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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腰到情人高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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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掉官司，我很少去公司露面。大家心情都不好，况且我还被更伤心的事困惑。我成天一个人呆在公寓。若地他们种种复兴公司的计划一概听不进去。墙上的钟像是被谁动了手脚，有时一觉醒来我也惊诧它快得真的不可思议。我记得刚吃完一个苹果睡下，怎么就到傍晚了呢？这种无穷无尽的倦怠，每每是我睡了五、六个小时后，真正的睡眠才钻进眼帘。星期三下午在温和的鸭绒被里，我正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电话响了。铃声虽说被推到最弱，但它还是绵绵地响个不停。十月的太阳成堆成堆晒在床上，我翻起身，它们好像也从梦中睁开了眼。
“噢妈妈，你在什么地方？”我提了提气，欢天喜地地说。
“有一种装在盥洗间的镜子价格贵不了普通镜子多少……”
“还早着还早着。公司准备先上配套工程。装修还是猴年马月的事。你吃饭了——哎哟，都什么时候了还问吃饭没有。噢，你看我在北京也学得套话连篇。”
“你是有点变得油腔滑调。我懒得听你瞎扯。你叫艾欣我跟她说。”
“艾欣！艾欣，哦，妈妈，艾欣在洗澡。”
“怎么早上洗下午又在洗？”
“嗯，她就是这个习惯。洗的时候天天都在洗，不洗呢她十天半月都不洗。拜拜，回头让她跟你联系。”
我轻脚轻手掐断电话，拨艾欣的电话，电话长时间响铃，她没有接。
艾欣只有一种情况下不接电话。一想到这，我气得浑身发抖。
在湄公河的渡轮上，潮湿的空气几乎扭得出水来。两岸茂密的竹林间或让出一两株棕榈树，被修剪得高高在上的棕榈叶扬起扇形的翠绿色。它们生意盎然地站在岸边，瞅着宽广的湄公河呆呆出神。太阳近得很，几丝不慌不忙的晨雾还在和江风追逐嬉戏。极力在黎明的晨曦中勾勒着它们将不复存在的图案轮廓。好像它发现了我们的到来，悄悄围绕着油漆剥落的船舷观望徘徊。船走得很慢，我几乎能感觉到坚硬的波浪石头那般抵制着这艘七十年代的商务船。在我一通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艾欣两手撑着船舷，斜着眼睛，一半望海水，一半望着我。她的嘴吧线条优雅，乌黑的眸子呈现出正如表姐所说的热带少见的黑色的忧郁。滚圆的左臂上贴着外侄昨天晚上送给她的卡通画。那双仿佛刻意修长的腿跺了跺甲板，良久，她耸耸肩，沮丧着说。
“在北京不就说好不谈这些话题吗？你看你又忘了。”
我抱着手臂没有吱声，望着脚下深蓝色的江水怔怔出神。我突然记起那个叫唐的中国男人。当年在湄公河的邮轮上，他的双手离开杜拉斯之后它会放在哪里。我在百年讲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很是为导演没有安排类似的情节惋惜。
也许觉察出我的不快，她说。（她记起这不是北京，更不是她的亮马河公寓。这是在越南我表姐的渡轮上。在新的环境，人跟动物一样，容易妥协。）
“有一个游戏，”她向我靠了靠。
“有一个游戏，假如你孤身一人在这艘渡轮上。船上只有四种动物和你。这时毫无缘由地不得不依次把它们丢进海里。你记住，羊代表父母，老虎象征金钱，兔子是情人，狮子代表自我。”
“你再重复一遍。我可以确定兔子是你吗？”
艾欣把上边的话复述了一遍，她说：“可以。”
“先抛掉老虎，在狮子面前，老虎算什么东西？再抛掉羊，这是自然规律。然后我跳下去。”说完，我挤到她面前，拦腰抱住她。
我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很是厌恶，真不晓得这世上何以寄生着这样一群胡编乱造的家伙。念大学的时不少女孩子喜欢用这种方法测量她们在情人心目中的重量，她们最终满意的答案是男人最后一个丢她们到海里。望着她带着露水般的睫毛，我说：（声音低得像一片羽毛落在船舷上）“艾欣，都这么大了，还相信这些？离开她吧。再迟真的怕来不及了——我母亲向来很少用电话的，这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都在问。没有你这个谎我无法撒下去。”
晚上在酒吧，我再一次向她摊牌。她仍然固执已见。
“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也不尽是你所想像的那样，你听他们瞎说。东京那边的公司——”
“艾欣，我理解你，世界上这样玩的女孩子千千万万，也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人。我在北京虽说一无名声二无地位，我可以不在乎任何一个人怎么看我，可是你也得为我想想。这还要想吗，难道我在亮马河看见的还不够？”我冷酷地说。
