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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王道-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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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投资普及平民化（2）
里根在鼓励商业竞争的另一个好例子是开放天空（Open Sky Policy），鼓励外国航空公司班机飞往美国。基于国与国之间有对等航权的条约，这做法令美国的航空公司受惠，获得其他国家的着陆权，直接鼓励更多航空公司加入国际航线的竞争，打破了原本只有泛美（Pan AM）及环球（TWA）的垄断局面。
现时泛美及环球已不再存在了，新公司如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西北航空纷纷出现，互相竞争的趋势至今还没有停下来，他们利用全球化争取“第五航权”。什么是第五航权呢？举例说：联合航空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往曼谷；在香港只可落客，不可以上客再飞曼谷；第五航权则容许联合航空，可以在香港落客后再上客，才飞曼谷，收入因此增加了。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不过，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
整体而言，“小政府，大市场”的供应经济学，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能增加就业机会；美国在八十年代能够重新振兴起来，由于企业能够透过股市来吸纳小市民的储蓄，利用小市民的储蓄，企业可以投资新兴行业，提供就业机会。
里根政府亦提供401免税退休方案，引导市民资金流入股市。美国市民可利用这个户口投资，所有收益是免税的，因此盈利可以不断滚存。战后出生的一族（Baby Boomers），正好在八十年代踏入中年，他们赚钱力强，储蓄力强。这方案成功引导大量金钱流入股市，方便公司在市场集资。
纳斯达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ic Quotation － NASDAQ）成立于1971年，早期只是一个电子报价系统，专门提供没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最新买卖价格；这些没有上市公司的买卖是“台底交易”（over…the…counter），当时政府对这些买卖的管制亦相当严格；经纪不可以把这些没上市公司的股份，随便推介给小投资者。到了里根时代，“纳斯达克”已变成一个正统的集资渠道，越来越多以高科技为主的新兴事业，利用电子报价形式，以私人配售股票来集资。于是“纳斯达克”慢慢由报价系统变成股票市场，其中成功例子有微软、思科、戴尔等。高科技企业并不限于计算机或互联网，有一段时间，生物科技公司也相当受欢迎，也有不少这类公司，透过纳斯达克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相应尽力保障小股民的利益。1929年华尔街大风暴后，证监会（SEC）成立于1933年，第一任证监主席，就是股市的大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当时罗斯福总统对约瑟夫的委任，受到各方抨击，但罗斯福风趣而有理由地解释，这是“以盗制盗”（It 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美国证监的权力特别大，很多条例的执行是用刑事起诉的。
英国的发展与美国并不相同，他们始终奉行其一贯的绅士做法：自律及自我监管。所以英国的内幕消息买卖直至“Big Bang”时仍未刑事化，而香港则是沿用英国的做法。所以香港是以裁判（Tribunal）形式处理内幕消息买卖，阻吓的效果不大，人类贪财的劣根性是无法改变的，为了利益，即使可能面对严厉的法律制裁，仍敢以身试法。
即使在美国严谨的监管条例下，也无法消除欺诈舞弊的情况。八十年代美国流行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 Out一LBO），即以发债形式，进行收购一家拥有盈利及庞大现金的公司，收购后将其资产变卖及用现金还债；但提出收购的公司，本身的业务及财务状况未必理想，因此其发行的债券往往被称为“垃圾债券”，但若它能收购到好公司，收购者便有能力还债了。这种债券的息率一般在10％以上。发债过程一般透过大投资银行来达成，投资者看到这类债券，便估计将会有收购活动了，继而四处打探与收购项目相关的消息。若能洞悉先机，这些投机家便能从两边获利了；也就是说“垃圾债券”一方面能够兑现，另一方面在目标公司未被收购前买入该公司的股票，待该公司被收购后股价上升而获利。
