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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趣说古代官场生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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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那一班发官迷的，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连告身官职也进化到了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的程度，商品经济对纲常体制的侵蚀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家世才学说履历（1）
个人履历是国家选拔“干部”的第一依据，其项目设置和填写经常让人哭笑不得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入仕资格而候选于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到宋代称“脚色”。《朝野类要》卷三：“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就是假如已经是在职官员而听候调动工作或提升职务者，还要加填推荐人及入仕以来的奖惩记录等项目。“脚色”名称又为元、明沿袭，元杂剧《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递的脚色来我看”的台词。近人黄遵宪诗云：“指问座上客，脚色能具详。”（《番客篇》）说明该称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历对于官员选拔任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陈章甫科举及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具备了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了。但不知哪道环节出了毛病，吏部没找到他的履历，所以公布“选人”名单时没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场行政诉讼（《封氏闻见记》）。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续通鉴长编》卷二六九）。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组织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使其因填写了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而获得当官资格，旋即任命兑现。如果是现职官员任期已满，要调任升迁，或因替父母守丧期满要起复销假，听候组织部门重新分派工作，则如前文所述，还要在填表时附上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荐语，以及过去的奖惩记录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文集中，有一篇他写给宰相兼枢密使韩琦的私人信函，信里提到某故人的儿子已“得殿侍左班”（后备干部），但一直没能实授，穷得难养老母，而自己这里又无差使空缺，所以央请韩琦“如有指使、安排处，乞留意”，并道“曾申脚色状来，今上呈”（《与韩魏公书》）。由此可见，即使是求人帮忙跑官，一份能代表干部资格的脚色必不可少，如果像范仲淹、韩琦这等有名望的领导愿意为之写上推荐意见，“含金量”就更高了。所以吕惠卿这种做法的性质，实在是挺严重的。
脚色和仕途的关系如此密切，其项目的细密便成题中应有之义；又因为每一项都必须本人亲笔填写，有时竟会显得荒唐可笑。以宋代为例，崇宁、大观年间，政府以继承熙宁新法为施政纲领，籍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三百多个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为“元祐奸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必须申明“不系元祐党籍”，划清政治面貌；到了绍兴年间，当初把别人定为“奸党”的蔡京、童贯等人，如今也成了“奸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必须申明“不系蔡京、童贯、朱勔、王黼等亲属”，厘清社会关系；到了庆元年间，又有朱熹、“二程”等五十九个理学家被定为“伪学逆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要声明“不是伪学”，撇清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朝野类要》）。《梦溪笔谈》卷二五记有一则趣闻：福建一带有个黑社会头子廖恩，拥有徒党千余，掠民害官，罪行累累。不少官员都因镇剿无功，被罢免职务。可他又走通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补授右班殿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后备干部”了。及前往组织部填报脚色时，正巧那些当初因受他牵连而撤职的官员也在那儿送脚色，照例都要在“有无过犯”这一项中，写明各自所犯过失所受处分。“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用白话讲，就是自从取得国家后备干部身份以来，没有任何公私方面的过失和违法。推敲起来倒并非诳语，但光凭脚色内容来衡量，竟是一个清白的“选人”了。
官场上履历作伪的现象屡见不鲜，从伪造家世到虚报年龄，无奇不有。
对于有关部门在选拔任命官员时过于看重履历，历来批评不绝。东汉时傅嘏说：“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簿伐则德行未为叙”（《三国志·魏书》卷二一），指出履历所记未必符合事实。唐代杨绾说：“今自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旧唐书》卷一一九），对自报履历的可信性表示怀疑。宋代洪迈则有专文，对脚色的定本格式及填写规则之僵化，多加指责。比如他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因“恩荫”而弄到一个入仕资格，脚色中也要在“有无过犯”这一项内写明过去是否补过官，后因犯罪停废，或是否有过“决笞”、“翦刺”等刑罚前科，“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不过除非你存心不想当官，否则都要照要求一一填报，有时甚至还得被迫造假。如南宋绍熙四年（1193）秋，各路漕司（即转运司）奉旨举试本路选人，当时政府正厉行禁绝“伪学”（指程朱理学），故“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译成白话，就是漕司在通知选人填报个人履历时就讲明了，必须做出“委［实］不是伪学”的声明。彼时已任临川推官的柴中行，也在这次选拔考试范围内，接到通知后便写了个报告，自称从小攻读程伊川（即“伪学”代表人物之一程颐）之书，这才考取举人，有了出身。但当时并没有说他是伪学。现在政策变了，一定要声明委不是伪学，只好放弃这次选试。“漕〔司〕难其报”，取消他选试资格尚不算，朝廷还要加其罪名。幸亏谏院有人站出来讲话：“其人所守不变，可罪之乎？”这才免去一场灾祸（《游宦纪闻》卷九）。其实庆元年间的选人，包括许多在职官员，都是靠“伪学”入仕的，脚色上“委［实］不是伪学”的声明，好比盲人发誓亲眼目睹，彼此心知肚明而已，像柴中行这种宁可不当官也不肯造假的，反倒成冬烘先生了。
