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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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那些挣扎在敌人魔窟里的姐妹们相比，与吴富莲相比，王泉媛算是幸运的。尽管一路走来坎坷不断，但她毕竟保全了性命。　

　　吴富莲是在突围以后，带领妇女先锋团的一部分战士，边撤边战斗，打到祁连山口梨园堡一带，遭遇敌人的强烈进攻。她和战士们死守一个山头，几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子弹全打光了，战场上死伤的女红军倒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流入祁连山黝黑的土地。吴富莲于最后时刻受伤被俘。此时的吴富莲肺病已相当严重，马匪军官没有人敢把这名重病的女人带回家，只能把她丢进大牢里，无医无药，时间不长，吴富莲病死在敌人的监牢中。也有记载说，在敌人的监牢里，吴富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妥协，最后吞针而亡，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面前。　


昨夜西风凋碧树（2）　

　　这位曾在长征路上挥枪断后的英勇女子，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让她历尽人间艰险，却又无怨无悔的世界。她走了，但她的精神却如祁连山脚常青的松柏，永远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永远留在后人传唱的颂歌里。　


　　据李坚真回忆，蔡纫湘原是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长征前在中央妇女部帮助工作，长征途中和李坚真一起在民运工作队，又一起到干部休养连，到了毛儿盖以后，蔡纫湘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西路军被困河西走廊，蔡纫湘和大家一起被俘，逃出来后回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的消息后，辗转来到延安寻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安时牺牲。“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应当纪念她。”李坚真这样评价蔡纫湘。作为指导员，对自己士兵的了解和记忆应该不会有差错。但在其他一些资料中，确实很难找到有关这位女性的记载，无论如何，作为探索这段历史的后人，我们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她。　


走在回“家”的路上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北上，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的告同志书。12日，红军又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将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中央各部门重新调整，中央三队分散，刘英又回到了中央队，任警卫队指导员。在这里，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张，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这个层面，并未传达全体干部。此时的一方面军仅剩下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第三军和第三十军并未与中央同行，而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和第三十二军连同总司令朱德一起被张国焘扣留。此时，与中央共同北上的红军仅七千余人。　


　　当红军在江西于都五座浮桥上顺次出发时，那种浩浩荡荡、万马奔腾的景象，经过一年时间，在自然界险阻的吞噬下，在国民党炮火的笼罩中，又经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分裂，红军由原来的将近八万之众，减员至十分之一的七千余人，不能不说，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是死，不战斗更是死，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而起之，唯有这样，红军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一路上，在敌人枪炮的追击下，没有人能断定红军最终的出路和结局。战士们悲观过失望过，也曾有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逃跑。逃跑的保全了“小我”，坚持下来的成了中国革命推波助澜的勇士，成就了中国革命这个“大我”。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成与败，往往就在于信念。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没有一个在“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中不知所措，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号角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吹响，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整个世界来说，妇女解放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讲，“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女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不屑。　


　　世界女性解放的先驱波伏瓦曾经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关于女性：“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当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逡巡于炕头和灶台之间，或做女红，或生火煮饭，她们不敢也不能迈出大门一步时，这三十几位女性便已和男性一样奔走于田间、战场，同男性一样肩负起一个名为“革命”的事业，并为此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同男性一样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想，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事业上的一个突破，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种贡献。　


　　当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一经被确认，毛泽东率红军大踏步迈进吴起镇，并在瓦窑堡筑建了红军真正的家。长征最后的胜利来临之时，中国革命的东方亮了。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　


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女人们在川北摇摇摆摆的古栈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腊子口最窄处仅有十几米宽，其地势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但又是北上唯一的通道。隘口里有敌人的碉堡，碉堡内有重兵把守。这并没有难倒这支势如破竹的队伍，部队精选出几十名善于攀登的战士，从山的后面攀上最陡峭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关，突破了这道关口，1935年9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镇里，红军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往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成了人们相互间幽默戏谑的材料。　


　　最重要的，红军还在攻下吴起镇后，在当地一家邮局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大都是七至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当这些报纸被送到中央队的时候，刘英看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谈笑风声的样子，她也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红军就快有自己的家了！　


　　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立足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接下来，红军更加渴望尽快走进根据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在剩下的一千多里的路程中，有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绵延不断的岷山，还有国民党军队、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仅用了不到二十天就走完了。　


　　很快，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代表来迎接一方面军的战友。10月19日，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吟诵着他即兴作得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率红一方面军官兵走进了陕北名镇——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在这里会合！　

蔡畅留马救勤务员　

　　9月17日，红军攻下了腊子口。这是一个一线天似的山口，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并且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窄窄的腊子河就从峭壁下缓缓地流进了山口，在河的最窄处，是一座窄窄的小桥，过了桥就只有一条古栈道，国民党在这里修筑了防御工事。没有人能从这里通过，除非他刀枪不入，否则，倾盆的子弹射来必死无疑。　


