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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诗学-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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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有点纳闷的是，他本来就该对另一半自我的远去恋恋不舍的，可他却感到，他其实巴不得她早点离去。恋恋不舍只是停留在嘴上，他在心里时常念叨的是这样一句诗：打开笼子，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有一次他在电话中给我说：“让她走吧，女人是男人世俗的肌体，离开了她们，男人或许就可以变得纯粹一些。”他举例说，他至少可以不和陈维驰那号人打交道。我记得他还随口吟诵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的名句：“离开了女人，浑身都是痛快。”听他的口气，他似乎已经提前过上了那种纯粹而又痛快的生活。我正听费边在那里抒情，电话里突然响起了忙音。我估计是杜莉采购东西回来了，我想，他放下电话，就会去向杜莉陈述他的恋恋不舍之情。几天之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还真让你给猜准了。他说那是他那几天的必修课。说完这话，他又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与神学有关的聚会上，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咬着明斯特主教的耳朵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把一向不苟言笑的主教大人逗得乐不可支。谎言是一门科学，真理是一个悖论。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3）
我没有主教大人聪明，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像被人胳肢了一下似的，笑出声来。就我所知，杜莉在短短的一年里，起码回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的9月底，她和靳先生一起回来参加陈维驰的婚礼。这个婚礼拖了很久，现在，那个女孩子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实在没法再拖了。婚礼定在国庆节那天举行。因此，杜莉是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一进门，她就说，她刚才往家里打电话，怎么也打不进来，“你是不是在和哪个女妖精调情啊？”费边没工夫和她啰嗦，提溜着她，就把她扔到了床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剥了个精光。关于他的这种表现，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遇事都得多长个心眼，我这种急猴似的模样，多半是做出来的——它是最好的辩护词，我要不守身如玉，怎么能憋成这个样子？忙了一通之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对电话的占线作出解释。他想杜莉不会相信他的解释，但经验告诉他，解释还是要比不解释强。他说这些天他确实常打电话，电话都是打给朋友们，让他们去医院看韩明的。他告诉她，韩明被抹掉了职务，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韩明却整天神思恍惚，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出租车撞了个半死，这几天刚醒过来，现在还在医院挺着呢。
费边看杜莉被他的讲述吸引住了，就想，如果韩明不那么撞一下，我还真的无法把事情解释清楚呢。他摸摸杜莉的大腿，又说：“看把你吓的。不要担心，韩明能挺过来的，他顶多丢掉一条腿。”他们约定，等陈维驰的婚礼一结束，他们就去医院看望韩明。建议是杜莉提出来的。她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费边，我长时间不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你要真是憋得慌的话，找个女人解解闷，我是不会责怪你的。”费边后来对我说，杜莉一撅屁股他就知道她要干什么，她的意思无非是：“费边，你长时间不在我身边，我要是憋不住了，找个男人解解闷，你是不应该怪我的。”所以，杜莉刚说完，就遭到了费边的拒绝。费边拍拍自己已经有点发福的肚子，说：“不行，杜莉，你的话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我是不会胡来的。你再说这话，就是侮辱我。”第二天，他们本来要一起去参加陈维驰的婚礼的，但临上车的时候，费边变卦了。他说，他想在家里等她回来，然后一起去医院。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担心杜莉会觉得他扫她的兴，可杜莉听了这话并没什么反应，好像巴不得他不去似的。停了一会儿，杜莉说：“我也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你就在家里写你的诗吧。”