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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理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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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有些雄猩猩，特别是那些年轻雄猩猩，觉得群落内部的冲突很刺激。尽管“巡逻队”的其他成员已经离开边界返回，那些年轻猩猩有时却冒险悄悄地逐渐深入，去观察他们的“敌人”。这种带危险性的好奇心也许是早期人类战争出现的重要原因。杀死成年同种成员的情况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因为这类冲突对侵略者可能很危险。用文化的方式鼓励人类的武士历来是非常必要的：表彰他们的作用，谴责胆小者，对战场上表现勇敢、杀敌有功者予以重赏等等。如果人类的男子天生就觉得侵略（尤其是对邻居的侵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士兵的训练就会容易得多。这似乎确实不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总动员的号角一吹响，我们家里的男性成员全都报名参了军。当时德里克还不够当兵年龄，于是他就去了一个又一个飞行训练中心，最后找到一个不死扣条条框框的地方当了兵。人类对死亡和痛苦有极大的好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绞刑示众是很常见的事。今天（1997年8月），在写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在德黑兰西部处决一名强奸犯，结果围观的人群有上万之多。他们看着那个人的脖子被套上绳索，然后被起重机吊起来，吊到他们的上方。由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他的腿越蹬越无力，身体扭动也逐渐停止。在观看赛车的过程中，危险的拐弯处往往聚集的人最多。在障碍赛马中，人们最喜欢看的是那些他们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马。公路上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数英里长的塞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放慢车速想看上一看。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异乎寻常，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在人类对付同类成员的战争或暴力行为中，有一个重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文化的进化引起了伪物种形成的发展。简单地说，伪物种形成就是，在某个特定群体的一代成员中，个体所获得的行为被传到下一代。经过一段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文化（习惯和传统）。人类的伪物种形成（我主张用“文化物种形成”来表述）主要意味着一个群体（本群体）的成员不仅会把自己看成与其他群体（外群体）成员不同，而且对本群体和非本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文化物种形成的极端形式会导致对外群体成员的非人化，以至于把他们几乎看成是异类。这就使得群体成员不受群体内运行的禁令和制裁手段的约束，使他们得以对“那些另类”采取在群体内无法容忍的行动。奴役和折磨是一个极端，而愚弄和放逐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贡贝黑猩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物种形成的前兆。他们的群体意识很强；他们对“属于”本群体的成员和非本群体成员加以明确区分。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受到保护，而非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则被杀死。这种群体意识非常微妙，它不是一般的生客恐怖心理。在发生分裂之前，卡哈马群体的成员和他们的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友善；有的甚至是一起长大，一起漫游、觅食、玩耍，相互梳理毛发，并在一起睡觉的伙伴。卡哈马群体的分裂行为，似乎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被看成群体成员的“权利”——他们被当成了“陌生人”。对这些以前的朋友所发动的攻击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我们人类的内战一样。那些攻击大多数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我看来，最残酷的是对我的老朋友“歌利亚”的攻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歌利亚”会和南边的一伙走到一起。他当时已经老态龙钟，十分瘦弱，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他千方百计想躲藏起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他被拖出来的时候哇哇大叫。参加攻击的5只成年雄猩猩，以前都跟他关系很好。 1只未成年猩猩乘机冲上来用小拳头打他，嘴里高兴得吱吱哇哇乱叫。他们的攻击持续了18分钟，猛打猛咬，乱拖乱拽，把一条腿一拧再拧。他们近乎癫狂地离开之后，“老歌利亚”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又倒在地上，浑身颤抖着。虽然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卡萨克拉雄猩猩一再对卡哈马猩猩发动攻击，所使用的攻击模式在群落内部打斗中从未见过，但却常见于黑猩猩对付大型猎物，使之失去抵抗能力、并将其肢解的过程中。卡哈马群体那些倒霉的成员不仅遭到拳打脚踢，被踩在脚下，而且被打断筋骨，撕开皮肉，四肢被拧了又拧，就像我们看到的“歌利亚”的遭遇一样。在受到集团攻击时，他们被往死里打。其中有个攻击者甚至喝了他的受害者身上的血。卡哈马黑猩猩的确被当成了猎物来对待——他们被彻底“非黑猩猩化”了。
不幸的是，“文化物种形成”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往往形成一个经过挑选的“本群体”，把那些与我们种族背景、社会经济形态不同，政治上不一致、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排除在外。这便是战争、暴乱、团伙暴力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发现人类组织本群体倾向的许多例子，把我们的城市、小镇、村庄、学校或者邻里中的一些人排除在外。孩子们会很快组成这样的排他性群体，抱成一团，相互支持，使自己和其他人之间产生距离。组成这种群体的孩子可能会对“外面的人”非常残酷，有些孩子因此而吃了很大的苦头。威廉·戈尔丁①＇1＇的《蝇王》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小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或者说在错误的）条件下，孩子们的行为可能会变得非常野蛮。在一些现代团伙可怕的演变过程中， “文化物种形成”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像洛杉矶的克里普斯帮和血盟帮，已遍及世界，他们具有相同的肤色、文身图案和其他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区别。他们只不过是人类“文化物种形成”所产生的丑恶事例之一。
在70 年代后期，我研究了黑猩猩的侵略行为和人类暴力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组织“本群体”和“外群体”时的许多弊端。在卢旺达、布隆迪、以色列、巴勒斯坦、柬埔寨、北爱尔兰、安哥拉和索马里，都存在着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仇恨。因种族灭绝或者叫做种族清洗而丧生的人成千上万——不，有上百万。在德国，由于一个人的上台，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恐怖的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其策划之周密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的确，当希特勒疯狂的杀人计划在公众中传开之后，整个自由世界都认为，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决不能再重演。
