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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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不就是仨人凑到录音棚里讲课吗？干我们这行的，练的就是嘴皮子，就靠这张嘴挣钱，最大的强项就是说话。让我们一口气说三十小时恐怕有难度，但在两个月之内说三十小时的讲课录音，这简直太小菜了。　　　　
　　　　我的兴致高涨，这边忙着按时赶去兰旗营的住宿班上课，那边又频繁约ANN阿阳去录音棚录制网络课堂，觉得人要是能总这么忙忙碌碌快快乐乐就好了。我像个农民一样预期着今年的收成，估计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下，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天灾人祸，能够多收个三五斗。　　　　
　　　　没办法预计的是，“非典”的阴影越来越大，终于成为大的天灾人祸。　　　　
　　　　兰旗营那边的三月份住宿班圆满结班了，全国各地赶来的一百多号学生照例是依依不舍，偶尔有几个女生哭得死去活来，相约暑假还来北京，还来新东方。　　　　
　　　　毕业晚会上一个学生过来跟我告别，他说：“SHONG，我这是最后一次在中国上课了，下个月就移民去加拿大，估计今后再没机会听你讲课了。”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高先生夫妇的非典婚礼（2）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大男生，恍惚间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打了个哈哈安慰他：“别弄得这么伤感，移民是好事啊，今后再也不用花钱学英语了，”顺便我还给自己未来的产品做广告：“过几个月我们的网络课堂就做好了，你在加拿大也可以学。”　　　　
　　　　他满口说着“一定一定”，又补充一句：“老师你们要小心非典啊，我在加拿大的亲戚说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谁说的？”我很坚决，“没那么可怕，这东西跟买六合彩似的，哪那么容易就沾上？该干吗干吗，别自己吓唬自己。”　　　　
　　　　当兵这么多年，月月跳飞机，年年写遗嘱，对恐惧的感受越来越淡，没什么怕的，是祸躲不过，索性就不躲，老觉着头上顶个雷，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抓住所有的机会向身边的人灌输这种思维方式，却无奈地发现相信我的人越来越少。　　　　
　　　　四月份的住宿班开班了，有两个学生根本没来报到，直接去总部办理了退班手续，退班理由一样，都是“非典”。这使我非常气馁，至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示我们的教学硬件，以及我们的师资力量，然后再考虑退班好不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谣言满天飞，你会奇怪有那么多人没事干了躲在家里以造谣为乐。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呵，春暖花开，朝气蓬勃的，还难得地没有沙尘暴，大家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晒晒太阳，练套太极拳什么的，老提心吊胆可不好。　　　　
　　　　我是一概不理的，上课，录音，下馆子，打出租车，什么都不耽误，用实际行动证明活得开心最重要。　　　　
　　　　MIAO抓住机会，轰轰烈烈地对我开展“勤洗手”的教育运动，基本上是只要见着水池子必须洗手，没有水池子就用消毒湿纸巾擦手，一整天手都是湿乎乎的，这使我越发地讨厌非典，并激起我跟非典斗争到底的决心。　　　　
　　　　终于有一天，“非典”不再只是网络和报纸上面的新闻，它开始实实在在地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那天我是下午在住宿班的课，按照惯例提前半小时赶到教室，在门外暖洋洋地晒着太阳，同不肯午睡的学生们闲聊天。　　　　
　　　　一个学生把我拉到一边去，拿出全部电影剧本，让我给他划出学习重点，以便将来自学。我奇怪，课才上了一半，现在划什么重点，等我讲到了不是自然就明白了？　　　　
　　　　他说：“我家里来电话，说非典闹得越来越厉害，让我马上回家，不念了。”　　　　
　　　　我当时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只是轻信几句闲言碎语就要半途而废？　　　　
　　　　他犹豫半天，说：“不是我想散播谣言，真的是我家里有人是医生，他们告诉我真实情况特别严重，不能再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其实即使是说得天花乱坠，摆事实，讲道理，最终也不可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尤其是这个“疑虑”来源于他的那些据说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亲戚们。人家要万无一失地活下去，这没什么错误。　　　　
　　　　我只好闭上嘴，拿起笔来在他的电影课讲义上面飞快地勾画着重点，嘱咐着他自学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眼看着快上课了，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家在哪里？”　　　　
　　　　“山西。我们那里很安全，没发现有非典。”　　　　
　　　　“那就祝你好运吧，有什么问题给我写E…MAIL。”我非常遗憾地结束了跟他的对话，心里总是惋惜他没有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高先生夫妇的非典婚礼（3）