当时有一位任职于Drexel的投资银行家Michael Milken，专门发行这类“垃圾债券”。他串通另一投机家Ivan Boesky，两人取得内幕消息后，事先买入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由于Michael获得Ivan及市场其他人士的支持，所以他经常能成功地发行“垃圾债券”，有一年他的花红竟达5。5亿美元。1986年11月，Ivan被美国证监拘捕了，而Michael亦被收监，并被联邦政府罚款6亿美元。Drexel最终因面对大量索偿而破产了，这件事成为1987年环球大股灾的远因。
根据美国监管条例，分析员亦受刑事监管，不能有利益冲突。反之，英国及香港则只靠自律，因此不时会发生分析员与管理层串谋推介股票的事情。英国政府渐渐意识到要提高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及其透明度，才能增加小股民的投资信心。因此，网络泡沫后，在2000年，英国证监（FSA）取代伦敦交易所担当消息披露、上市审批等监管角色。香港在过去两年曾经尝试跟随英国的改革，可是没法抗衡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他们的反对下，最终只好以妥协收场，只能做到取消固定佣金制度。
在投资平民化方面，美国的监管也做得比英国及香港严谨。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个别条例对上市新股作出规范。举例说，新上市公司需要经过一个“冷却期”后，经纪才可推销给小股民。此外，“纳斯达克”被视为高风险市场，法例规定新上市的公司，只可卖给机构投资者，避免了小股民受到损害。
香港方面，既得利益阶层往往阻碍改革的进度，例如香港设立创业板，但没有创业板法例保障小股民。2000年的网络股爆破，虽然美国损失了4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一般小股民所受的损害，却没有香港小股民般惨痛。
总结来说，投资普及平民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最成功的蜕变。它提供了就业及经济效益，将储蓄变成投资。八十年代，英美的经济复苏，导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改革了，产生所谓“苏东波”事件：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及多个独立国家；东西德合并，东欧全面改革；波兰首先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改革，其他原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纷纷转型。
第五部分香港经济起飞特色
1949年中国解放后，有接近100万难民涌入香港，令人口激增至接近150万人。由1951年到1961年，估计有42万非法移民从大陆涌入香港。1961年后，香港加强边境保安，但仍有不少人非法偷渡来港。由1961至1978年再有50万人非法偷渡来港。1978年政府取消“抵迭”政策（即任何中国公民若能够越过中港边界，到达市区，便能获得香港居留权）。这些难民及非法移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亦为社会带来急切的房屋需求，推动房地产的发展。
五十年代早期房地产买卖并不活跃。买卖契约是以整幢大厦作交易单位，没有分层的售楼买卖，所以租务市场特别蓬勃，有“一家八口一张床”的故事，遍山布满木屋区。当时居住问题迫切，1953年石硖尾大火，政府开始兴建大量公屋，并开放私人楼宇市场，容许新楼宇可以分层或分单位买卖，契约亦有所谓“分契”，不再是单幢楼宇的转让。业主的权益是以单位面积及整幢大厦比例决定多少。
政府的新政策在五十年代后期，带动了整个私人地产发展业务。发展商可以收购旧楼，合并重建，从中获取暴利。香港知名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亦是当时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产发展商。这些发展的资金倚赖银行支持，而华资银行在五十年代后期，积极吸收存款，广东信托始创一元开户，鼓励红簿仔（活期）存款，继而转借给这些发展商。六十年代初期，地产一度炒风炽热，出现小狂潮。但是遇上1965年的银行挤提及1967年的暴动，地产市道逆转。
1969年，尖沙嘴喜来登酒店地皮由美国商人投得，信心恢复。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地产发展又再成为新兴行业。今天的长实、新鸿基地产、恒隆及新世界都是在那时候上市，集资后积极买入地皮。七十年代的地产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拆旧楼重建或发展工业楼宇，新方向是发展大型住宅屋邨。领导这潮流的是六十年代兴建的美孚新邨（由美孚石油公司将油库重建），后来置地将牛奶公司的牧场重建成为置富花园，这种大型屋邨的设计陆续在其他地区出现。和记洋行与黄埔船坞合并后，将船坞移往青衣，再将红矗仄し⒄钩山裉斓幕破一ㄔ啊Ｌ沤層阌康拇氲仄け涑商懦牵愀鄣绲瓢岬侥涎镜汉螅苯堑仄け惴⒄钩晌鞘谢ㄔ啊：罄吹叵绿返男私ǎ盘缙蠓纳平煌ɑ肪常酝环ǖ酱锏牡胤剑部山⒋笮臀菰贰！ �
