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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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大家要互相照顾，共同前进。”邓发还告诉大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的这次行动，行军都是在夜晚进行，一些女战士还用树枝做了伪装，相互给同伴戴在头上。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西天熔尽，进军号吹响在苏区的上空。以往雄壮激越的号音，这一天，细腻而敏感的女人们却从中听出了些许离别的惆怅，这激越而惆怅的号音在她们的耳边一响就是几十年。　


　　女红军们集合完毕，紧随大部队，向着于都方向进发。村庄上空飘荡起的袅袅炊烟和送别的亲人们一起，渐渐地被抛在了队伍的后面。　

　　1934年10月9日，红一军团从兴国开始集结；红九军团于10月7日离开长汀，10日到达会昌珠兰埠一带集结；10月1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瑞金周边集结；红三军团则于10月7日开始移交防务；红十五师于15日赶赴于都宽田归建；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在兴国县内集结。　


开始西征　

　　从瑞金到于都，队伍行进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苏区人民的热情冲淡了女人们离别的伤感。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南瓜、屋顶上晾晒的红薯干，都是如此的熟悉。她们甚至一路上还不停地做着出发前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向路过的各村庄的妇女宣传红军政策，说服她们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军，等等。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经过三天的夜行军，中央纵队到达了于都河边。看到于都河岸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女红军们陡升了一种情绪在心头，说不准用什么词汇表达，也许是壮观，也许是宏大，也许还是别的什么。她们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张望，那一片日渐广袤的土地是她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她们在那里呱呱落地，她们在那里放牛砍柴，她们在那里接受革命的熏陶，她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她们在那里实践着女人的梦想、体现着女人的价值。这块土地是她们生长、革命的地方，这里有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们为之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有她们亲手建起的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片片稻田；有她们的父母乡亲，还有和她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亲密伙伴。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难道就这样抛下了吗？　


　　于都河，就像是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总想剪断女人们与苏区纠缠不清的情愫。然而，怎么可能被一刀剪断呢？不仅剪不断而且是理还乱。女人们面对着汩汩流淌的于都河，想到她们即将离开这片晴朗的天空和自由的土地，向着河对岸不远处的敌人占领区突进，她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直到此时，女战士们和在于都河岸边待命的8万7千多名红军战士一样，不知道部队将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她们心情复杂的一个原因，但她们像天下所有的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默默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和于都县城西门的塔脚下渡河；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紧跟其后，于10月18日傍晚，从于都城东门渡口渡河；红八军团，于17日傍晚至19日傍晚，在于都河孟口渡河；红九军团16日渡过安远河紧紧护卫。20日晚，担任整个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在于都城南孟口等地渡河。从此，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此时的于都河正处在枯水期。傍晚，河面上水宽不超过300米，水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石块，人和马可以毫不费力地趟水过河，水面稍窄的地方水相对要深一些。于是，红军分别在于都河河面上架起了五座浮桥，以加快过河的速度。中央命令，全部官兵和挑夫必须在一夜之间全部渡河完毕。　


　　加上挑夫和民工大约10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顺次跨过浮桥，涉过河水，真正进入了“整个国家走上征途”的状态。　

　　女人们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跋涉。　

长夜漫漫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免遭敌机的轰炸，长征伊始，红军大部分时间是夜行军，而且夜里行军时也不允许打火把。有月亮的夜晚倒也无妨，那本就有着古老传说的月亮和那朦胧迷人的月光，给这条逶迤缓行的队伍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画境。一到阴天下雨，天空没了一丝光亮，地上泥泞不堪。这下可就惨了，本来就狭窄的山路，被无数的马匹踏来踏去，成了烂泥塘。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行李带子，稍不留神，有的战士失足跌入悬崖，永远地离开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也有的挑夫，一脚没踩稳，所挑的机器骨碌碌滚下山坡，还有的弄翻了箱子，苏区印制的钞票撒了满山遍野。　


“三寸金莲”寸量二万五千里（1）　

　　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道路越发崎岖，坎坷不平。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而且，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这样一来，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　


　　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有的肿有的烂，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她们有很多的时间，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　


　　每到宿营地，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那个惬意，那个爽呀！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同样，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却和大家不太一样。行军的时候，她的步子就比女同伴们迈得大，一到了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就像现在运动场上刚刚比赛结束的运动员一样，做一些整理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但这种方法，却为她以后在延安参加体育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居然能够在长跑比赛中把男人远远地抛在身后，自己独得三个第一名。　


　　这些女人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那些身体健壮的女人，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人们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人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了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到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　


　　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她从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双脚，总是躲在角落里，完成泡脚这在众人看来意义重大的每日一课。她便是杨厚珍。　

　　有时夜行军，借着月光的清辉，可以看见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这条蜿蜒的长龙般的队列中。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就是用她的“三寸金莲”般的小脚，以寸为单位跋涉在红军转移的路上。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兴起缠足这一陋习的，但最早咏叹缠足的诗词见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从诗词中不难看出，女人缠足是为取悦男人。　


　　封建时期，对于有钱人来讲，女人就是一个附庸，是一个花瓶，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在小脚时尚的年月，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没有教养，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越是爱女儿的母亲，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　


　　清初，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一直未达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及至五四运动，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爱女儿，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初裹时，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于是她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一开始，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后来，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三寸金莲”寸量二万五千里（2）　

　　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被批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如初。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莲”。生着这样一双小脚，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当然，在长征结束之后，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争”出来的妇女队（1）　

　　突围刚刚开始的时候，女人们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即使走在队伍中，她们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不常地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和环境越来越严峻，她们就只留下了泡脚这一项比较奢侈的集体活动了。就是这样，她们还是常常遭到男人们的鄙视，甚至在一起议论说她们是累赘。这些虽说行动上早就参加了革命的男人，思想深处还存有大量封建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一向认为冲锋打仗是他们份内的事，至于背锅、背米、做饭，那些都是女人该做的事。虽然有规定，每天出发前每个人都要带够自己的粮食，但有些指战员就是不带，到了宿营地以后，大家把带来的粮食放在一起煮了，吃大锅饭。这些总是偷懒不带粮食的大男人却吃得又快又多，吃到最后，男人们吃饱了，女人们还饿着肚子。　


　　这太不公平了。也许当时这些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些萌芽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已经存在。在苏区各县乡的妇女们，用自己的行动挑战了传统的劳动分工方式，她们打破了原来只有男人参与社会工作，女性只能在家庭中进行没有报酬的奴役性工作的状态，开始争取与男人享有完整的权利。当然，那些曾经在国外游历过的女性，也许更早便意识到或接触到了女性主义。　


　　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已有女性主义者提出男女充分平等的要求，其中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强调了男女两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