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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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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以加入，与当时共产青年被屠杀，被缉捕，不能见容于专制政府有关，自然也与他的信仰有关。但是应当看到，这是有条件的，是一种自由选择，虽然受“导”，在他本人却是一点也不迷“误”。他的清醒，透彻，只要参阅左联成立的当月（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７日致章廷谦信即可。冯雪峰，瞿秋白，确乎是鲁迅的朋友，受到他们的一些观点的影响是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鲁迅的多疑和固执，要他改变自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事实上，他与瞿秋白、冯雪峰在许多相同的问题上，比如翻译，比如大众化，比如知识分子问题，比如统一战线，看法并不一致；而且只要一比较，总是鲁迅显得锋利，稳健，而且深刻得多。
鲁迅对“组织”这东西是一直存在戒心的，且看他对许广平信中询之以是否加入“团体”问题的答复：“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他后来所以加入一些团体，如左联，又如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而言之，都是为了与政府对抗的缘故，目的借个人以壮大社会反抗的力量。这类团体在构成方面并不严密，因此，他的加入是以不致损害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如果个人与团体之间发生冲突，他或许有“顾全大局”而隐忍的时候，如他在信中曾经说到过的，如受伤的野兽一样，钻入林莽间舐干伤口的血迹，不让人知道；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自设的限度，就要公开反抗了。这反抗，正是他在组织里保持的个人自由。左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能让个人屈从于所谓的“组织”，或什么“元帅”之类，且看他最后的反抗——答徐懋庸的万言长文是最有代表性的反抗文本——是多么勇猛，庄严，富于道义的力量！
至于说到鲁迅“误导”别人，包括先生，大约这要同“接受主体”有关的罢。至少我相信，鲁迅不同于别的“教唆犯”，他没有说要别人相信他，相反倒是要别人不相信他，他说他没有那样给别人指明出路的本领，连对诚恳请教他的学生也如此；此外，他把他的东西写出，就像他打的比方那样，“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一并摆在地摊上，任人挑拣。而先生以为合用，何以不挑这个而偏拣那个呢？
历史怎样演变可以存而不论，不过，倘使先生当年确是出于鲁迅的引导，才奋起同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做斗争的话，我至今仍然得说，这“导”并不见得便“误”，无论对鲁迅，对先生，都很可以引为光荣的。
第十、最后，说说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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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五四、鲁迅与胡适（5）
先生说“启蒙应当有破与立两方面的意义”，这是的确的。对于破与立，行文间虽然未曾作优劣之分，但毕竟倾向于以“立”为上。在比较鲁迅不如胡适时，先生指鲁迅主要是“破”的，而胡适则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便是。学界大抵也持类似的看法。其实，破与立其来有自，所司不同，彼此亦往往交互为用，不可取代。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破与立可以作许多引申，例如：知识分子就是破的，学者和廷臣是立的。知识分子同学者廷臣一样使用共同的专业知识资源，但是通过批判，却能以社会问题激活既有的专业知识；学者和廷臣惟在积累，学者积累学问，廷臣则积累权力化的操作技术。扩而言之，社会运动也是破的，五四运动就是最大的破，而宪政建设一类则可以说是立的了。但是，社会运动——自然不同于蒋介石以“党国”名义制造的“新生活运动”之类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先生屡次申言继承“五四精神”，应当被认为是对五四作为社会批判运动的作用所做的高度估量；如果舍弃了批判，舍弃了破，在禁锢严密的传统文化面前，陌生的西方现代观念将无隙可乘，那么所谓的“五四精神”剩下的会是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历史场合，破比立甚至显得更为重要。
说到鲁迅的“立”，先生指为“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但不知先生之“新”何谓？鲁迅留学时介绍１９世纪后叶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国”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产主义，在中国，也非鲁迅首“立”；但于接触和阅读，则要比创造社辈早得多。他确曾说过感谢创造社“挤”了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仅此而已；也确曾说过“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也是他一贯的与“有产者”相对立的平民意识的表现，并非宗共产主义的宣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正如其他主义一样，无疑丰富了鲁迅，却未曾改变鲁迅。他有他的思想。既能容纳新潮，又能抗拒时流，此之谓真正的独立的思想者。
