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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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孩在韩明说话的时候，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套印有许多暗红色方格的裙子，像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发。和韩明的解释相配套，她也显得很悲戚，脸色有如晨霜。如果不是事先规定好了议题，我想，那次聚会的主题就变成爱情和死亡了。开始给梦想中的杂志起名字了。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有许多好名字、性名字。起名字是有学问者的强项，可以充分显示大家的视阈、才学是怎样的广漠和不同凡响，大家的脑子转得有多快。每个人露了一手，有人建议叫《远东评论》，有人建议叫《日常生活》。反对这两种命名的人，说刊物不妨就叫做《反对》或《命名》。《反对》也遭到了反对，提出反对的是一个小说家，他建议用与刊物毫不相干的事物来给刊物命名，比如可以命名为《企鹅》。　　　　
　　　　　　有人提出可以叫《蛋黄》，有人顺着“蛋黄”的思路往下走，说可以叫《变蛋》……提出来的名字，足足记满了64开本那么大的一张稿纸。做记录的是费边，他用的不是钢笔，而是新买的圆珠笔，以免抒写工具发生缺墨水一类的故障。在记录的时候，费边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分析、联想、臧否、推敲。“既然可以有各种命名，那就说明它其实无法命名，干脆就叫《无法命名》得了。”他插了一句。在所有的名字当中，我就觉得《蛋黄》比较有意思。蛋黄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由蛋黄可以想到鸡蛋。任何事物都可以视为一只椭圆形的鸡蛋，它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焦点。这是个致命的隐喻：一个焦点可以看成是我们占有的事实本身，另一个可以看成是我们对占有的事实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隐藏在脆弱的蛋壳之内，悄悄发力，使你难以把它握碎。每一种命名都被由才学和视野纺织的筛子过了一遍。到后来，筛子上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龟兔赛跑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乌龟跑出去之后，兔子们说，别急，哥儿们，咱们先在一起分析一下哪个跑道比较合适，速度怎样分配，哪个老兄带头冲刺。最要紧的是，哥儿们得先给跑步的姿势起个像样而中肯的名字，使它有名有实。费边的分析和联想被人打断了，大家需要他这个东家也说上几句。因为他正在那里分析，所以他就脱口而出：“既然大家都在分析，那就叫《分析》算了。”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活跃起来了，语言和思维同步，他对随口说出的《分析》这个名字进行了一番分析。“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他说，“所有人都在分析，什么都得分析。教师在分析学生，学生在分析校长；病人在分析医生，医生在分析医院；丈夫在分析妻子，妻子在分析情夫；人在分析枪，枪在分析人；人对灵魂作出分析，灵魂对人作出分析；天堂在分析地狱，地狱在分析天堂……”他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分析”这个词就像串糖葫芦的竹签，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事物都串到了一起，然后成群结队地从他的喉咙跑了出来。　　　　
　　　　　　他说：“学生们在五月风暴中送给阿多诺教授的那两样东西也值得分析。粪便在分析玫瑰，玫瑰在分析粪便。”“哦，粪便和玫瑰。”费边把这两个词又重复了一遍，既像是在重复诗中的一对孪生意象，又像是在强调他突然想起来的某对诗学概念。他一边说着，一边做着往下砍的手势。那手势并不生硬，带有抑扬顿挫的意味。说完这番话，他刚好走到韩明带来的那个女孩子跟前。那个女孩子现在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仰着脸看他。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戚，有的是崇敬和迷惘，有如午后的向日葵。他的脑子现在正灵着呢，仿佛受一种惯性驱使，他又顺便对她的迷惘进行了一番分析：她迷惘是因为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与她的不幸疏离了。　　　　
　　　　　　迷惘是记忆和遗忘的交错地带，是忠诚和背叛杂交的花朵。这一番话他并没有当场说出来，他想，他应该另外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聊聊她的迷惘。他这会儿只是弯下腰，向她表示了一下他对她的迷惘的关切。当然，他没有指出她的迷惘，他用的词语是“不适应”：“你是不是有点不适应？来多了，也就习惯了。”女孩没说话。她看了看韩明，又看了看费边，然后浅浅一笑，算是对他的关切的回报。费边这套精彩的发言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当然，所有人的话都等于白说了。为了不耽误议程，大家先把命名的事悬置了起来，开始讨论编辑方针和编委会的设置。　　　　