“跟你说了还有东京那边的公司。”她重重地砸下啤酒杯，怒气冲冲地说：“要离开，也让我慢慢离开好了！”
“别再开玩笑了。我、Mark杜、若地，包括你，我们都不是办公司的材料。回剧组化妆去吧，要不，回到乡下去教书也可以。女人在外边混，要吗有张倾城倾国的面孔，要吗会抱着别人的口袋玩，你这样下去——”
“你放心，我不会死了以后才进天堂。”说着，她掩面奔跑出去。
我原本以为离开北京，换一个新的环境，她会摆脱二恭石子的绊羁，抑制住她这种漫无节制的感情。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清楚如何将不光彩的场面收场。看来我太不了解女人了。
拖诺是越南南方的一座江边小城。每年一到雨季，暴雨狂泻不止。仿佛休憩了几个月的湄公河变着戏法让每一滴水都降落两次。每天都有来突如其来的暴雨，风一天到晚飒飒飒刮个不停，卖珍珠贝壳的渔民随身携带着宽大的雨俱。从拾宋早再山一带贩运党参、马戟过来的商人则要洒脱得多，他们总要等到雨脚密密实实下起来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摊位的塑料布一裹，亮着眼睛飞奔到最近的候车站或某家伸出屋檐很长的一块毡布下。我到渡轮上干一段时间之后，表姐交给我的工作就是混入这群四处乱窜的地下药材商，搜寻几家最为可靠的货源。我穿着短裤，趿着拖鞋，每天操着生硬的越南语在拖诺的大街小巷游荡。从妓在拖诺是很不起眼的职业，它并不能让那些一心想自由地享用阳光，沙滩的女孩脱贫致富。这个被法国，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先后三次殖民的国家看来还没有找到复苏经济的好政策。人民币在这儿远远比北京坚挺。每次她们都坚持我用人民币付费。我认识的好几个女孩都不是拖诺人。大多从邻近的城市诸如莱容，龙川，盛利交叉而来，而拖诺吃这类青春饭的女孩，也自然分流到别的城市去。在卖淫这个行道，全世界的情形好像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女孩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租赁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晚上，我从江边很晚才回来，在家门口，一个脖子上吊满项圈的少妇拦住我。我认识她，她隔表姐家只有三个院子，我经常看见她光着胳膊坐在院子里的遮阳伞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她说：
“中国人，听说你喜欢那些加莱族，高棉族姑娘？”
她汉语的流利程度很是让我兴奋，我挥手赶开绕到面前的两只长脚蚊子，往栅栏边横跨一步，仿佛怕挡住月光似的，我故意惊呼道：
“噢哟，中国话说得这么流利？”
“我在深圳做了两年。”她莞尔一笑。“我是京族。”
我率先回答了她没有提出的问题，她显得很高兴。最后我们敲定时间，因为我推脱今天晚上太晚，明天一早还得去码头点货。
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愿关心北京的那些恩恩怨怨。表姐为我设计得很好。人生本来就是无限的随意组成。他乡也好，异国也好，我们需要的只是生活本身。十年前表姐被骗到举目无亲的越南，现在她在这里安家落户，照样过得很好？爱情，房子，女儿，珠宝，中华民谣，北京街头女孩了们钟情的宽边太阳镜她缺哪一样？什么叫远？梦破碎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远。什么叫近？家安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叫近。三年后，童车里坐着我的儿子，推着他走过椰风摇摆的拖诺街头，上帝见了也会弯腰祈祷。我被她说得心服口服，跟大多在拖诺的外国人一样，我过得琐碎而又实在。不像在北京时那样每天都诚惶诚恐。
晚上我躺在凉席上快活地听着后江如泣如诉浪的涛声，为邻居送上门的好事暗暗惊奇。若地认为，母亲氏族以降，真正的外遇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农业社会多少还有点浪漫，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大略就只剩精神方面的外遇幽灵一样游走了。记得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在第二次去三里屯酒吧的路上。
在北京混的年轻人，没有坐过老舍茶馆纯属正常，没有喝过三里屯高价味的啤酒那可算得上稀奇事。
“贝克，听自己的，喝贝克。”Mark杜叭地拍出钱夹，两只手靠在浅蓝色的桌子上，近视眼镜集中火力清理了酒吧一遍，他说，“这个酒吧的档次，喝贝克不掉价。先一人来一只？”
