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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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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5年（第四批幼童刚刚抵达美国的当年），著名的《哈泼斯》（《Harper’s》）周刊就曾刊出一幅描绘留学事务局的木刻画：一个中国教师正在训斥几个中国学生。令后人惊愕的是，教师手中的一张大概是收缴物的纸上，如果横读，竟能看到“自由”二字。 在设立留学事务局之初，丁日昌推荐翰林陈兰彬为正监督，让真正了解外国情形的容闳当副监督，原本就有深意。他曾对容闳说，你的主张，显然和中国旧说对立。现在政府那么守旧，以你个人身当其冲，恐怕难以抵抗，弄不好功败垂成。所以要利用陈兰彬的旧翰林的资格，让这位旧学派人物来共事，阻力可能会小些。 陈兰彬是中国诗书的饱学之士，但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在制器、造船等方面，他都站在洋务派一边。曾国藩评价他“生长粤东，留心兵事”，“不避险艰，……素有远志”，每当议论派遣幼童留学事，他都“雄心激发，乐与有成”。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洋务派圈子里的人，到了美国，还是不能容忍孩子们变化。和容闳共事之初，两人时有龃龉。学生在校和假期的费用、参加寄宿家庭的晚祈祷和礼拜、以及平时的游戏、运动、改装，在这些事上，容闳宽容，陈兰彬严苛，因此常起冲突。但是陈兰彬真正在哈特福德管理留学事务局的时间不到两年。1874年后，他奉命赴古巴调查华工问题，然后回国。整个1874年和几乎整个1875年，容闳一人在局负责。1875年，新任监督区谔良带第四批幼童赴美，但朝廷是委令他“会同原派委员容闳常年驻美国经历幼童肄业各事”，容闳仍握有大权。 幼童们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而容闳自己则在1875年2月24日与康州名媛克洛小姐（MARY LOUISA KELLOGG）结婚。对幼童们来说，婚礼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李鸿章很早就听说了留学事务局的情况，他多次提醒容闳、区谔良和第三任监督容增祥，要注意幼童们西学长进而“中学荒疏”的问题，提醒他们不要让幼童涉猎过宽，要集中学习国家急需的技能。1876年，中国决定在美国设立公使馆，清廷任命陈兰彬为公使、容闳为副使，陈兰彬在1878年赴美就职，容闳在1878年后常驻华盛顿。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局的内部矛盾日趋复杂。 在陈兰彬带到美国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吴子登的人。1879年底，经陈兰彬推荐，他被任命为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吴子登是翰林，知名数学家，是翰林中最早能看懂英文的人，曾首创用汉字注音学习英文的方法。他是洋务运动初期广州同文馆的中文教习，在驻外公使馆也已工作两年。或许因为这些原因，最初，美国的报纸评论他是“非常支持教育计划的，属于中国那些少数的，但正在增长的共和派”。可是这位“共和派”一到哈特福德，就时时批评留学事务局过去的规定，摆开了整肃的架势。 1880年4月1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了《谕示》。《谕示》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功夫的同时不要忘了本国规矩，要努力温习“四书”。《谕示》有中英文文本，中文用浅显的文言写成，全文如下： 谕告诸生等知悉： 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帑，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否则不但洋人会汉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亦多。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现已一面将汉洋文字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 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特谕。…… 吴子登《谕示》的英文本曾在美国报纸发表，发表时的题目是《中国留学事务委员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文辞较中文柔和。在发布《谕示》的同时，吴子登发布了留学事务局的新的守则。守则规定： “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每月均须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另外，各生每月有30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 “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 “每值学校短期假期，各生不得离开原住处，不得提用假期生活费，作为旅行开支，和往他地接受美国家庭之食宿招待”； “凡住康州哈特福德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须到局听宣讲《圣谕广训》”； “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华”。…… 哈特福德城里那座宏丽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是在容闳主持下于1877年建成的。幼童容尚谦后来回忆，自从吴子登到了哈特福德，幼童们便把此楼称为“地狱之屋”（The Hell House），因为这里给他们留下了管教、处罚的黑暗记忆。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写下一首题为《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诗，诗中记录了他当时听说的吴子登严厉管束学生的情景： 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留学事务局的大敌来了”，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 留美幼童们的厄运终于降临了。
第三章 归去来兮第29节 召回（1）
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中美关系恰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它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废除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反华暴动。只是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向驻美留学事务局射出了利箭。 “御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官职，专司检举揭发。它是皇帝的工具，可以纠弹贪官污吏，也可以制造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官场政争。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不知挨过多少御史的参劾。李士彬的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他指责福建船政局滥竽充数，大家虚糜。这位完全不懂工艺设计的御史，指责造船学生在学画画，不务正业。又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御史的奏章无须证据，听到传言就可以参劾。 据容闳回忆，吴子登到哈特福德后，对留学事务局的一切吹毛求疵，把种种诋毁幼童的传言传回国内。陈兰彬在一个奏折中也提到，1880年12月，吴子登到华盛顿向他告状，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李士彬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皇帝严厉的圣旨刚刚下达，封疆大吏们还没来得及调查复奏，春节后，吴子登决定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复电制止。吴子登在上任后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应裁撤”。但事到临头，他却担心裁撤人多，怕“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所以准备撒手不管。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1881年2月20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子登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格兰特和李鸿章
这是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最后抗争的结果。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推切尔牧师的日记记载：“那天一早，我们到达纽约第五大街的旅馆，收到格兰特将军的礼貌接待。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
第三章 归去来兮第30节 召回（2）
马克。吐温也曾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虽然他的追忆和推切尔牧师的记录不尽相同。 过程很有趣。JOE（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结果是，推切尔 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JOE（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象他来向人借一美圆，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圆。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五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但李鸿章提到，吴子登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它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他称此“亦是办法”。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3月5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兰彬遵旨复奏，他强调了吴子登去年告状的内容，认为应将幼童全部召回。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 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肄业局的正委员）的电报让他不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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