　　　　　　方针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那就先讨论编委问题吧。有人说，这事也没有必要啰嗦，轮流坐庄就行了，要不就抓阄。这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说这话时，人们口气轻松，表情俏皮。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其实已对这份杂志不抱什么希望了。它还没有开花，就已经要凋谢了，果实只在人们的梦中漫游。有一个翻译家，刚才钻在厕所里，没有听清人们的议论，他出来之后，提议大家为刊物集资，并率先捐出了几张大团结（钞票）。别的人也只好去掏掏口袋。这样一来，一些钢镚就在地上滚来滚去，互相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音。费边跑进书房拿出了一只彩陶，将钢镚收到了一起。他对朋友们说：“我可以拿出一笔钱，先把第一期印出来。”说这话的费边，颇有点舍我其谁的味道。人们都愣了，愣了一会儿，才像鸭子那样齐刷刷地扭过头，去看拎着彩陶站在客厅一角的费边。就在人们这样看他的时候，那个由韩明引来的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将蹲在地上捡起来的一把硬币，丢进了彩陶壶。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1）

　　　　　几年之后，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当各种戏剧性情景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真集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的婚宴上，我看着费边，又想起了杜莉往他的彩陶壶里丢钢镚的事儿。费边那天喝得不多，他一直在讲话。刚和新婚夫妇开过玩笑的费边，现在又给同桌的一对恋人讲起了柏拉图的爱情说。“柏拉图？不就是那个提倡意淫似的精神恋爱的人吗？”那个男的一边剥虾仁一边说。费边摇摇头，说：“朋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柏拉图爱情说的核心恰恰是和受伤的肉体有关的。”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了。果然，他又讲到了蚯蚓、人和上帝。他说：“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最早的人就像蚯蚓，是雌雄同体的，后来，上帝从上到下把它劈成两半。人有多高，那伤口就有多长。人必须到处跑，寻找正在别处漫游的另一半，使那伤口愈合。来啊，让我为你们成功的漫游干杯。”那一对恋人爽快地把杯中的酒干掉了，而费边却滴酒未进。柏拉图的那个爱情说，原来是被他拿来劝酒的。费边对往彩陶壶里丢钢镚的杜莉也说过这样一番话。当然不是在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说的。虽然她第一次就瞄上了费边，但她并没有很快再来。她再次来到费边家的时候，朋友们的聚会已经风流云散。她这次是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来的：一对美国夫妇，一个女翻译。她先在楼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猜她是谁。他平时最烦这种游戏，在他看来，这种对孩子游戏的滑稽模仿一点都不好玩。他刚刚起好一个题目，叫《午后的诗学》，正准备坐下来写一组诗，这个电话把他的心绪全给搅乱了。如果对方不是个女的，他就把电话放下了。　　　　
　　　　　　对女人总该礼貌一些，再说了，在午后慵懒的时刻，听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也是可以提神的嘛。有那么一瞬间，他倒是想起来她可能是杜莉，但她突然又说，她是和两个美国朋友一起来的，这一来，他就猜不出来她究竟是哪路神仙了。他说：“你究竟是谁啊，你知道我很笨的。”她像对老朋友说话的口气，说：“你真的是笨，算了，不让你猜了，我们现在就上去。”“其实，我已经猜到是你。”开门一看她是杜莉，他就这样对她说。那个翻译把他的话翻译了一下，那两个老外笑了起来，也说了两句，意思是“你们果然是好朋友”，然后，他们乐呵呵地把手伸给了费边。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毯上说了一会儿，费边才明白他们怎么会摸到他这里来。原来是美国人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杜莉，又听杜莉介绍他的情况，对他有了兴趣，跑来了解他们的学术沙龙的。美国人提到的那个朋友，费边也认识，那个人以前到这里来过，现在出国当访问学者了。起初，他们谈得还比较融洽。费边还没有掌握绕圈子的技巧，得知了对方的来意，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们的学术沙龙已经散掉了。他引用哈韦尔先生的话说，它之所以会散掉，是因为某种东西一开始就已经瓦解，并消耗自身。奇怪的是，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地毯上的图案。那个美国人把他的话记下来之后，就把话题绕到了地毯上面，说，他们家床边的小地毯上也有这样的图案。费边说，花卉的图案肯定是世界性的，因为玫瑰和狗尾巴花哪里都一样。说过这话，考虑到美国人有边饮酒边聊天的习惯，他就起身给他们倒酒。那个美国女人说，她正在做“简·方达健美操”，只能喝“不带糖分的白色葡萄酒”（直译如此）。　　　　
