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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诗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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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混乱的汉州火车站广场巨幅的液晶广告牌下，尽管那个票贩子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车票不假，她还是吃不准它的真伪。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祈祷它是真的，捏着那张高价车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把这事告诉丈夫。不说吧，他肯定会把这看成偷袭；说吧，他会觉得她不可理喻。后来，她还是决定告诉他。她相信，丈夫没有理由胡搞，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他到哪里去找呢？除非他瞎了眼。如果他真的瞎了眼，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离掉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本犯不着去看对方的脸色。
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她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由她说了算？这么想着，她都有点同情对方了。是啊，说穿了，我到上海看他，就是对他的恩赐。随即，她便想象丈夫正在出站口迎接自己。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所以他手中还应该有一把伞。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妻子相配，他还新染了头发。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空着，正挥舞着一束鲜花……这些美好的情景深深地激励了她，所以还没有走出车站广场，她就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她告诉他，车票已经买了，买了两张。她说，因为她听出他在咳嗽，还有那么重的痰音，她很不放心，临时决定去看看他。这一次，轮到丈夫感动了，他说自己只是轻微的头疼脑热罢了。很快就会好的。劳夫人的大驾，他实在过意不去。打完电话，她的心情好多了，出气也均匀了。在车站超市，她买了几只薄如蝉翼的内裤，夏奈尔牌的；她还顺便逛了逛超市里面的书店，她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新版的《朦胧诗选》，里面收录了丈夫在知青时代写的两首诗：一首《向往未来》，还有一首就是与避孕套同名的《风乍起》。她想都没想，就把它买了下来。
到了晚上，她歪在沙发上翻着那两本书，同时命令小保姆给她的手指甲、脚指甲涂上蔻丹。她睡得很香甜，连儿子尿了床都不知道。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也为了和儿子联络感情，早上起来她上街给儿子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一顶新式的遮阳帽，上面印着预祝北京申奥成功的五环图案——以前她总是觉得举办奥运是劳民伤财，可这会儿她觉得如果真的申办成功，她和丈夫一定以儿子的名义为奥运捐款。在超市门前的小摊上，她还看中了一把瑞士军刀。她想，见到丈夫以后，她可以告诉他那是在意大利买的，地道的瑞士货，为的是他多吃水果，但回来以后，她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丈夫的声音很急切，他说早上起来，看到了邮差送来的引弟写给儿子的信。引弟和他离婚以后，调到了老家的一所乡村医院。那封信就是用医院的信封寄出的。在信中，她问过了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嘱咐完儿子要听爸爸的话，然后说她答应儿子的要求，不久就来上海和儿子一起过儿童节。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九号，再过两天就是儿童节了。他说，看过信，他赶紧和前妻所在的医院联系，医院里的同事告诉他，引弟前两天就请了假，到汉州去了。
“她还不是想见你？”“瞧你说的，她不恨我就是好的了。她就是想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现在她应该在汉州。为什么？因为济州没有来上海的车，她只能在汉州上车。你最好能见到她本人，劝她别来了。你可以向她说明儿子放了暑假，我就把儿子送到她身边。”“你的引弟姐姐怎么会听我的？”“她当然会听你的。”他说，“她善解人意。她以为你还在国外呢。如果她知道你回来了，她是不会来的。”这句话让杜蓓很不舒服。她马上想到，她出国期间，引弟一定去过上海多次。她每次都在他那里住吗？哦，这还用问！她简直傻了，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想到这个，杜蓓就想把话筒扣掉。
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稍事停顿之后，她对丈夫说：“还是她看儿子要紧，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吧。”他显然急了，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她听见丈夫说：“就算我求你了，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劝她最好别来。她来了，孩子心里会有波动。孩子要考中学了，搞不好会考砸的。果真如此，她的后半辈子都会难受的。你就这么给她说。”“汉州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她呢？”她说。接着他就提到了北环以北的丰乐小区，那里住着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是一家社科刊物的编辑，早年曾与丈夫一起在济州插队。
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
朋友之妻在朋友家中（1）
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膀。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
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
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记者们虽然以善说假话著称，但此刻人家显然说的是心里话。她甚至想到这个小脸蜡黄的记者对符号也熟知一二，知道如何“通过动作捕捉信息”。当交警开着清障车，将她的桑塔纳拖出去的时候，摄影记者不惜跳进水中，以便透过车窗捕捉她的一颦一笑。