　　　　更惋惜的是，在那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新闻报道在山西出现了大量非典病例，山西成了非典重灾区。我不知道那个学生最终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只寄希望于他的那些医生亲戚们，他们应该比我们老百姓更懂得预防和治疗，我的那个学生会没事的。　　　　
　　　　从那天开始，学生们开始躁动了。各种渠道各种途径都在传说着关于非典的消息，说是北京将会封城，说是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逃荒潮，甚至还有人在传说将会实行军管。　　　　
　　　　这些不负责任的谣言已经成功地导致了大面积的恐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讨论着提前结业，提前回家，提前逃离北京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这使人感觉非常无奈，说起逃跑，还有谁能比我跑得更远呢？拿着美国护照，我几乎可以逃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我可以逃离人员密集的教室，躲在家里不出门，那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可是这样一来，我的自尊在哪里？我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在哪里？所以我踏踏实实地继续在北京生活着，该干吗还是干吗，默默容忍着MIAO强迫我不停地洗手。　　　　
　　　　大约四月二十号左右，住宿班的课程过半。我上课之前眼睁睁地看着校园里停着几辆外地小车，都是学生家长，长途跋涉来接孩子回家。一个女孩把行李塞进汽车里，启程回家之前特意跑到我面前来告别。　　　　
　　　　我有点伤感：“上完我这节课再走不行吗？”　　　　
　　　　“路远，再不走就要赶夜路了。”她给我鞠了个躬，还是上车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明显变得稀疏的人群，心里堵得慌，不夸张地说，有点当年看着世贸大楼倒下去时的感觉。恐惧战胜了希望，全民开始恐慌，那个没有恐惧的人也没有恐慌，但是有着深深的无奈。　　　　
　　　　下课的时候有点激动，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鼓励各位同学几句。“我们这里在北京市郊，人烟稀少，相对封闭，几乎是你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避风港，希望大家安下心来，我们在一起，一定可以完成学业。”　　　　
　　　　这一节课之后的几天里发生了很多事，电视上面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非典”的消息，很多应急的措施也纷纷出台，同时也有更多的谣言通过各种渠道在传播着，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卑贱。　　　　
　　　　又到星期三了，我和MIAO准备去聋儿康复中心看望那些孩子们，又担心人家排斥外来的人不干净，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所以先打个电话过去，问欢不欢迎。　　　　
　　　　过了半天总算有人接电话，告诉我们康复中心已经开始无限期放假，孩子们都已经各自回家了。电话对方很惊讶地问我：“所有的学校都要放假，杜绝人群密集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呢。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新东方也是学校，也得听政府的指挥，说起新东方的教室，何止是人群密集，简直是人头粥粥，估计停课是躲不过去的。　　　　
　　　　翻翻课表，我第二天下午在住宿班有课，离开这些学生已经三天了，不知道他们这三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精神需要上传下达，我赶紧给办公室负责人董老师打电话。　　　　
　　　　董老师在电话里有点糊涂：“啊？你还不知道吗？这个班两天前就解散了，学生都回家了。”　　　　
　　　　就这么就都走了？我连个招呼都没打，他们就都走了？上万个学生教下来，哪个不是有始有终？哪个不是竭尽全力的精心教导，安排下一大堆作业留着慢慢消化？只有这个班的一百多个学生，是我永远的遗憾。　　　　
　　　　课表停留在四月二十号，从那一天起，我和MIAO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休养生息。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闲着也是闲着结婚吧（1）