他为一套丛书设计的封面被主编看中，三位数的稿酬还没到手，他比听到本·拉登肝硬化的消息还要兴奋。夜幕还没有完全落下来，我们三人就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转悠。
“别累人了，来三只。”若地不满地说。他放着火柴不用，挟着烟在烛上点燃。围了一块鲜红的丝巾，反戴着鸭舌帽。在酒吧，他通常是这种打扮。
“那干脆来一打。反正今天有的是钱。”Mark杜笑逐颜开地从钱夹里补票子给服务员。“爆米花呢？不过你们的爆米花味不太正。”他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服务员。
“怎么可能？”服务员脸长得普普通通，全部的亮点集中在那一双法国女郎似的长腿上。她微笑着，仿佛被所说的话碰到似的，挂在胸前的工作卡轻微地晃动，“我们的玉米正宗从美国进口，可不像别的家是孬货。”
“那你跟老板说，我要原产地是Mississippi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才算正宗美国货。”Mark杜指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朋友眼珠虽然无法染黄，可他一直在Jackson种庄稼，男玉米女玉米都尝得出。”
“快去送酒来，想听他胡诌，下班后打他的电话。”望了望那双人见人爱的长腿，我心花意乱挥着手。
酒吧没有几个客人，值班的经理背着手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吧凳上的DJ玩着手中的铃鼓哈欠连天。刚刚进来坐到我们对边的是一个缩成一团的女孩。她不时摸出蓝色屏幕的话机匆匆看一眼又装进兜里。我悄悄打手势给若地看，他嘿嘿直笑。盥洗间的门帘上印着切·格瓦纳的大头像。（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谈论切·格瓦纳。退休的政治家，温和的出版商，从来没有见识过西方民主却叫喊得比谁都凶的诗人，背着漂亮的小木箱推销哈瓦那雪茄的小伙子。他们的推销程序大致如下：开口先提切·格瓦纳，顺着评论美丽勤劳的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卡斯特洛政府。在
A 地引爆一个炸弹，然后通知红十字会从
B地空运物资救援。到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这次爆炸放射性元素对人类的伤害。这是政治家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平头百姓发扬的没这么神圣，它简单得多了。比如，你不抽烟，但也不妨来只哈瓦那。最后得出结论，爱哈瓦纳雪茄等于爱古巴。切·格瓦纳一夜间完成了从精神向物质的过度。他初来乍到的时候，如果说只是小范围地征服知识界的话，那么投放市场以后，他的精神通过商品洗涤了每一个有志于建立内心向度的青年。切·格瓦纳成了一种象征。政治寡头张开天使般的嘴巴骄横地向全世界通告反恐战争全球化。若地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想想我们伤痕累累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这种双重的恐怖，那才真叫小巫见大巫。古巴真的离上帝太远了。）有人在头像边上别了一朵玫瑰，离它不远的地方坐着两个玩骰子的年轻人，正面对着我的家伙是个熟练工，色盅长时间在空中摆摇的当儿，他能让它口朝下地在空中稍稍停顿那么一瞬间。这种天马行空的招式我玩不来，色盅一离开桌面，骰子就抽身跑开了。“跟DJ说，别老放这张碟子行不？耳朵都听麻了。”接过找的零钱，他吩咐服务员。
“我听不清楚，要不——想听谁的你写下来吧，这儿有笔。”服务员很乐意为他效劳。
Mark杜提起笔刷刷在一张酒水单上划了划，递给服务员说，“直接放第八首。第八首《In my bad》。唉，你们应该准备痰盂。”
服务员走后，他对我们说，那天发达了，他非得让母亲来三里屯开开眼界。
一个脸色阴郁的男人在我们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下，没等到长腿的服务员走到他面前，他换了我先前一度想坐的位置。我听见他含含混混地问，可以坐吗？那个不停地看手机的女人说，没人。她脱了毛茸茸的大衣，从坐姿上看，少说也怀过三次孕。一个块头大得像吃了全家人口粮的英国人从盥洗间走出来，他堵在过道上，眼睛小小的老板娘蜘蛛似的绕过他的大肚子钻进吧柜里边去。Mark杜肥得看不见关节的手指随着干脆的鼓声猛敲桌子。肉敦敦的下巴却纹丝不动。
“听人说，肥胖跟国家的富裕成正比，跟个人的贫穷成反比。”我从口袋里抽出袖诊本的小说翻了翻，提高声音说。
“胖子爱国。”他瞪了我一眼，一口气喝完半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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