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发展，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到九十年代更经历了地产狂潮。地产的兴旺，归根究底是因为当日有大量移民涌入，令房屋供不应求，而在工业化下，他们不愁工作，为改善环境，于是不断买楼，助长了物业市场的发展。这就是地产动力的来源，地产发展商当日除了发展住宅外，亦发展工厂楼宇，分层卖给厂家。
第五部分出口工业
韩战前，香港的经济是倚赖贸易及转口为主，1949年中国解放后，大量人才及钱财流入香港。五十年代初韩战时，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商人们要另谋生计，加上当时香港有大量廉价劳工，商人能够顺利转型发展工业。因此轻工业如纺织、制衣、塑料花（李嘉诚第一桶金的来源）、钟表、玩具、半导体收音机及假发制造业等相继发展起来。
解放前上海的纺织商人李镇之，从英国订购了大批机器，预备在上海经营。遇上战争，外汇紧绌，这批机器滞留在香港。解放后大批上海纺织商人来到香港，便在九龙青山道一带建立香港纱厂、九龙纱厂、南海纱厂、南洋纱厂、南丰纱厂等，用美国进口的棉花纺成棉纱，再用棉纱织成胚布，再染印成床单、窗帘等制成品，出口海外，为工人带来就业机会。本地商人亦模仿上海商人，从事规模较小的纺织及制衣工业。
1953年，石硖尾火灾，政府兴建公屋，早期公屋称为“徙置区”，将木屋居民迁移至七层高、有水电供应的公屋。鉴于资源有限，居民要共享厕所及厨房，但已被一般木屋居民，认为是一个超理想的居所。而政府利用发展公屋配合工业发展，由政府规划的工业区像观塘、葵涌、荃湾、大埔及屯门，都是由地产商及厂商发展工业楼宇；政府的配合措施就是在邻近兴建大量公屋，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整个七十年代，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吸引部分厂商，为争取低成本效益，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珠三角，但当时并未成为风气。大气候的改变是1982年，中英谈判期间，人心惶惶，很多厂家变得更加急功近利，不打算作长远高科技投资，反而要争取廉价劳工，以达至廉宜生产，提高回报。因此厂商们一方面将家属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和澳洲……另一方面将工厂由香港搬到珠江三角，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个现象亦同时解释了，为何香港始终没有生产过手机，究其原因，就是厂家的急功近利心态使然。设施内移后，因成本便宜，只集中在生产廉价制成品，不愿意投资在高科技的手机上。委实香港并不是欠缺科技，早年已有生产半导体及线路板，亦有生产收音机及音响。当时香港已有足够的基础以供发展，但碍于商人的短视，偏偏错失了这个黄金机会。
现在香港工业占本地生产总值已经很低了，制造业工人占整体劳动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大部分工人在八十年代转业投身服务性行业，可以说中英谈判加速制造业的转移，加快了服务性行业的发展。服务性行业包括零售、饮食、按摩、娱乐及纤体等。
第五部分金融业之银行业务
香港旅游业的历史悠久。在英国统治下，早期是以一个商埠来运作，所以一直也有不少商务游客过境香港。旅游业在六十、七十年代占经济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当时香港以价廉物美见称，是免税的“购物天堂”。六十年代越战时，不少美国大兵来港度假，他们例必会做西装，大量购物。香港的轻工业产品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驰誉世界，不少外国采购商人来港订货，这些商务客对酒店要求较高，于是五星级酒店陆续落成，像六十年代的文华和希尔顿；七十年代的丽晶和八十年代的君悦；最新的六星级酒店，四季酒店则在兴建中。物转星移，今天在中国自由行政策下，旅游业景象一新，本港商人大量投资三星级酒店，以迎合国内游客所需，预期将来有更多三星级酒店落成。
金融业之银行业务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历史悠久，由开埠到韩战的100年间，香港是以贸易为主的商埠，而银行业与贸易息息相关。最早期的怡和公司除经营鸦片贸易外，亦有经营银行业务。1847年渣打银行是第一家英资银行在香港开业。1864年汇丰银行由一批英国商人在香港组织成立。华资银行早期是以银号方式经营，主要是负责找换、黄金买卖及汇款，东亚银行成立于1918年，1933年恒生银行成立，但恒生是到1952年才开始转为银行形式经营，在此之前只是一家银号。
1948年香港政府公布银行法案，需要银行领取牌照。在五十年代，由于香港工业基础良好，出口生意蓬勃，不少外资银行在港设立分行，向厂家提供贸易融资服务。1960年时，共有81家银行，其中35家拥有牌照可以买卖外汇，即是当时只有35家正式银行，其余则为办事处或银号形式经营。
五十年代后期华资银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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