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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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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其实，偏颇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并非处于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状态，因此他必须向弱势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倾斜。当群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时，是特别为他所嫉恨的。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
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不同于蒙田，论说人生也不同于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安静超脱，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这类讽刺，在鲁迅那里常用于三种情况： 一是好用反语，私人论战中应用尤广，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完全的“推背图”式。二是隐喻，这是“钻网”的最好的法子。三是与此相关的影射。小说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众学者，都能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原型；杂文也如此，《阿金》所以被禁止发表，鲁迅听说过，这同当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关。还有一种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讽今，利用千百年专制历史的前后时段的相似性，顺利进入现实禁区。如说秦史、魏晋史和明清史，在鲁迅杂文中是比较突出的。讽刺这一手法，使鲁迅的杂文特别地富于生气，大大驱除了小说般的幽黯，而处处充溢着短促而明亮的笑声。托马斯·曼说，讽刺的笑声，正是“人文主义铁匠店里铸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致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在杂文中出现的诗有两种： 一种是语言形式上的，如《圣武》、《夏三虫》、《小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火》、《夜颂》、《半夏小集》等，凝炼、睿智，直接的启示或充满暗示。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还有一种表现是环绕涌流于字行中间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爱的外化，以非战斗的内涵契合于战斗，是一种人性化氛围，一种温和的气息，一种柔情，对整体的文字结构而言，造就一种内在的刚柔兼济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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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4）
以上种种特征，是通过富于个人笔调的语言组织起来的。自然，无论何种文体，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叙述语调，但是对杂文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没有像小说的情节，诗的分行，或戏剧的对白一般可以作为文体的显著的外部标志，惟靠笔调把自身同其他言论性文字区别开来。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同创作分开，可能是从艺术想象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小说是虚构性写作，杂文则是非虚构性写作，应当一样划归文学创作的。笔调是文学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个人化、风格化的表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笔调是独异的，文白夹杂，庄谐并用，这在杂文中尤其突出。由于进攻性的需要，又因为心性孤傲，视群敌为无物，所以锋利，明快，洗练，激越而又从容，有清峻通脱的一面；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险恶，执拗地反抗屈从而不得不作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所以文风也有很平实沉着的方面。加以天性多疑善怒，行文不免常常流露质疑和抗议的语气，频频使用诸如“然而”、“却”、“究竟”一类连接词，形成鲁迅时常自称的“吞吞吐吐”、“弯弯曲曲”的风格。
鲁迅的杂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对于后者，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显然，对于鲁迅的杂文的评价，是并不在小说之下的。
至于同样为郁达夫所说的，杂文中“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的史的意义，就更不消说了。
评论： 理性的锋芒
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在信中，鲁迅把《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分别称作“短评”和“杂论”，可见在他那里是可以细分的，而且“评”与“论”明显有别。相对于杂感，他还多次说到他有一本评论集，这意义好像并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评论在他的文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本人就说到，《二心集》是“最锋利”的。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的，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后期，鲁迅参加了几次重大的论争，这时的评论，不只是现象的评论，而且是评论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转移到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斗争实践上来了。的确，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的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直，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同时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开展他的文学活动： 一是搞翻译，再就是做评论： 《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启蒙的大题目。这些评论有三个要素： 一、 世界眼光；二、 历史经验；三、 危机感和责任感。五四时期的评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论教育，论道德，论妇女，论社会改革，一样是大题目。不同的是，此时的论文不再羁限于西方现代观念的介绍，而是以介绍过的观念对本土文化传统实行批判。当作者进入新的论述范围，尤其是卷入女师大风潮以及相随的各种现实中的斗争之后，评论明显地增加了一个要素，就是个人经验的介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前后两个著名的例子。经验性可以激活思想观念中的东西，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在场感。
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虽然在文体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行文中，却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时使用最富于个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评论中，习惯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论点，正如政治家
潘恩将他的关于人权的政治小册子命名为“常识”一样，这样的常识，可能并不见于知识分子的词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常识，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论战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他这样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常识，当然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取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目的以图像化代替逻辑推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时，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动物世界中的事例，说是猴子的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又说部落里的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同样使用了这个比喻，只是别有意义，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彻底批判了买办文人胡适、梁实秋等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旨在证实思想自由对于颠覆一个专制政体的作用。在反驳“第三种人”时，有一个有名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自然，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这样。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
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完全以率直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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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5）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散文： 记忆断片
我们说鲁迅的散文，习惯地指他自己称之为“回忆文”的《朝花夕拾》集子内的文章，其实还有不少收在杂文集里，明显地如一些悼文，此外，
鲁迅所著散文集《朝花夕拾》。
还有题作“夜记”者，或相类似的文字。目前所见的“夜记”有三篇，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准备写十多篇，一并以《夜记》为名出版的。后来书没有出成，但他确曾把一批较为散漫的文字集中另存一处；说明在他那里，有一类文字同杂文是有所区别的。
即使按照狭义的散文概念，这样的文字在鲁迅集中为数也颇不少，鲁迅的散文突出的是，所写全是关于“人事”的方面，表面看起来，题材显得相当狭窄。他始终远离自然，这却是的确的。即便文中夹杂写景的文字，也都是为了写所感，而与风月无关。例如《怎么写》所写的一段便如此：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文字是漂亮极了的。就算这样的段落，作者也很悭吝，总是把笔端尽快地收束到人事中来。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然而，在由个人贯穿起来的若干个小小的镜面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民间的形象，迅速而又迟缓地变动着的时代的面影。像《无常》中的迎神赛会，《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中的旧式儿童教育，《琐记》中的《天演论》出版前后的知识社会氛围，《范爱农》中的革命的降临与终结，都因为个人的介入而表现得特别真切。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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