　　　　不知道躲在家里的老百姓有什么故事值得一写，我只知道那段日子过得刻骨铭心，刻骨铭心得百无聊赖，百无聊赖得使我们开始考虑去领个结婚证。　　　　
　　　　讲“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有几百次了，如果课堂上时间允许的话，我会跟学生们探讨一下电影结尾的一场戏。　　　　
　　　　阿甘对珍妮说：“你生病了，可以让我来照顾你，我们回阿拉巴马老家，由我来照顾你和儿子。”　　　　
　　　　珍妮简单地回答：“你愿意娶我吗？”　　　　
　　　　讲到这里，我有时候会问学生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跟自己最爱的人结婚，有的时候会选择跟最爱自己的人结婚，你们觉得珍妮是属于哪种情况？”　　　　
　　　　珍妮的情况，看过电影的人自然知道，先不去提了。我只知道最幸运的结果是，自己最爱的人恰好也是最爱自己的人，这样的婚姻就很完美。　　　　
　　　　2003年六月六号，非典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和MIAO携手走进北京市民政局的办公大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涉外婚姻的法律，领取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可能是因为那天的日子比较特殊，六六大顺嘛，所以去登记的人比较多，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将近十对新人。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因为在北京的适龄外国人本来就不多，没有因为非典而逃离中国，坚持在最不该抛头露面的时候出来登记结婚的外国人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彼此看着，居然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办公大楼非常合理地禁止我们进去，把一切登记程序全都挪到一楼大厅里面，门开到最大，保证空气流通，门卫非常尽责地用一个红外线体温计瞄准每个走进来的人，确保任何一个得了非典的发烧病人都不能进来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登记结婚。　　　　
　　　　我们坐出租车过来，被风吹了一路，显得神清气爽，门卫的体温计瞄了我半天，显示的数字还是27度，低得有点邪乎了。　　　　
　　　　我开玩笑：“我这人一般很冷静，体温偏低。”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闲着也是闲着结婚吧（2）

　　　　等一切手续都办妥后，我们终于被领到里面的一个大厅，眼前立刻是一派中国式的喜气洋洋，大红明黄的色调映衬下，喜庆而又端庄。看起来非常像那个我原本不知道该是什么样，但它就该是那样的，用来登记结婚的殿堂。　　　　
　　　　我们被领到国徽下面站好，一个天生笑模样的女同志大声朗诵着证婚辞。虽然完全记不得她说的是什么，但想来无非是这样的话：“从今儿起，你们俩就是合法夫妻了。”　　　　
　　　　没有激动，没有感动，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就像小孩子长到六七岁要掉牙，我们俩到日子了就结婚。那张结婚证只在法律上有意义，而我们的爱情跟法律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走出民政局大楼，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直接回家显得太可惜了，又一时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去。理论上来讲，新婚夫妇应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来庆祝一下，或者至少应该做欣喜若狂状给各位朋友打电话，找一群狐朋狗友去狂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法聚集这样的兴趣，只能无所事事地站在楼前左顾右盼。　　　　
　　　　我忽然注意到，结婚登记处隔壁就是一个彩票销售站，这个奇妙的组合使人浮想联翩，领取结婚证和买彩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真的有关系，想不清楚，算了不想了。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主意：“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买彩票，多买，买来当喜糖，送给亲戚朋友。”　　　　
　　　　于是我们买了一百块钱的彩票，分成十张，每张十块钱，分送给当天能够见得到的亲戚朋友。当然这次买彩票和我以前买的所有彩票一样，连个末等奖都没中。经验之谈，结婚当天不该买彩票。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从此成了高先生夫妇。　　　　
　　　　高先生夫妇的结合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抑制了“非典”病魔的扩散，因为从那天开始，我们再没听说北京市有新病例被发现，而且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六月底，非典的威胁完全解除。


第四部分：“HI；可爱”的新东方学生一切都没有改变（1）…（图）

　　　　纽约，纽约。家在纽约，而我却又总是如匆匆过客一般，完全不了解这个城市，不了解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是一种非常熟悉的陌生感觉，很奇怪。　　　　
　　　　唯一让我感觉心里塌实的是，纽约似乎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总是敦敦实实地在那里，有着一套两百多年传承下来的规矩，一切都可钉可铆，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速度在发展，中间绝对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或者变故。　　　　
　　　　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快速运行的电梯里面，当电梯的门关上，刚刚启动的时候会稍微感觉不适应，但很快就会适应这个速度，被这个密闭的铁盒子带着上上下下。电梯外面可能已经换了人间，但电梯内部还是一成不变，并且你知道它将不会改变。　　　　
　　　　街道没有改变，一如既往地纵横交错，像立体迷宫一样，点缀着无数详尽的交通标志，足以让任何刚刚学会开车，还不太适应交通速度的人吐血身亡。　　　　
　　　　我开着心爱的RODEO，一时间竟有点手忙脚乱起来，毕竟是将近一年没有开车了，有点新手上路的紧张，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