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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3-跨越雄关-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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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一仗胜利结束后，红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向良村奔袭，包围并歼灭了敌郝梦龄师。之后，红军主力又向东挺进，经过三天昼夜兼程的远程奔袭，神速飞插黄陂，围歼了敌毛炳文师。
就这样，毛泽东指挥红军在五天时间内，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了莲塘、良村和黄陂三战三捷的胜利。
在这以后，三万余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犹如矫健的游龙，在根据地内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在10倍于己的强敌的重重包围中来回穿插，以很小的伤亡，先后歼敌17个团，毙、伤和俘虏敌军三万余人，赢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狂妄自大的蒋介石，自食了他那“不打败红军，死也不回南京”的狂言，只好厚着脸皮悄悄溜回南京城。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第一次直接较量的结局，似乎预示了蒋介石在以毛泽东为对手的作战中注定要失败的命运。然而，蒋介石对军事并非一无所知。1938年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10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赤水奇兵（2）
蒋介石自幼酷爱军事。他曾东渡扶桑，入振武学校学习，后被编入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炮兵联队，先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体会最深的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他认为一国军队如要做到精强和富有战斗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算得上军事科班出身的蒋介石，也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的各种著作，他看过《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仑本纪》、《战争论》、《巴克尔战术》、《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大演习战况地图》、《世界大战史》、《统率学》等。据说，他随身携带《战争论》和《巴克尔战术》（德国人著）这两本书，经常阅读，对后一本书尤为重视，看过六遍以上。蒋介石自云“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在三个月时间内，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苏联党政军机关进行考察，参加了第三国际的会议，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革命史和党建情况，尤其重视对苏联红军的考察，参观了苏联海军、步兵团和各类军事技术学校。回国后，在建立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又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指挥作战，因此，他对苏联军队的建制和战略战术也有相当的了解。
尽管蒋介石留过洋，进过军事学校，熟研兵书战法，讲起军事来头头是道，在军阀混战中击败了所有对手，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在具有高超的军事韬略和指挥艺术的毛泽东面前，在毛泽东所领导的为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而战的中国工农红军面前，却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毛泽东从一个青年学生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成长轨迹。
从学时期的毛泽东，各方面的兴趣都很浓，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但对于军事领域却很少有直接的接触。最早的一次，是在他18岁时，抱着“当兵是干革命最好的方法”的意愿，到新军里接受了半年简单的军事操练。
然而，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确实有着特殊的天资，并且具有从事军事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素质：勇敢和机智。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在一次组织护校的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那是1917年11月下旬，一天午饭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湖南一师只有一公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由于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部队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到北洋军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200多人，持着平日操练使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合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察潜伏在学生的前面。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山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当溃兵进至距志愿军潜伏地不远处时，毛泽东便叫警察在山上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齐声呼唤：“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敢抵抗，也没有缴枪。毛泽东派人交涉，把溃军三四千人全部引到一师前坪。毛泽东喝令他们放下武器，并后退几十步，组织学生把缴获的武器搬进学校礼堂。第二天，学校向商会借得现金，每个溃兵发四元，将他们遣散。一个全副武装的北洋军混成旅，就这样被解决了。
事后，毛泽东所在的第一师范学校沸腾了，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当同学问他万一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时，他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闲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在后来的一次闲谈中，毛泽东曾笑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毛泽东真正投身于军事斗争，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派回湖南着手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斗争的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发生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明确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以后，在8月7日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这表明他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谢绝了留在中央工作的安排，投笔从戎，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从此，毛泽东开始了真正的军事生涯。
毛泽东有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可以说，这正是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成为伟大军事家的主要方法。有人问毛泽东：你指挥打仗这么好，是从哪里学了军事的？毛泽东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才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的部队不过1000余人。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也不过3000余人。而江西和湖南两省的敌人则很强大，常常联合起来“进剿”红军。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在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可以说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也不可能给红军准备一个现成的答案。工农红军要在井冈山图生存、求发展，只能靠在斗争中学习，在战争中提高。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赤水奇兵（3）
毛泽东刚上井冈山时，听说有一个叫朱孔阳的聋子，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多次抓他一直抓不到。他利用井冈山地势险峻，到处是悬崖绝壁，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的情况，与官府兵周旋。官府兵一进山，他就与之满山转圈子，你到这里来，我到那里去，官府兵对他无可奈何。朱聋子的基本经验是：“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研究了朱聋子这一经验，从中受到启发，“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毛泽东对红军战士们讲，我们要把“打圈”和打仗结合起来，把“山大王”的办法改为“红军不但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敌人向我们“进剿”，我们就退避三舍。我们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他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兜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打他个干净利落。
毛泽东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形成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中取胜的秘诀。在第二次直接较量中，它仍将成为毛泽东制胜的法宝。
毛泽东第二次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所面临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不仅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约150个团三四十万人的庞大兵力，而且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作后盾，粮食、衣服、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而中央红军仅有三万多人，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敌我兵力对比恰好又是10∶1。敌强我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但把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东去湘西与北渡长江的通道上。
东面，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江筑碉堡，阻我东进。
西面，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6个旅10个团24万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
南面，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二个纵队八个师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桂军廖磊二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三个师于1月11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二十一军能够抽调的兵力，在川南叙水、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1月12日，“川南剿总”组成，下辖12个旅36个团，布防长江沿岸，重点加强以叙永、泸州为中心的防御，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蒋介石又令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松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彭水一带防堵。
1月19日，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压迫中央红军至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部中央军、黔军和湘军大部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云相部为预备队，待命而动。
在“追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始终把堡垒主义当做堵截红军的法宝。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他严令各部抓紧修筑碉堡，并在这一方向构筑了两道封锁线：沿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从以上部署可见，蒋介石企图在长江南岸把中央红军一举歼灭。
中央红军方面，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贵州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我党在贵州没有工作基础，红军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敌人重兵围追，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而四川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派系众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岖，交通不便，蒋介石向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较多。
1月20日，红军总部正式发布《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指出：我军目前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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