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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诞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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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起点。当然，比较而论，毛泽东在这方面就更为典型了。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佛、墨两家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之所以能被解释为拯救衰危和净化灵魂的武器，换言之，佛学从上层的角度，墨学从下层的角度，都充当了儒学的替代品，能成为填补世道激荡所形成的精神空白的理论因素，除了“救亡始终是重要主题”以及“理性上倾向于西方，而情感上又复旧中国”等诸多政治和心理角度概括而外，①在文化角度上恐怕与中国宗教的特殊形态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只有佛、道两家具有较完整的宗教形态，且源远流长。但一方面，它们在统治阶级的观念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它们一旦深入民间就走样变形，尤其是道家显得更为突出。在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中，“神”在很大的程度意义上说，是一种“精神农具”，具有强烈工具性意涵，只有当“神”能解决实际困难和现实问题的时候，它才具有宗教功能。人们常常是儒、佛、道三者并为一尊，共奉于神殿之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和顺地活着。至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理论，一般来说，到下层社会都被转化为鬼、神、仙、妖、相术、坛谕、占卜等等，以此“祈福免灾”而“运达通途”，从而形成教坛林立、偶像众多的多神主义观念。如果说义和团是长期压抑下中国下层民众意识的一个“爆发点”，那么，其中反映出来的信仰、风习、心态、仪式、语言和行为等，都明显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一状况。②正因中国下层文化具有多神主义实用宗教的明显特征，因此，在王权主义价值和信仰中心散落了以后，没有一种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系统能成为其取代品，并不存在西方社会转型中那种通过“改造上帝”（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而使启蒙精神曲折地沉淀为崭新思维范式的思想发展路径。既然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在本质上并没有得到中国人的价值认可，那么，取代和修正官方儒学的途径就只能返回传统自身。如上所述，在此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具体情境下，佛、墨两家不仅恰好站在了所谓中—西文化的中间，形成了一个思想的公约点，而且又减少了由于不同信仰系统所造成的天然障碍，所以“以传统反传统”就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意识现象。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曾自誉为当代“中国之路德”，陈独秀和毛泽东对义和团由批判到赞颂的转变，都可视为这一特征的反映。①因之，如果说，西方宗教改革理论曾导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儒、佛、墨的融合与渗透则自觉倾向于民粹主义，两者由于文化内涵与结构的差异而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近现代中国“以传统反传统”现象的存在，诚如林毓生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注重伦理的道德本位范式的思想体系并未改变。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深究之所以然，那么，我以为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特征，②不能不是一个深层的原因。
总之，当中国被强迫进入人类一体化的轨道之后，这个民族实质上就处于生存方式和文化冲击的双重矛盾的十字架之中，这种困惑与煎熬导致了传统社会权威体系的散落，从而构成了“以传统反传统”的文化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历史需要某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这就是毛泽东诞生的历史与精神的地平线。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7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1）
毛泽东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幼年和青年时代他生长在具有独特学风气质的湖南农村。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但却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一段经历，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化问题。它直接涉及我们所关注的主体。
学者曾这样概括湖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习，盖地理使之然也。①
人们注意到，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中，有两个地方最引人瞩目，一是湖南，二是四川。
韶山，地处湖南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之处。这里重峦叠嶂，起伏绵延，其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是谓“韶峰”。古人有诗赋七律一首，形容赞美之，曰：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青袅云烟侧。
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①
虽就文法气度而言，这称不上是好诗，如果让毛泽东执笔，可想那恢弘气象将倍增何止万千。但在此用“人杰地灵”一句并不为过，湘域豪杰遍及中华，毛泽东其一也。
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元朝至正年间（公元１３４１—１３７０年）迁徙至云南澜沧。明洪武十三年（公元１３８０年）始祖太华因军功授封入湘。从第一代至第六代，毛氏宗族没有固定谱系。清乾隆二年（公元１７３７年），韶山毛氏第一次修编族谱。自第七代起始有固定谱系。其谱如下：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二修族谱时恐怕谱系不足，又续定了二十谱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规有十训，曰：“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里”、“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①
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以儒教为本的普通家族。
公元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氏家族诞生了第二十代子孙毛泽东。由于他母亲的前两胎均夭折于襁褓之中，他是第三胎，又由于他是母亲求观音菩萨石像所得之子，因此小名“石三伢子”。毛泽东属小龙，俗称为蛇。这个伢子以后却身材魁伟，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这一属性往往与灵敏、精明、嫉妒和急躁相联系，具有很大的神秘感，至于“腊月蛇”则具体说法更多。指出这点并不是为了点缀，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和思维转向那中国的农村，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恰当地理解农家的生活与观念上的价值。
