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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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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第一章尘梦(6)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第一章尘梦(7)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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