退一万步说，即使鲁迅毫无其他的“建设性”可言，没有立，只有破，我们就能小觑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清道夫吗？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国家集团与个人之分。如果连根本性的问题，譬如像“革命”，“斗争”，“主人”与“公仆”，“奴隶”与“奴才”，“乱”与“叛”，“流氓”与“战士”，“自由主义”与“好政府主义”，“权威主义”，“宪政主义”与“动物主义”等一些语词，到底是什么含义还未及弄清楚，虽然给中学生编了“公民教科书”，也怕难免“误导”。至此，忽然想起鲁迅写的一首打油诗《公民科歌》，说的是周实先生老乡的事，不觉哑然失笑。实在扯远了，就此打住。
即请
夏安
林贤治〖〗
５月２０日，深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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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1）
论鲁迅与狼族有关
如果说鲁迅是狼，或者说他的身上有狼性，都会教人觉得怪异的。然而，实际的情形确乎如此。他是好斗的，在一个为儒教所浸淫的几千年的“礼义之邦”里，便不能不成为异类。最早把鲁迅与狼族联系到一起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就是：“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据罗马神话，莱谟斯和罗谟鲁斯兄弟二人，出生之后被遗弃在荒郊，吃母狼的奶长大。后来，大哥罗谟鲁斯创造了罗马城，趁着大雷雨升为天神；而莱谟斯是藐视庄严的罗马城的，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乳母，所以终于回到故乡的荒野。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这里，惟有在这里，莱谟斯“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
鲁迅最大的幸运，是因为他过早地承担了不幸。在少年时候，由于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他沦为“乞食者”，为世人所遗弃。这段“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人生转折于鲁迅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由此，他获得了旷野，获得了野性，获得了永久的精神家园；由此，他怀疑一切，惟执著于生命中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真理；由此，他开始进入搏噬般的韧的战斗。
首先是旷野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即使他们为现代的知识和观念装备起来之后，仍然拖着祖先士阶级的尾巴。在传统士人中，是只有山林意识而没有旷野意识的。山林是宁静的，隐逸的，超社会的，其最后的道路是通往宫廷的。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旷野意识也不同于西方的广场意识。广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是人人得以表达个人意志的所在，是人们进行平等对话和自由交往的空间。在中国，从满清的君主专政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既没有公共空间也没有私人空间，只有一间充满呛人的血腥气味的黑暗的“铁屋子”。可以说，“旷野”是鲁迅所发现的，或者说是他所开拓的。他必须在禁锢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空间。还在本世纪初，他便呼吁建立“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国”，那是一片“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事实上如何呢？他发现，“中国人当是食人民族”，而且这种关系甚大的发现，竟知者寥寥。著名的《狂人日记》，就是对中国吃人社会的深刻描绘。其中，吃与被吃，都是在一个大家互相联络的“罗网”中进行。这样的“罗网”无边地扩展，于是，我们从《阿Q正传》的末尾看到了“连成一气”的“眼睛们”；从《示众》中看到了无数看客的蠢动的头脸；从《复仇》中看到广漠的旷野，从四面奔来的赏鉴杀戮的路人，围绕着十字架的可悲悯可咒诅的敌意；从《颓败线的颤动》中，一再看到无边的荒野，还有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直到临终前，鲁迅在一次大病初愈后写成《“这也是生活”……》，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十分感人的。忘却一己的病弱之躯，依然怀想着“无穷”与“无数”——正是狼式的广大，一种犷悍中的温柔。