比较起上述因拘泥于条目格式的被迫造假，更为常见的是很多选人在填报档案时故意作伪，动机不脱“要官”二字，手法则有五花八门。
最为常见的是年龄作伪。如两晋南朝选拔干部，优待世家豪门，对庶族寒门却搞“限年之制”，就是不满三十岁不得当官，所谓“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通典》卷十四）。庶族子弟为求及早入仕，率多“增年矫貌以求进”。隋唐起实行科举制后，国家为鼓励士人读书做官，对于那些屡试屡败而一生潦倒场屋者，会搞一些特别录取授予小官的优惠政策，但仍有必须是年龄未满五十或六十的上限（历代及各种科目不尽一致）。许多人便在报考时“减年”，为日后争取优待留下余地。《儒林外史》第三回，“花白胡须”的“童生”范进对周学道实话实说：“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相反，那些通过“荫补”便可直接入仕的公卿官宦的子弟，又以增报年龄为及早显达的惯伎，如前述洪迈的儿子，才满周岁便成了登记在册的后备干部，但当真转为实授，毕竟有一定的年岁要求，很多人便在填报档案时将出生年月提前。真相的暴露，往往又发生在与年龄要求有关的关节点上，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再乞引年致仕奏状》云：“官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原来彼时政策，年满七十才可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相应待遇，只想准点致仕的老先生不得已，只好把当初在履历上的造假主动交代出来。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家世才学说履历（2）
都说中国人笃敬祖宗，又谓“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倘从履历造假的史实看，也不尽然。东汉权臣梁冀与夫人孙寿狼狈为奸，按国家的干部选拔政策，荫补入仕的对象只限于梁氏子弟，于是“孙氏宗亲相冒名为侍中、中郎、校尉、守、长吏者十余人”（《后汉纪·质帝纪》）。《后唐书·韦陟传》说韦陟任吏部侍郎时，“常病选人冒名接脚”，可知也是普遍现象。“接脚”之“脚”，或指脚色，看来这个名称在唐代就有了。
自汉末魏晋至南朝的授官，“按阀阅而选举”（《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就是看选人履历上的家庭出身，是否门阀世族，是否累世做官。于是伪造谱牒家世便成了时代风尚。只要有助于争名跑官，乱认祖宗是不碍事的。萧衍在南齐任相国时，曾有专表揭露此事：“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梁书·武帝纪》）谱籍中含金量最高的，当然莫过于皇族家谱，无论进学入仕或授官赐爵，都享有许多特权。然而三宫六院的皇家出生率特高，嫡庶亲疏的血缘关系又特复杂，所以谱牒紊乱，更容易造假。以汉朝为例，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距西汉建国不过百年，已慨叹“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迄新莽代汉，自然愈加成了一团乱麻。原本湮没无闻的刘盆子，只因有人为他编造了“皇族”谱系，马上从放牛娃一跃而为建世皇帝。到东汉末世群雄并起时，更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天潢贵胄，连鞋贩子出身的刘备亦成了“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查刘胜乃西汉景帝的儿子，前元三年（前154）封王，史传称其荒淫酒色，仅登录谱籍的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余人（《汉书·景十三王传》）。一百二十余人的子子孙孙该有多少，三百五十年间又呈何状态增减，大概是一道“奥数”题目，也就难怪连同刘备在内，这么多聪明人都把家世往中山王身上挂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大盛，盖与看谱牒提拔干部直接相关。众多庶姓寒门多在此时采取编造家世、冒名顶替等手段挤进了“甲族”谱系，现在又成了人们寻根认祖的“历史文献”，这一笔糊涂账是很难理清楚的。
学历掺假是履历作伪的通病，伴生现象是教育腐败，文凭贬值，学位品评搅成糨糊一团
无论出身高低或年龄大小，当官理民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应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选拔干部的一条基本标准，于是伪造学历便成了古代选人履历造假的通病。
以两汉为例。自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故彼时官员的选拔任命，无论征辟、察举或荫补，都以“明经”或“明律令”作为干部知识化的基本标准。明经就是明晓儒家经典；明律令即明晓法律；由于法律的指导思想和运用原则也是儒学，所谓“经义断狱”，因此最终也归结到通晓经典上。《西汉会要·选举》：“龚遂以明经为官，袁良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并以明经为博士，睦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印证了这条原则的贯彻。
为造就大批明经治国的人才，西汉政府在京师创办了国立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的各门经典。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首批招生五十人。按规定，太学生的学制为一年，拿下一门经典（如《韩诗》）就是一个学位，可授文学掌故；再拿下一门（如《公羊传》）就是双学位，可授郎中，“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汉书·儒林传》），就是拿不到一个学位的，便不能当官。史载汉平帝某年，太学“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同上）。大约水涨船高，欲得郎中者至少该通三部经典了？
读书做官的门路一开，官宦勋贵、公卿外戚们纷纷将子弟送进太学。为满足需求，太学生一再扩招，基本建设的规模也不断广大。汉平帝时，王莽为太学生建造了能容纳万人的校舍，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占地最广的“大学城”。迄东汉末年，太学生的在册人数经常维持在三万人左右（《后汉书·儒林传序》）。而来自太学内部的消息，则是师生“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后汉书·徐防传》），所谓“学科带头人”的荣誉，几乎被一班败类玷污殆尽，教学质量与学位文凭的同步贬值，可想而知。何况据《文献通考》卷四七提供的统计，东汉时全国在编的官员总数也就是“七千五百六十七员”，三万多太学生都想当公务员，实有僧多粥少之忧。于是新的时尚趁时而起，许多人从太学毕业后，再去民办大学（精舍、精庐）深造。主持这些民办学校的人，都是董仲舒、韦贤、疏广、王充、马融、杨震一流名扬四海的经学大师，资格声望是太学博士的爷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博导”。能够成为他们的弟子并将此学历写进履历，其意义不亚于现在的MBA。所以很多“在职干部”，即已经是官员身份的人，也以列名大师门墙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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