她这么一说，费边倒想去了。但话一出口，就覆水难收了，他只好目送杜莉钻进出租车，并和她挥手告别。费边临上车的时候之所以会变卦，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杜莉在电话中讲过一件事。杜莉到北京的第三周，有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对她讲：“卡拉，我都想跟你结婚了。”杜莉说，这恐怕不行，“咱们结婚了，阿姨怎么办，小弟弟怎么办？”费边问她那个人是谁，她说：“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不是已经巧妙地把这事处理了吗？”她不说他也知道，那个人就是靳以年。
他拉开车门的时候，这事在他的脑子里一闪，使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写上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不是诗，而是一篇短文）。和这个念头同时产生的，是这篇文章所要引用的题记。题记倒是和诗歌有关，那是蒙田谈维吉尔的诗学论文里的一句话：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他的这篇文章是给晚报写的。他还没来得及给杜莉说，他现在在晚报的副刊上开了一个叫《日常生活的诗意》的专栏，每星期写一篇，已经写了两三篇了。他当初只是写着玩的，没想到读者的反应很强烈，许多人写信给责任编辑，说副刊的档次因为这几篇文章而提高了不少，那个责任编辑就劝他再写。他准备再写几篇能逗读者一乐的文章，赚一点钱，就鸟枪换炮，将他对晚报的最新体验真实地写出来。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对晚报作一点批判，批判眼下的晚报是市民趣味的集散地，是人们在挖耳屎、抠脚趾、剔牙时的伴奏曲，是用文字制成的易拉罐，其现象学特征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用过即扔。如果说诗写的是人与真实的关系，那么晚报上的文章写的就是人与虚假的关系。他要劝读者去读读古典的东西，比如可以去读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是两尊神，前者为激情提供了广度，后者为激情提供了深度。深度也好，广度也罢，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还是先把手头的这篇文章鼓捣出来吧。跟往常一样，他要先简略地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然后再进行费边式的分析。他讲的故事很简单，也没什么新意，类似的故事可以把街上的垃圾筒填满。这不要紧，有点层次的读者要看的是诗人哲学家对这种日常故事的分析。这一次，他讲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到上海进修，在那里和一个男的搞上了，那个男的还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这个朋友是一位诗人，得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之后，还比较冷静，说服自己不要拎刀东进，只是写了一封信（用文字说话是诗人的强项），将那对鸟男女臭骂了一通。所谓臭骂其实也臭不到哪里去，因为他毕竟是个歌颂过玫瑰的诗人。他只是说他们侮辱了人类圣洁的爱情，难以得到饶恕（明眼的人大概已经看出了门道，这个故事其实是以他自己和杜莉为模特再加上一些臆想凑出来的）。在故事的结尾，费边写到：“这个朋友把信寄出之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放下电话，就开始写这篇短文。”费边首先肯定那个诗人朋友没有拎刀东进是对的：我们宁可选择健全心智下的悲痛，也不要选择疯狂中的高兴。接着，他写道，那个朋友提到的那对鸟男女侮辱了人类圣洁的爱情的说法，恐怕不能完全站住脚。“就我所知，他的妻子在上海被车撞过一次，撞得虽然不是很要紧，但毕竟受了点伤。是那个男的在医院里陪她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这个情节是他临时想起来的，我想，他的灵感很可能是来自韩明事件。接下来，他觉得应该让那个批发绿帽子的家伙也受点苦，就写道：“设想一下，如果那个男同志也被撞了下，而且差一点就被撞死了，两个人现在都呆在医院里，拄着单拐互相串着门谈起了恋爱，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幕是很感人的吗？”在费边的这个故事中，那个抛售帽子的人比陈维驰小十来岁，和靳以年的年龄差不多，是个半大的老头，“在这之前，已经吃够了婚姻的苦头，但他还是想结婚”。作了这样一番虚构之后，费边写道：哎，我几乎要赞美这位半截入土的老同志了，因为对他来说，希望战胜了经验。写到这里，他用尼采的话做了一个过渡，使文章出现了波折。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4）