鲁迅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大体倾注于底层，也称“地底下”。这个半人半狼式人物，充满无限的同情，抚慰般描述众多的幼小者，弱势者，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但是，如果仅仅止于现实的复制，他与一般的现实主义者将没有什么区别。其实，现代主义作家也多是仰赖现存世界的。就说卡夫卡，当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时候，眼前的现实是不可抗的。如果说现实是可怕的，难以改变的，那么，这与现实的是合理的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两样呢？一个胆怯的小公务员作家与一个傲慢的宫廷哲学家，竟然走到一起来了。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幸”和“不争”是现实，然而鲁迅悲悯而且愤怒了。只要面对现实，他就露出了狼的本相。他不但要暴露现实，而且要改造这现实，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战取光明”。“战”是“韧战”，一面搏击巨兽，一面自啮其身，如此构成了鲁迅的狼化过程。他瞻望未来，却不曾耽于未来。做梦是好的，梦梦则是空想主义者了。当然，空想主义者不见得比现实主义者渺小，空想毕竟多少带有否定现实的性质。但当空想主义者一旦找到实践的道路，便成了我们所惯称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主义者的头顶，是始终有着希望之光的照耀的。然而鲁迅是绝望的，他把所有通往希望的出口都堵死了，而在黑暗中作着绝望的反抗。因此，比起别的战士来，他总是显得更为勇猛而悲壮。
小说《长明灯》描写一个疯子，眼睛“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始终不屈服地坚持着高叫：“我放火！”有趣的是，鲁迅是曾经以“放火者”自居的。那疯子，“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而这，不正是一幅狼的肖像吗？
鲁迅要喊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要教会人们反抗奴隶的命运，必然为权力者所不容，首先则为权门所豢养，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庇护和纵容的知识者群所不容。其实，这也是一群狼，是专门捕食弱小者的；所以，瞿秋白称鲁迅是宗法社会和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总之，他是叛逆的狼，是孤狼。包围他的知识者群在主子面前是驯良的走狗，是叭儿，但是对付知识界的异类则是异常凶险，虽然样子可以装得十分庄严，公正，平和，“费厄泼赖”。在鲁迅的反抗文本中，除了权势者的无知与专横以外，我们还看到，适合于“特别国情”的“特殊知识阶级”，“假知识阶级”，是如何袒护枪杀群众和学生的政府，如何维护太平秩序，如何制造偶像，如何散布流言，如何“吃教”，如何撒娇讨好，如何禁锢书报，如何以“实际解决”相威吓，如何讴歌“东方文明”，醉心于“骸骨的迷恋”，等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鲁迅目睹了知识界的升降浮沉，体验了对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期待的幻灭，于是，不得不坚决地反戈相向；不管论敌——躲在权力背后的各式“学者”，“文人”，“文痞”，“文探”——如何谣诼诅咒，他也一个都不宽恕。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还不能带住》，明显地咬住不放。这是典型的狼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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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2）
鲁迅告诉萧军和萧红，要保留身上的“野气”。这个老奴隶，总是向青年奴隶灌输狼性，兽性，野性，而非家畜性，奴性。在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对奴性——奴才性和奴隶性——施行如此猛烈的攻击的了。奴性是中国统治者几千年来文治武功的积累，是所谓“国民性”的致命的根本，正是它倒过来加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因此，他这个“轨道破坏者”才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去毁坏它。他曾经说过，在他的思想里面，有着两种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互相消长。这种个人性，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狼性，也即斗争性，复仇性。在斗争中，无须遵从别的什么命令，圣旨或指挥刀，完全的“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为什么不说“爱”呢？为什么不说“和平”呢？在虎狼成群的时代，爱与和平，往往成为奢侈品和麻醉品，成为卑怯的托词。他认为，对手如羊时当然可以如羊，但是，如果对手如凶兽时就必须如凶兽。让别的知识者去做他们愿意做的山羊或者胡羊去吧，他则必须做狼！
像这样一匹单身鏖战的孤狼，怎么能不受伤呢？但见他流亡，生病，果然提前死亡！青年时在异域，他长嗥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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