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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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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机勃发、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好时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严峻。年前，江青一伙整周恩来未能得手，他们如何能罢休？此时，他们又发起了“春季攻势”。
“一·二五”大会“四人帮”向周恩来发难；江青要罢田维新的官；她当众指责叶剑英农历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当时，中央与国务院各系统的批林大会本该由周恩来召开并主持会议。可是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
“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我的妈呀！这林彪摔死只有两年多，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刚刚撤销“军管会”，恢复与建立部长及部党组领导体制，全国形势才出现一点稳定的苗头，难道“文化大革命”这出悲剧还要越演越烈？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会场上，那一男一女两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依仗着江青等作后台，以为尚方宝剑在手，仗势欺人、目空一切。他们在训人时，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他们张狂至极，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继“一·二五”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农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大会堂东大厅里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约高出地面十来公分，领导人坐东面西向着群众。
这天晚上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亲身经历了“一·二五”大会，已有了经验。他们进入会场落座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主席台上的动静，交头接耳，猜测今天晚上的会议又有什么新花样。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
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平衡……”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机同“中央”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要直接掌握各地的情况。江青的讲话已经表明了“中央”对地方各级领导层的不信任态度。
江青讲话时，张春桥时有插话，康生和姚文元作补充或是注解，但意思也是大同小异。这使出席会议的人都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顿生忧虑及不安。会场上寂静无声。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到！我在这里。”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
“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作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好像是184……”
“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维新。
“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
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田维新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革命军人英雄气概，对此未作任何表示。
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我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仅仅因回答不了《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这么一个问题，以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军队一名高级干部采取如此过火举动吗？是否太出格了？！
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像“法官”审“犯人”，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似乎说了个“1871年……月……”但未答出几月几号。
大家都为华楠捏着一把汗，为他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看来，江青的威风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亦没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江青自己收篷作罢。
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有人说华楠和田维新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进行报复，制造冤案。
在那年月，令人不解的是江青在军队里并没有任何职务，她也不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商量一下，竟然擅自向军人下达命令整军队高级干部，是谁给了她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要不，怎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疯狂的年代呢？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她在整完田维新与华楠后，会议休息了几分钟，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短暂离开座位以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敢离开会场一步，连去洗手间的人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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