　　蔡畅和她的勤务员曹昌、饲养员肖贤忠刚刚穿过腊子口，曹昌就病倒了。在腊子口到哈达铺的路上，经常有马家军的骑兵出没，他们专门与红军为敌，一见红军便像红了眼的恶狼一样。所以，前面传过话来，不论男人女人，还是伤员病号，在路上都不要担搁，必须尽快通过这一地区，然后才能停下来休息。　


　　曹昌是个十几岁的小战士，一路上，机灵的小鬼从蔡大姐那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一些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即使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咬着牙赶路，就怕掉队。但病重体虚的他怎么也迈不快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走了不远，就被紧急行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　


　　蔡畅发现曹昌掉队以后，吩咐饲养员肖贤忠，让他牵着骡子在路边上等候曹昌，并一再嘱咐找到后要用骡子带着他追赶队伍，而蔡大姐自己却徒步跟随部队前进了。肖贤忠不愿意离开蔡大姐，怕她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但蔡大姐执意要他留下，并把这说成是命令。肖贤忠只好留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待掉队的曹昌。　


　　当曹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坐着肖贤忠，他失落的情绪一扫而光，似乎病也好了很多。他急忙跑过去大喊了一声：“肖大叔！”肖贤忠从嘴上拿下正吸着的烟袋锅，站了起来：“小鬼，大姐怕你赶不上队伍，遇到危险，她自己步行跟队伍走了，让我留下来等你，还把骡子给你骑。你可真福气不浅啊！”　


　　在肖贤忠的帮助下，曹昌骑上了部队领导配发给蔡畅路上骑的骡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红军小战士曹昌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很多年以后，曹昌还一直庆幸自己曾经跟随在蔡大姐的身边，他不仅被蔡大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通过蔡大姐的帮助，自己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哈达铺女人惊奇的眼神　

　　哈达铺，是陇南地区宕昌县境内极平常的一个小镇。正是这座小镇，曾被杨成武将军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里程碑，成为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尽管这座古城的名称很具藏族特色，但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汉民族，他们的长相和语言都和汉族人相同。最让来到这里的女红军们振奋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小镇的群众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时，倾城而出，牵着牛羊，喊着口号，用无比热烈的方式欢迎这支与众不同的、文明而有纪律的军队。　


　　当时北上长征的红军经过草地、雪山的洗礼，经过不断战斗的考验，指战员们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哈达铺这个山间小镇和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百姓们，为红军部队补充了给养，使战士们战斗力大大恢复。哈达铺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物阜民丰的好地方，物价极为便宜，五块银元可以买一口肥猪，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或上百只鸡蛋。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有近八千人，每人发两块银元用于改善生活，使辘辘饥肠充盈起来，三四个月不见荤腥的状况也一扫而光，大家放开了肚子大吃。有记载说，一些红军战士因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了部队减员。但这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　


　　哈达铺的女人对来到这里的女兵好奇不已，这确是事实。这些从未离开过小镇的女人们从未听过说女人也能当兵，更没见过真正的女兵。这些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打着绑腿，系着皮带，腰里还挂着一把小手枪，在男人中间穿来穿去、谈笑自如的人，难道真的是女人？她们一开始有些怀疑。于是，围在女红军们的身边问这问那。有的老大娘干脆动起手来，她们紧紧地挨着这些在她们看来很特别的人身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有意与无意之间摸摸女红军的胸部，嘴上却还故意遮掩着：“天都冷了，你们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有的还把女红军们请到家里来，看她们的模样，听她们说话，甚至有的女人还跟在女红军的身后上厕所，为的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真的女人。　


　　在女红军的性别得到证实以后，哈达铺的女人们不禁啧啧称赞，原来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做男人能做的事。　

　　当时的中国西藏还很落后，传统的中国女人仍以家庭为中心，在自家的庭院里日夜不停地操劳，见到男人低眉顺眼，连大声出气都不敢。女红军的到来，仿佛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撒下了一缕阳光，照亮了这些女人们内心深处那片早已荒芜了的土地，让她们看到了女人还会有另一种活法。女红军的到来在她们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片片涟漪，这对于她们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现存的生活状况，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启发和帮助。　


幸福之城瓦窑堡　

　　红一方面军进入吴起镇之后，中共中央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红军已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此时的敌人对红军已由原来的追击改为“围剿”。于是，红军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一方面军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师，以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张闻天则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中央红军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长途跋涉，走进了一座座富有特色的民居——窑洞，走进了红军自己真正的家——陕北苏区。　


　　瓦窑堡是一座以石头或砖瓦材料建成的各色窑洞为特色的小城，中央红军的到来得到了陕甘边区政府组织的热烈欢迎，给了战士们一种家的感觉和温暖。那种风餐露宿、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又可以开始稳定平和的生活。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入城仪式上，多少人泪流满面！　


　　长征路上，虽然死神常常围绕在这些勇士的身边，但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革命情谊也在慢慢地滋长。这些并不乏情感的男女，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出一簇簇爱情的火花。但在长征途中，有部队的纪律，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个人思想的波动，人们只能把这些情感强压在内心深处。到了瓦窑堡，生活趋于稳定，他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那些藏于内心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