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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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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
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
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沉寂一时的“两校”又热闹起来了；关注辽宁营口大地震；周恩来突然昏厥惊动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由于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国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形势喜人，而一时名声显赫，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儿了。他只得暂时“离开”江青远一点，打道回府、避避风头，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韬光养晦，但他可决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几乎不见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帮”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继续兴风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后，全国政坛风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个什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后来又喊出什么“评法反儒”问题；时隔不久，紧接着提出了要害问题：“批判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整个校园又沸腾了，“两校”在运动的排行榜上又将获得“第一”。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一场新的劫难又要来临。
正是盛夏季节酷暑难当的8月间，我看见周恩来手上捧着“评水浒”之类的“文件”。起先，我也纳闷。《水浒传》这部书我看过多遍，不过，我是把它当作饭后茶余消闲解闷的书来看的，并没有思考过。我脑子里缺少的就是文学细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荡荡的108个英雄好汉对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影响。这是怎么回事？《水浒传》居然上了红头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连电影都不看的总理，他也关心起《水浒传》来了？不明白，搞不懂“评水浒”
之举有何含义，故一时间未加理会。
但是，自那时起，到三五医院来的党中央领导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别来的，有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所知道的只是总理要会客，有时知道总理见什么人，有时连见什么人亦不知道，只要说是客人到，我们就马上回避，末了，只了解总理会客几小时几十分，目的是掌握时间，必要时可以提醒总理不要太劳累，仅此而已。首长当中，我不回避的是叶老帅和先念同志。
从见到的中央领导人神情上可以感觉到首长们的情绪严肃、低沉与不安，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发现周恩来身上的膀胱癌已恶变为“鳞癌”起，总理的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真是一天一个样。
进入12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关头，恐怕是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医疗组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病危通知”，说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
同时，我们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好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约在中旬以后，终于进入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并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反，昏睡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24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项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专家亲临指导，或是由他们操作。我们制订了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方案：保证医疗组与各部门人员步调一致、行动迅速而准确有效地进行。
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做事来去匆匆，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的周恩来，他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已使他视国家大事重于生命，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不例外。
在一天深夜10点多钟光景，外面的西北风刮得呼呼直叫，院子里稀疏的几棵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干支在抖动；病室内静悄悄。值班护士在仔细观察输液瓶中的液体量以控制速度，使液水均匀地滴进静脉血管里；心脏病专家注视着心电图监测仪荧光屏上不停地上下跳动着的亮点所画成的曲线；其他专家在值班室（客厅兼用）翻阅病历资料；周恩来刚从昏睡中醒来，他即吩咐我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营口地区抗震救灾的情况。
当我从国务院值班室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便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听后，好像稍微安静了一些。
12月2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睡了过去，一时呼叫不醒，值班医生立刻把所有专家及医护人员叫到病房来。经专家检查发现，总理的气管里和喉咙口被黏稠的痰液堵住了，阻碍了呼吸，使氧气进不到肺里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导致大脑缺氧。医生用橡皮管接通吸引器将黏痰吸出来，并给予大量加压吸氧，总理很快又被从死神手里夺了过来。他重又苏醒了。
当周恩来发生昏厥后，值班同志立刻用电话将情况通报了党中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闻讯后都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来，待他们到达时，周恩来已经苏醒过来了。这一次，像军队进行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那种“拉练”似的演练，对医疗组与病室工作人员是一次考核。虽说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了，但也足以说明病危中周恩来的生命已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不过来的情况。
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代伟人来说，这种时候，他在精神上的痛心、痛惜和痛苦甚于肉体上的病痛。这种肉体与心灵交织在一起的伤痛已经使得他不是什么度日如年，而是分分秒秒地在忍受着煎熬。周恩来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痛苦与折磨，恐怕是到了极限。
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仍担心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可能落入“四人帮”之手而毁于一旦。此刻，他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忧心如焚；他也知道自己回天乏术，难救苍生。但他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油干灯草尽，让死神轻易地来到，夺去他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刻。
周恩来一生对人民事业耿耿忠心，他的生与死都同人民息息相关。
一个为国家民族奋斗了六十多年的政治风云人物周恩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叶帅每天的电话问候，小平、先念同志有事来谈，以及邓颖超在身边以外，能来的不敢来，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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