”这个字眼出现了数次。我心里明白，这个晚会的隆重与热烈，固然与我十八月的认真工作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背后有这个背景。
无论是在学术会议上，或是应邀到外校讲学、演讲，几乎是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场合，我都能感受到这个背景。它给了我自信与勇气。它默默地为我增加着言语的重量，并且神奇般地使我容光焕发。
它甚至免去了我的尴尬与困境。
大约是在五年前，那天上午，我将一本书写完了，心情甚好，就骑了一辆车，一路南行，到了紫竹院一带。已是中午，我感到饿了，就进了一家饭馆。那天胃口真是好极了，独自坐下后，竟要了好几个菜，还要了酒，摆出了一副要大吃大喝的样子。阳春三月，天气已经非常暖和，加之我吃喝得痛快淋漓，额头上竟沁出不少汗来，身与心皆感到莫大的舒坦。吃罢，我不急着走，竟坐在那儿，望着窗外路边已笼了绿烟的柳树，做一顿好饭菜之后的遐思。“今天真是不错！”我在心里说了一声，终于起身去买单。当我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钱包时，我顿时跌入了尴尬：出门时忘了带钱包了。我的双手急忙地在身上搜寻着，企图找出钱来，不想今天也太难为我了，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大小口袋不下十个，却竟然摸不出一分钱来。身上立即出来大汗。我走到收款台，正巧老板也在那里，我吞吞吐吐、语无伦次地说了我没有带钱的情况。老板与小姐听罢，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那时，我在下意识中立即想到了一点：今天也只有北大能救我了。未等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便脱口而出：“我是北大的。”老板与小姐既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我的诚实，更是他们听到了“北大”这个字眼，随即换了另样的神情。老板说：“先生，没有关系的，你只管走就是了。”我想押下一件什么东西，立即遭到了老板的阻止：“先生，别这样。”他在将我送出门外时，说了一句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再听到的似乎属于上一个世纪的话：“先生，你是有身份的人。”
一路上，我就在想：谁给了我“身份”？北大。
这个背景也可以说成是人墙。它是由蔡元培、马寅初、陈独秀、胡适之、鲁迅、徐志摩、顾颉刚、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冯至、曹靖华等无数学博功深的人组成。这是一道永远值得仰望与审美的大墙。
我想，这个背景之所以浑沉有力，一是因为它历史悠久，二是因为它气度恢宏。它是由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巩固着它，发展着它，时间神秘地给它增添着风采。而蔡元培先生当年对它所作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定义，使它后来一直保持着“取精用宏，不名一家”的非凡学术气度，保证了这个背景的活力、强度与无限延伸的可能性。
话说到此时，我要说到另一种心态了：对背景的回避。
这个背景一方面给了我们种种好处，但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生存着，无时无刻不感到有一根无形的鞭子悬在头上。它的高大，在无形之中为我们设下了几乎使我们难以接受的攀登高度。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很久以前，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一脚踏进这个校园时，我就仿佛被扔到了无底的漩流之中，我必须聚精会神，奋力拼搏，不然就会葬身涡底，要不就会被浪头打到浅滩。
我们都在心中默念着：回报、回报……。一代一代曾得到过北大恩泽的北大人，都曾默念着它而展开了他们的人生与学术生涯。
这个背景的力量之大，居然能够使你不敢仅仅是利用它、享受它，还能提醒与鞭策你不能辜负于它。这就形成了一个难度：一代又一代人设下一道又一道台阶，使后来人的攀登愈来愈感到吃力。有些时候，我们就有可能生出隐瞒“北大”身份的念头——“北大”这个字眼并不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愿意提及的。背景既给予了我们，又在要求着我们。背景给了我们方便，给了我们荣誉，但又被别人拿了去，成了衡量我们的未免有点苛刻的尺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说：没有我们就没有他们，是我们创造了前驱。先人们的荣耀与辉煌，是后人们创造的。若没有后人们的发现、阐释、有力的弘扬与巨大的扩展，先人们的光彩也许就会黯淡，他们就有可能永远默默无闻地沉睡在历史的荒芜之中。任何得其盛誉的先人，都应由衷地感谢勤奋不倦的后人。没有现在的我们，这背景也就不复存在；背景衬托了我们，但背景却又正是通过我们才得以反映的。
然而，这个角度终究不能使我们获得彻底的安心与解脱。我们还得在宛然可见的先人们的目光下向前、向前、无休止地向前。
背景是一座山，大山。
我们任何个人都无权骄傲，有权骄傲的永远只能是北大。
奋斗不息的我们，最终也有可能在黄昏时变享受背景为融入背景而终止自己。这大概是我们都期盼着的一份幸福而悲壮的景观。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第四部分第一章 秃鹤（1）
一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了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遇到枫叶密集，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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