来到浅水区以后，记者还提醒她晚上别忘了打开电视，因为她将在《晚间新闻》中出现。她的车早已熄火了。在清障车上的交警的帮助下，她才将桑塔纳重新发动起来。随后，交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由于在她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那个交警还犯了众怒。虽然汉州的交通部门规定，进入市区的车辆不准鸣笛，但此刻它们却不吃这一套，响亮而混乱的笛声甚至盖过了天上的雷鸣。
她不是聋子，当然能听出其中的示威意味。当她开着车逃离现场的时候，她将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都撞歪了。脑袋伸在车窗之外的儿子，也被无花果树的枝条划破了眉头。儿子顿时哭了起来，可因为急着逃离，她没有理会他。
丈夫曾带她来过北环以北，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小区的中部是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幼儿园的铁门就对着朋友家的门洞，很容易辨认。如今，幼儿园已经不知去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的塑像。乍看上去，他与汉州大学草坪前的那尊毛泽东塑像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拎着帽子。
儿子一见他，就喊了他一声毛爷爷。她告诉儿子那不是毛爷爷，儿子就问不是毛爷爷是谁。这倒把她难住了。如果她说那是肯德基快餐店的象征符号，儿子一定认为她说的不是人话。她灵机一动，说他是做烧鸡的，做的烧鸡名叫“肯德鸡”。“我要吃鸡。”儿子说。“呆会儿买给你吃。”杜蓓说。“我要吃鸡。”“吃个屁。”“妈咪才吃屁屁。”这算哪门子事啊？好不容易叫了我一声妈妈，却是让我吃屁。她恼羞成怒，恨不得扇他一耳光。但她忍住了，将他从后座拽了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儿子的眉头有一个凝结起来的小血球，硬硬的，摸上去就像个樱桃。她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在什么地方划伤的。儿子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他看着快餐店，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唉，儿童的内脏就是他的道德法则，除了满足他的要求，她似乎别无选择。她只好水走到快餐店，为他买了一只炸鸡腿。
儿子啃鸡腿的时候，她非常后悔带他来到这里。但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会面中获得儿子的配合，她还是弯下腰来，吹了吹他眉头上的伤口。“乖乖，还想吃什么？只要听话，妈咪什么都给你买。”杜蓓又给儿子买了一袋薯条。她捧着装满薯条的纸袋站在快餐店门口，向食客们打听朋友所住的那个门洞。
后来，她把儿子拉到了一个门洞跟前。她的裙子的下摆已经湿透了，脚趾上的蔻丹只留下了斑斑点点，好像指甲壳里出现了淤血。她的那辆桑塔纳眼下停在快餐店旁边的一块高地上，她看见有几个毛孩子正在车边追逐，一块泥巴准确地砸向了车窗玻璃。看着那些打闹的孩子，她心中的懊恼更是有增无减。
她一只手扯住儿子的衣领，一只手掏出了手机。她想给丈夫打个电话。至于该给丈夫说些什么，在看见自己裙子下摆的时候，她已经飞快地想了一遍。她要对丈夫说：“对不起，亲爱的，因为道路的阻隔，我没能见到你的相好。”但是电话占线，一直占线，似乎永远占线。她再次想起了丈夫歪在床头打电话的情形。
后来，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朋友就站在门洞的台阶上，腰间裹着围裙，像饭店的厨师，拉着他的围裙躲在一边的那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女孩的脑袋从父亲的腋下钻出来，看看杜蓓再仰头看看父亲，同时还用脚撩着台阶下的雨水。朋友蹲下去，对女儿说：“快，带弟弟玩去。”女孩吐了一下舌头，重新缩到了父亲的腋下。杜蓓甚至感受到了女孩的敌意。她后悔没给女孩带礼物。想到这里，她很快从头上取下一只发夹。
“来，阿姨送给你一样东西。”她把女孩拉到身边，“好看吧，这是阿姨从国外带回来的。”她没有说谎，那真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是她在罗马天主教堂前的一个小摊上买来的，上面还镂刻着圣母的头像。取掉了发夹，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散了下来。好，挺好。朝气蓬勃，这正是现在她所需要的效果。
“快谢谢阿姨。”朋友对女儿说。女孩抿着嘴，一扭头，跑了。儿子也跑了，他着水，亦步亦趋地跟着女孩，跑向了不远处的一大片水洼。看着两个孩子跑远了，朋友才回过头来对她说，他在楼上看见她了，起初还以为看错了人，没想到真的是她。
他说：“大小姐冒雨前来，是否有要事相告？”“瞧你说的，没事就不能来吗？”她说。朋友笑着，但笑得有些尴尬。虽然雨点不时落到他们身上，但他似乎没有请她上楼的意思。她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结婚以后，有一次丈夫偶然提起，只有一个朋友对他们的婚姻持有异议。她揪着他的耳朵逼问他那人是谁，说走了嘴的哲学家只好把眼下正陪她上楼的这位朋友供了出来。她说，她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是引弟的朋友，自然要为引弟鸣不平。丈夫说：“不，他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和引弟的婚姻是个地狱，那么你为何要从一个地狱走进另一个地狱呢？还不如做情人算了，就像萨特和波伏瓦。”他娘的，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她虽然也是波伏瓦的崇拜者，可她知道那只是个特例。她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婚姻是个坟墓，那么没有婚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喜欢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俏皮可爱。
朋友之妻在朋友家中（2）
当时，她想把这句话说给丈夫，但转眼间丈夫就鼾声雷动了。“杜小姐可是越来越漂亮了。”朋友说。“谢谢。”她歪着头说道。在丈夫的同代人面前，她喜欢摆出一副少女的姿态。她知道这样最能赢得他们的好感。“你不想请我上楼吗？我都快淋透了。”她说，她说的没错。他们说话的时候，发梢上的水正顺着脖颈流进她的乳沟。那水带着寒意，使她的整个胸部都感受到了它的刺激。她甚至感到乳头都变硬了，硬得就像……就像什么呢？哦，想起来了，就像儿子眉头上的那粒樱桃。
在杜蓓的记忆中，朋友家里整洁得就像星级宾馆的套间，而且总带着淡淡的药水味。朋友的妻子和丈夫的前妻引弟一样，当年都是赤脚医生。对她来说，“赤脚医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游方僧人——既乞求别人的施舍，又为别人治疗。经过丈夫的解释，她才算明白她的理解谬之千里。
后来在意大利，有一次她和当地的姑娘正光脚散步，并用脚趾逗弄草坪上的鸽子，突然又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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