　　　　　　费边没有听说过这种酒，只好打电话给楼下的一家酒店。酒店里的人说，他们刚听说有这种酒，但还没有进过。朋友自远方来，得想办法让人家乐乎乐乎。站在电话旁边，他想，钟子玉家里肯定有这种酒，要不要往他家里打个电话？每走一步都必须找到一个理由，他再次想起了“有朋自远方来”的那句老话，这应该能成为理由。那里果然有。没过多久，钟家的小保姆就把酒送过来了。这时候，费边才知道那酒叫“干白”。喝着来之不易的干白，他们继续聊天。美国女人还是有点闷闷不乐。到中国来的美国男人，一个比一个快乐，陪丈夫来中国的美国女人，一个比一个不快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威胁就体现在这里：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得安宁。她快乐不快乐，我可解决不了，费边想。他现在要做的是，一方面欣赏女人的不快乐，一方面怎样尽可能得体地回答男人提出的问题。当那个美国男人问他怎样看待海明威喜欢呆在古巴，博尔赫斯向往东方生活的时候，费边说，那不是由于遗忘，即便是，那遗忘也并不是记忆的对立面，而是记忆的另一种称谓，对他们而言，那是一种返祖记忆在作祟。哦，记忆，那个美国人好像知道他要这么讲似的，随即把话题扯到了记忆上面。他现在提起的是另一种记忆。“费边先生，你对你的父亲有着怎样的记忆？这种记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好像担心译员无法准确地翻译出自己的话，美国人这时候突然说起了汉语，而且说得还他妈的很地道，至少和来内地卖羊肉串的新疆人不相上下。费边后来对我说，他当时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他说，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沉默的方式。　　　　
　　　　　　他引用福柯的话对我说，有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有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他还说，有些沉默是反抗，有些沉默是臣服。“我的沉默算是哪一种呢？我的脑子一下子被吸尘器吸空了。”他说这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不过，请别替费边担心，他是难不倒的，我的朋友费边总是能找到化解问题的方式的。他从沉默中醒过来，用说笑的口气把美国人踢过来的皮球又踢了出去。“没有什么记忆，”他说，“我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顶帽子。”美国人是不可能知道帽子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含义的。许多词语，如帽子、破鞋、老九……一旦进入中文，对老外们来说，它们就成了迷宫中的拦路虎。费边现在打的就是这副牌。那个老美果然被他搞糊涂了，迷惑地看着他，把肩膀耸来耸去的。“就是头上戴的帽子？”老美问。“难道帽子还能戴到脚上？”费边说。说过这话，他就不肯再多说一句了，打过一枪，就该换个地方了。“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比如印第安人的头饰，林肯总统的泼妇，美俄宇航员在太空的联欢。”美国人执意要和他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费边说：“咱们还是谈宇航员吧。谈到宇航员，我这里有两个现成的笑话。一则是，贵国的一艘太空船进入倒计时发射的时候，宇航员突然想大便，他请求把这泡屎拉在生他养他的地球上，没有得到恩准，他只好穿着臭烘烘的裤子进入太空，他的美好的太空旅行就被这泡屎给搅坏了；另一则你可能更感兴趣，因为这跟你想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关。说的是苏联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无法降落，因为他的祖国解体了，他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地面指挥中心也无法告诉他，所以他只好继续在太空漫游，靠数星星打发日子。”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2）

　　　　他这样一边讲着，一边想，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想揭示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吗？想用无聊的笑话来填补我们之间的缝隙吗？可不谈这个还能谈什么呢？路德说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醉汉，你从这边把他扶上马鞍，它就会从那边栽下来。和美国人在一起谈意识形态，就是醉汉在搀扶醉汉。双方都意识到话不投机，就只好喝酒。第一瓶酒喝完之后，费边去书房取酒（刚才那个小保姆直接把酒送进了他的书房）。杜莉跟着走了进来。她说：“我有点晕了。”她拍拍脑门，说自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甚至都没有听清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要不要先去躺一会儿？”费边说。“不，晕着挺舒服的，我迷恋这种晕，”杜莉的嘴很甜，她说，“我还想继续听你说话呢，你比老外还厉害，听你说话长见识的。”那两个美国人看到他不愿和他们多啰嗦，就提出告辞了。杜莉和他们一起下了楼，并把他们送上了出租车。我的朋友费边就站在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在路边徘徊的杜莉。接着他又来到了阳台上，站在这凸现于房间之外的地方，他感到他看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