湘潭县清末隶属长沙府，是一个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多平方里，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湘潭城是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十九世纪末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渗入内地的一个中转市场，商务日趋繁荣……韶山冲的居民以毛姓为主，杂有李、钟、周、邹、彭、庞等姓。居民多务农，毛泽东的祖辈都是勤劳朴质的农民。②
韶山冲，是一个狭长的山谷，起于韶山脚下，由南向北，长５公里，东西宽３５公里。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从冲里流出，溪水清澈明净，潺潺流淌，终年不断，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田野。溪的中上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土墙青瓦、整齐有致的农舍，名叫上屋场。这是一座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型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堂屋坐南朝北，前面是紧紧相连的两口水塘，左塘莲荷满地，花香袭人；右塘水面宽阔，青松倒映。屋后小山上苍松翠竹冠荫，风景十分优美。①
这就是时人对毛泽东早年生活地域背景和文化环境所做的描述。
毛泽东两岁时，因母亲又怀了孕，就被送到外婆家——湘乡唐家坨抚养，直到八岁。他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生活。外婆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四周翠竹环抱，幽深而沉寂。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着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一小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来烧香祷拜，称之为“石观音”。就是这龙潭坨，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建国后，他返韶山望乡时，提出要在坨内居住，流露出内心的缠绵情思。现在虽然已无从知道，他的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但怀念那儿时的天真与浪漫，恐怕是无疑的。两岁到八岁，这正是儿童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外婆家，毛泽东每天都同表兄们无忧无虑地漫跑在乡野的大自然之中，一起放牛、打草、拾粪……农家的田园浪漫深深地吸引了他，以致因乐而不思其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着，生怕别人把他带回去。１９３６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还相当熟悉地回忆起一首日本歌曲：“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②虽然这首歌是他后来再度就读于湘乡高等小学堂时学的，但不能不说，这美丽的景致是其幼年时期生活感受的反射和幻影。湘乡唐家坨正是毛泽东眼中最初的世界，也是他观察和体察人生的最初起点。
１９０２年，毛泽东回韶山就读于南岸邹春培私塾，启蒙于《三字经》，并点读《论语》、《孟子》。据后人回忆，他记忆非凡，常能整段背诵，对答如流。①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９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六处私塾上学，期间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在家务农。所读之书除“四书五经”外，还有《左传》、《史记》、《纲鉴类纂》、《日知录》等。毛泽东在建国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但在我们看来，这对毛泽东来说远不是知识与价值积淀的全部，更为关键和值得深究的是：究竟农家给了他什么？他从民俗文化中都得到些什么？
在这里，“农家”应与“农民”是有区别的。依我们的理解，“农家”是指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土地为生产对象，并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其中除了农民和游民以外，还应包括小乡绅、小地主和小财东阶层。农家一方面区别于大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另一方面也区别于依靠封建俸禄和地租生存的君主、官吏和上层士大夫。我们通常所说的“下层民众意识”或民俗文化体系，一般是指这一广泛的社会阶层，其观念体系、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等，也主要在这一阶层中产生和流行。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下层民众意识或农家文化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中国典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应承认二者又不尽相同。应当说，农家文化有关于自己特殊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体系，只不过由于农家主体长期以来被剥夺了享受典籍文化的权利，他们的文化大部分以行为语言为载体，并时时受到正统典籍文化的压抑罢了。或许这才是理解、把握中国文化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视角。自然，它更是探讨“毛泽东现象”意识起源的关键所在。正如李锐先生所说的那样：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型”与“隐型”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于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情感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咒词谶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悲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型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①
研究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历史资料，目前最可靠的只有１９３６年他与斯诺谈话时那不到万字的回忆材料。但仔细分析这份精神遗产，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出农家环境在他的幼小心灵中积淀下了什么。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杰出的农家子弟，他那最初认知格局的主要因素都是些什么。我认为，它们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的重叠生成，从而构成了其潜在认知格局的政治因素。幼年毛泽东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平凡而又典型的一般农民家庭。所谓“严父慈母”的逆向性格组合，对他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着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积淀下了毛泽东的爱与恨，并且二者的整合使他萌生了拯救世界的期望，将自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8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2）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回忆他的父亲时说：
他是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①
父亲严厉、苛刻和暴躁的秉性，引起毛泽东强烈的愤恨与不满，使他对惟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怀有深深的蔑视与敌意，形成了原始的“破坏欲”。他见不得父亲那盛气凌人、为所欲为的架势，想方设法杀其锐气，处处与其顶牛，非要争个你高我低，从而在压抑的氛围中形成了明显的逆反心理：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据的经书上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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