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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淡如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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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中都会逢着一个这样神奇而又温馨的惊喜！所以大家都没有留下关于对方的只言片语。
我衣着褴楼、披头散发地在公路上拦到了回深圳市的公车，我的“破败”与那些体面的“都市人”形成明显的对比。我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解构主义的快感。暴走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暴，席卷之处虽狼藉一片，但也把生活中失望的不值一提的东西全掳向遥远的大海，还激荡出冰封在心底的浪漫和激情。暴走之后，我没有离开深圳，我依然在这个城市继续找金，但现在我始终记得这次暴走经历带给我的惊喜和勇气，它常常提醒我试着改变一下太熟悉太无奈的生活，去迎接一个神秘的惊喜。
（本文作者：依呀）
第三章白岩松提醒大学生
让我们大家做更多和个人、国家都有关的大梦，成为一种关注，进而成为一种惯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今天，作为师兄身份来这里，一下车便感到，与老北大的同学比，你们更有优势，有更多脚踏实地的感觉。也许会有一点点受挫感，与理想有不一样的地方。然而，拥有某种心理受挫感的人更易成功。当有些东西暂时得不到时，会有更大的创造力，得到时，却会变得麻木。你们有着渴望的眼神，渴望成长，渴望与外界沟通。今天来这里，我主要想谈谈大学四年里该珍惜及格外重视的是什么。
尽情享受友谊
我想说，大学里最珍贵的，是“友情”，之所以说友情珍贵，因为它随处存在，你可以随时挥霍。比如，你想个性一下、孤独一下，便提了书包去自习室，但你突然想和同学待在一起聊聊天，你可以马上回宿舍。我敢肯定，即使北大，每天晚上也有一些呆在宿舍不去学习的同学，你们可以彻彻底底地聊一晚上或谈我们这个年龄已不大可能涉及的话题。正如舒婷说：“人到中年，友情之树日渐凋零。”我现在已经不能挥霍友情了，因为它很少，有时会有人问我：“白岩松打麻将吗？”“打。”“带钱吗？”“带不多。”这样也许给人留下赌徒的印象，其实完全是为聚会找理由，人大了理由也变了。现在，周末朋友聚会，总不能打电话说：“喂，哥们儿，到我们家来聊聊人生、聊聊理想。”而说：“哥们儿，三缺一。”
我这么说，如果你和宿舍同学关系不好，改善它；如果你和宿舍同学关系很好，强化它。大学的友情，是人群的友情，我不反对大家淡恋爱，当然，得有谈成的可能。大学恋爱，只是二人生活的提前开始，集体友情，却是不可再有的，即使谈恋爱，也不可只沉浸于二人世界。我现在单打独斗，妻子、孩子、老人，人生已走向正轨，友情对我不易，而你们却正在享受它。以后我无法再获得，尤其是团队的。
改变你的眼光
用大学的四年学会变化。刚进校时，你注定是以十六七岁孩子的稚嫩的眼光看世界。当你离开时，你应以专业的眼光看：（1）你应该有可能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人；（2）带着改变自己的愿望；（3）明确知道你在这个社会经纬线上明确的点；（4）带着技能。
那么如何具备社会人士、专业人士的眼光呢？比如说，如果你是新闻系的，就以新闻工作者的眼光看世界；如果你是学法律的，就该以法律人士的眼光看世界，假如与刚进校时差别不大，就有问题了。
你的未来是梦
大学是做梦的最佳时期，但要注意几个问题：（1）自己做梦，别干扰别人，也别打击别人的梦；（2）别梦游，我现在注定不能做化学家的梦了，因为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的梦变得很具体：比如说，谈到爱情时，我的眼前只会浮现我爱人的照片。当然，你有足够的想像力和辨认力，你眼前可能浮现成千上万人的照片，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帅哥靓女。
人生的梦有很多。我现在已不能做流浪世界的梦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但大学时可以。梦想有多大，成功的可能就有多大。梦想赚一万的人可能赚到一千，而梦想赚十元的人只能赚到五元，差别就这么大。十年后，你们的分野与梦想有关，请把梦做大，梦想当将军的可能混到大校；什么梦想也没有的可能做到少尉就退休了。
以上是有关个人的梦，下面谈谈与国家民族有关的梦。近百年来，每个转折处，都是年轻的孩子先跳出来。他们虽然稚嫩，却唤醒了麻木的中年人。他们不是直接改变历史的人，但他们的热情，带着眼泪、带着呼唤，感动了更多人，那些人在孩子的眼睛里看到“我不应该按既有的惯性继续前行，是应该有一些改变了”之后，真正的改变诞生了。
随着年龄增大，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做有关社会、民族、国家、哲学的梦了。他们也很难这样，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现代社会的男人必须成功，女人似乎也必须成功，男人要挣很多的钱，女人也要挣很多钱。要成为模范的丈夫，模范的儿子，模范的父亲，模范的工作人员，模范的领导，等等等等。所以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在大学期间读的书等于半辈子读的书，难怪有人说：“我们的畅销书，大都是大学生买的。”你怎能想象忙得连书都不读的人去做国家、民族的梦。我希望大学生多做这样的梦，以督促决策者在压力下理性决策，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前进。我们还须将这四年做梦的惯性形成一个更长的惯性，你关注的时间越长，关注得越理性，心中拥有的知识越多，社会列车就越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动。当然，有人也会开玩笑：“北大的学生，十年前反腐败，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搞腐败”。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地方。