不同的宗教群体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特别震惊。历史上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那些所谓的圣战的结果总是当时的胜利者给那些异教徒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过，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教导的核心确实是要求人们放弃暴力，去团结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虽然我没有正规地研究过宗教，我读过《圣经》，听过布道，特别是听特雷弗的布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稣对“本群体”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毕生都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扩大到包括所有种族、教派、社会阶层的人，甚至包括为当时的人所痛恨的罗马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还忠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关于忍让和容人的类似教导在东方的经典中当然也不乏其例。
我认为“文化物种形成”显然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长起了破坏作用。它妨碍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禁锢在我们所诞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们把自己禁锢在这种文化的思想牢笼之中，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类家庭、地球村、团结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至少意识到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这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身体力行”，那么种族主义、偏执、狂热以及仇恨、傲慢、欺侮显然还会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确如此。）
“文化物种形成’’显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只要我们继续把我们自身狭隘的群体成员资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们就只能使偏见与无知进一步蔓延。属于某个小的群体自然是没有害处的——对具有狩猎一采集群体意识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宽慰，它使我们有了值得信赖和绝对可信的圈内朋友。它还能使我们达到心理上的平静。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到70 年代末，我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和邪恶面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有些情况下的侵略行为是受了天性的强力驱使。这些情况与驱动贡贝黑猩猩的侵略行为是一样的——忌妒、恐惧、复仇、争夺食物、配偶或领地等等。此外我还知道，猿类在生气的时候，体态和手势都跟我们的十分相似——摆出傲慢姿态，把脸沉下来，动手打，动拳头，用脚踢，又抓又挠，拽头发，跟在后面追赶等。他们还扔石块和棍子。毫无疑问，如果黑猩猩有刀枪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去使用的。
可是，人类的侵略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虽然黑猩猩似乎对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晓，他们肯定没有人类做得那样残忍。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故意给活着的生灵造成身体上或者和心理上的伤害，尽管我们知道——甚至正是由于我们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正是我们的邪恶，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坏招，使千百万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必须永远做自身邪恶基因的奴隶？当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肯定能控制我们的生物本性？难道关爱和利他不也是我们人类从灵长目那里继承来的吗？
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同情关爱
我到贡贝后不久，就观察到黑猩猩之间经常表现出友好和关爱行为，我对此很感兴趣，也感到很高兴。在一个群落中所观察到的相安共处的行为要大大多于侵略行为。在一个黑猩猩小群体中，有时候确实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看不到一点侵略行为。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黑猩猩也会表现出暴力和残酷。可是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打斗最多也只有几秒钟，而且难得有成员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同一群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相互表达关心、帮助、同情、利他精神，而且无疑还有某种形式的爱。
黑猩猩通过大量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别后重逢的朋友会相互拥抱和亲吻。他们突然感到恐惧或者兴奋的时候，会伸出手去相互抚摸——有时候他们会极力寻求接触，拥抱对方，张开嘴吻对方，拍拍对方或者握握对方的手。相互梳理毛发是最重要的亲善行为，友谊会因此而得到维系，不良关系会因此而得到改善。相互梳理可以使成年黑猩猩长时间地处于友好和放松的行为状态。这样的梳理有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们用手指去触摸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梳理可用以使紧张或者不安的伙伴得以平静。母猩猩经常用这种方法抚慰不安宁或者情绪低落的小猩猩。黑猩猩在玩耍的时候，有大量的身体接触，他们相互呵痒，或者像摔跤似的抱起来在地上打滚。这种欢乐的游戏常常伴有响亮的咯咯笑声，就连群体中的成年成员有时也不得不加入其中。
在贡贝呆了几年之后，我们对复杂的黑猩猩社会中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牢固而且持久，这不仅是母亲与子女之间，而且子女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我从对“弗洛”及其一家的长期观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她不仅奋不顾身地去保护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弗林特”和“菲菲”，而且会帮助她已成年的孩子“菲根”和“菲本”。“弗林特”出生的时候，“菲菲”的精力很快就转移到小弟弟身上。等允许她跟小弟弟玩的时候，她立即就跟他一起玩耍，替他梳理毛发，还带着他到处跑。她的确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最后我意识到，所有未成年猩猩对自己家庭新添的成员都非常好奇和兴奋，这种同胞亲情可以维系许多年。在从成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兄弟之间会成为好朋友，成为盟友，在社会冲突中或者受到其他猩猩攻击的时候会相互给以保护。
这样的同胞亲情具有几方面的适应性。有一次，9岁的“波姆”领着她的弟弟在林中小径上行走，突然她看见前面路上盘着一条大蛇。她发出轻轻的报警声后就很快爬到树上。可是她3岁的弟弟“普罗夫”当时行走还不稳，没有理会她的警告。也许他不明白那声音的含义，抑或是他没有听见。他离那条蛇越来越近，这时“波姆” 毛发倒竖，大惊失色，吓得张开了嘴巴。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赶紧从树上下去，一把拉起“普罗夫”爬到树上。
在孤儿“梅尔”与他未成年的保护者“斯平德尔”之间有一段极为感人的故事。“梅尔”3岁零9个月的时候死了母亲。他没有哥哥或者姐姐来收养他。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2岁的“斯平德尔”收养了他（我们原先以为他会死掉的）。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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