许多年前，一个叫尼采的哲学家，在一本叫做《超越于善恶之上》的书中说：“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同居生活被婚姻糟蹋掉。”这位老同志看来并不担心这个。有这样四种可能：1郾如前所述，他是希望战胜了经验；2郾他提出结婚，只是要以此显示自己的诚意，可以设想，他以前也常来这一手，果真如此，那就是经验排除了希望；3郾他昏了头，和那个女人一起昏了头，诚如萧伯纳所说，“置身于最强烈、最疯狂，又最不可靠、最短暂的激情漩涡中的人，往往指天发誓，他们要一直处于这种冲动、反常、令人衰竭的状态中，直到死把他们分开”；4郾老家伙有一种自虐癖，他明白，只有年轻的活蹦乱跳的女人，才能够对自己无能的身体构成打击，这是一种真正的打击乐。需要交代一下，这篇文章他后来没有寄出去，大家就不要去晚报上找了（他给晚报的是另一篇谈袋装垃圾与市民文明的文章），这似乎更说明了这篇文章的私人性质。它的读者确实很少，我估计不会超过十个人。我并不是它的第一个读者，靳以年先生才是第一个。靳先生在这篇文章诞生的当天晚上，就有幸读到了。他在参加完陈先生的婚礼之后，和杜莉一起来到了家中。他们来的时候，费边的母亲和女儿还没有离去。见到女儿，杜莉有点迟疑，好像刚刚想起来自己还生过孩子似的。杜莉朝女儿弯下腰时，费礼一边怯生生地叫妈妈，一边往奶奶的身后躲，杜莉想抱女儿，费边没让她抱到，因为他抢先一步把女儿抱了起来，费边这时候一定想起了杜莉曾在电话中说过的那个小段子。
既然杜莉向靳以年的老婆叫过阿姨，那费礼就该叫靳以年为爷爷了。“快叫爷爷，”费边指着靳以年对怀中的女儿说，“叫老爷爷。”女儿这次真争气，她没有躲闪，仰着小脸尖声地喊了一下：“老爷爷——”费边的手在女儿身上使了一下劲，女儿立即心领神会地又喊了一遍：“老——爷——爷——”靳以年并没有像费边想象的那样尴尬，他还掏出钥匙圈在孩子面前摇了摇，将上面的一只象征着长寿的镀金的小乌龟送给了费礼，并说要带她去北京看天安门。孩子不关心什么天安门地安门，她关心的是巧克力豆和奶奶家里的鬈毛狗，所以她毫无反应。费边也留意了一下杜莉，他发现杜莉也没有什么异常。倒是费边本人有点尴尬。他一时不知道下面的节目该如何进行了，他甚至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糖尿病人，吃盐不成，不吃盐也不成。我想象这天晚上的谈话是妙趣横生的。我为自己没能亲自到场聆听而感到遗憾。事实上，我本来是有机会去的，因为费边写完那篇文章之后，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愿和他们夫妇一起去医院看韩明。我当时考虑到他们是小别重逢，夹在当中有点不近人情，就把这等好事给推辞了，结果把遗憾留给了自己。据费边说，他母亲走的时候，靳先生也说自己该走了。他没有走成，费边在极力挽留他，想让他看看那篇文章再走。当靳先生问他最近有何大作的时候，他立即跑进书房里把那篇东西拿了出来。“这不是诗，而是一篇小品文。”费边把文章呈上去时，先谦虚了一下。姓靳的一边看一边说：“好啊，小品文现在很吃香的，至少比严肃音乐吃香。”费边没有搭他的腔，他现在得数落一下杜莉，拿她出出气。
他对杜莉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啊，我在家等着你去看韩明，你怎么一走就杳如黄鹤。”杜莉没有作什么解释，只是说这次无法去医院了，因为她明天就得飞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演出的排练。这时候，孩子吵着要去睡觉。费边感到奇怪，因为孩子平时哄都哄不睡的。费边曾对我说过，孩子不睡的时候，他从不强迫她睡，因为孩子的吃、喝、拉、撒、睡，都是不会掩饰的，正如瞎眼诗人荷马所说，婴儿的内脏就是他自身的法则。费边感到费礼现在因为杜莉的出现而违背了这一法则，这个责任当然应该由杜莉来负。他对杜莉说：“现在该你去给她洗澡了，该你去给她编童话故事了。”杜莉去尽母亲责任的时候，费边对姓靳的说：“看完之后，一定多提宝贵意见。”“已经看完了，”姓靳的说，“有些地方能给人很多启发，比如‘希望战胜了经验’这一句，就很有意思。”“谢谢，不瞒您说，写完这句话，我也很得意。靳先生，我想顺便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杜莉在北京能混出个名堂吗？”费边没有对姓靳的说明，他所称的名堂并不单指出名。它牵扯到了轻与重的关系，和培根的“名堂”一说近似：所谓名堂指的是让轻的东西浮起来，让重的东西沉下去。他想问姓靳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别的轻的比起来，杜莉能浮过他们吗？姓靳的许久没有说话。费边看到他的像暖瓶塞那样大的喉头，在那里不停地蠕动着。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把他难住了呢？费边想，看来，他真是一个草包。他正这样想着（其中甚至包含着同情），靳以年开口了：“杜莉已经做好了第一步，就是选了最好的老师。下面就看她自己的努力了。”费边对他的话很不满意。
费边后来对我说，不满归不满，他还是可以理解靳以年的。他说，在任何时代，人类总要推举出一个伟人，如果没有伟人，那就虚构一个出来。他说，如果实在虚构不出来，那也不要紧，那就把自己当成伟人算了。姓靳的玩的就是这套把戏。费边说，算下来，大多数人都概莫能外，因为这涉及无耻。费边当时忍了忍没有这样讲。但他不能就此放过姓靳的，他总得讲点什么。他对姓靳的说：“你说得对。杜莉去北京之前，我就对她说，学音乐关键就在于选老师，一定要和名气最大的老师挂上钩。虽然大多数有名气的人都是草包，但这不要紧，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好像很懂我们这一行，”姓靳的幽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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