让我们大家做更多和个人、国家都有关的大梦，成为一种关注，进而成为一种惯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本文作者：白岩松）
第三章听课嘉宾
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哥哥从家里去广州做工，特地到学校来看我。
哥只大我一岁，他很喜欢画漫画。高三那年，他没考上美术学院。眼看着我也要上高三，弟升高一，哥对妈说：“弟妹读书要很多钱，我不读了，我去广东打工吧。”钱啊，妈也没办法。哥这一去到如今，5年了，他用每个月刷油漆、做木雕的1000块钱供着我和弟弟读书。
哥站在我面前，笑着说：“大学生，带我去你们课堂上听听，看你们都学些什么东西。”
这节是古诗创作与鉴赏课，同学们一如既往地聊天、睡觉、看小说。哥哥惊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这样上课的呀？也太浪费家里的钱了吧？”他无奈地摇摇头，认真听起课来。
“孔夫子”老师大声说道：“虽说古诗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趋势了，啊，可是能写出好句子、能品出好诗的神韵，可不是三脚猫的文学修养可以办得到的啊！来来来，今天谁能对出我的下句，我就违反教学纪律——提前下课！”
教室里顿时轰叫起来。“孔夫子”大叫：“乾坤容我静——”
大家安静了一秒，又吵闹起来。哥哥很兴奋，然后好一会儿没做声，眨眨眼睛，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推推我说：“阿妹，你试试这一句。”
我一看，立刻举起了手。“孔夫子”眼睛一亮，指着我：“想必是位才女，念来听听！”同学们都笑着叫道：“才女，提前下课就靠你啦！”我却使劲推哥哥，小声催他站起来念。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俩。哥哥涨红了脸，只好站起来大声说：“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全堂哗然！大家忽然鼓起掌来，夫子眼睛大放光彩：“难得，难得！才思敏捷，对仗工整，意境高超，实在难得！你叫什么名字？把学号报上来，我要给你加分！”
课堂上一阵哄笑，“他是中央派来的听课嘉宾！”“孔夫子”连连称道：“那更是难得！”
哥哥激动地坐下来，我知道，他很开心。
下一节课，我们到多媒体教室去上外国文学史。哥哥看着墙上的电脑投影画面，很羡慕地说：“你们可真幸福，能享受这么现代的教学，怪不得学费这么贵！”
我还带哥哥去上网，看我们学院的“容谷”网站，打开漫画频道让他看学生的作品，鸟山鸣风格的有，北条司风格的也有，还有蔡志忠的。哥哥仔细看完后，扭过头很认真地跟我说：“阿妹，要是我像你们一样有空，我绝对比他们都画得好，你信吧？”“那当然！”
哥哥的神情却黯淡了下来：“我要是能上美术学院，现在或许已小有成就了。”我鼻子一酸：“哥，以后你把你画的画寄过来，我帮你传到网上去，让别人也看到你的作品，还可以投稿呢。”哥哥长呼了一口气，伸出手来给我看：“这么久雕木头、刷油漆，我的手指都硬了，拿笔的感觉没以前灵敏了。”他又笑起来，“不过一有空，我还会画的。”
晚上我送哥哥去车站搭汽车，车快开时，哥哥忽然从又臭又闷的车厢里探出身子来，叫我到面前来小声说道：“阿妹，你可别随便像别的同学一样跟人同居啊，免得被男人骗，知道吗？还有啊，认真听点课，挺好听的，别浪费钱。行了，你回去吧。”
我站在车窗边抽着鼻子，不争气地流着眼泪。长大以后，我还没在哥哥面前哭过。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本文作者：邓必彦）
第三章我的自白
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
不玩深沉
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260多个皇帝，还有260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
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侯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于是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50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因此，我将自勉，不犹豫不退缩地这样一路做下去就是。
（本文作者：梁晓声）
第三章戳穿安顿的“绝对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写隐私的人成了最没隐私的人
《绝对隐私》面世不久，安顿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甚至影响到同事的工作，她不得不拔下电话。在这个“名人难见”的时代，安顿做了一件让圈内圈外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她在北京某大报刊上赫然公布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寻呼、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为了让我的志愿受访者能够找到我。”她说。写“隐私”的人反而成了最没有隐私的人。各种传闻不绝于耳，有说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所以她需要靠这样一些故事的写作来求得心理平衡，在《绝对隐私》首发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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