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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甲申年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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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韬光养晦语出《唐书•;宣宗纪》: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韬,隐藏,韬光,即把才华掩藏起来;晦,含蓄,养晦,既隐居待时。韬晦;收敛锋芒、踪迹,隐匿光彩、才华。    
    第二例,是江泽民于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作演讲,引用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 (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教育上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打破贵族垄断知识之局面,首开私人讲学风气的先河。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历代帝王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和睦; “同”,苟同。和睦相处,但不苟同,尊重差异,崇尚和谐。    
    第三例,是李瑞环2002年5月28日在英国演讲时,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和为贵”、“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以及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结论是一个“和”字“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实生物语出《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指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意为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    
    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民族,进一步亲近了中国,所以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除此之外,我还常常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有些人在外事活动的特定语境中,说套话、空话、大话均不得体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的名句、格言来应对、交流,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事例都说明,传统文化的确能够古为今用。    
    现在古为今用这个问题,还出现了新情况。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逐渐流行一种“接受理论”,它与信息论、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等都有联系,甚至关联着心理学、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从而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接受理论”相当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信息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信息源(原发部位),而是很可能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    
    比如拿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典籍来说,古籍的文本就是信息源(原发部位),但一百个人来读这个文本却可能有一百种理解,在多种不同的“语境”(包括不同的时间或空间)中来接受文本的信息,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从而起到种种不同的作用。    
    我对这种理论有较大的认同感。试想一部《诗经》,光是古代注释就有3000多种,《楚辞》的注本也有近300种。所有重要的典籍几乎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注释,并且新的注释还在不断地出现。注释者就是接受者,不同的注释就是对文本的不同诠释,可见“接受理论”是有事实根据的。尤其是假如不从纯学术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作用的角度来看,接受的效果是更值得重视的。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中的诗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3)

    《楚辞》:由西汉刘向编定,为辞赋的一类。起源于战国时楚国,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有别于《诗经》的创作形式,经屈原之手而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流行的诗歌体裁。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后世多以《离骚》为楷模,故名骚体。    
    通过实例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这个“礼”的确是指“周礼”,也就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政治表现和礼仪表现。所以,“克己复礼”可谓糟粕中的糟粕。但是时至今日,恢复周礼已全然不可能,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也不会去想要恢复奴隶制社会。在漫长岁月的冲洗之下,“礼”这个符号的“所指”已经大大抽象化了,它不再代表“周礼”,而是泛指礼仪、仪式,而任何的礼仪、仪式都是反映社会秩序的。所以“礼”已经是一般的社会秩序的代称或标志,而不再专指“周礼”了。    
    既然如此,我认为“克己复礼”应该可以古为今用。这就是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求安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欲望与行为都应有所克制,而不能为所欲为。现在社会中的有些人就太任性,想怎样就怎样,比如在媒体的法制报道中,常常可见有人为了一点小事、一点小利就伤人、杀人。所以如果说“复礼”可能引起误解,那么至少“克己”二字仍应该得到重视。 “克己复礼”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过去的评估只讲文本是优是劣,却不管在接受中产生什么效果。现在讲古为今用,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与“克己复礼”模式相链接的还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现在“和为贵”三个字还从原文中剥离出来单独流传,还有“礼义廉耻(秩序、公理、廉政、知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些“礼”字,本来也指周礼,现在经过抽象,也是指社会秩序而言,都已成了思维模式,适用于各个时代。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文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    
    《管子》: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春秋著名的政治家。《管子》一书,由西汉人刘向所编,现在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还有些方法论方面的思维模式,其可模拟性就更大了。    
    例如《孙子兵法》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这原本是用于打仗的,但现在全世界都把它用于“商战”了。明代人吕坤还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呻吟语•;补遗》)。还有像“敬业乐群”(《礼记•;学记》)。这样的模式,张力很大,大可以古为今用。因为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敬业乐群”,越是竞争激烈,就越要“敬业乐群”,否则就只能下岗失业。    
    吕坤(15361618),字叔简,自号抱独居士,商丘宁陵县人。是一位方正质朴、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一生著作颇丰,除《呻吟语》外,还有《去伪斋文集》等。    
    《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    
    在市场经济中,“以义为利”(《礼记•;大学》)这个模式也是必然会弘扬的。“义”者,理也;就是正理、公理的意思;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理。现在的理,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理。市场经济越发展,赚钱就越是需要合理合法。十多年前我就写过关于“以义为利”的文章,什么反应也没有。但现在却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就是“以义为利”的意思。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义、理、道都有相同的含义。这一显著的迹象,说明“以义为利”的模式是必然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古为今用的。    
    “接受理论”、“诠释学”和“思维模式论”的运用,毫无疑问可以扩大古为今用的用途和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借口“接受理论”而大搞主观主义的诠释,就是根本不顾文本的规定,一切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与歪曲理解为准,不惜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目前流行的很多对真实历史和文化名著的“戏说”之作,就属于这一类。一些貌似学术创新而实则完全瞎说的著作,也属于这一类。那么,区分正常的“接受”、“诠释”与那些胡说、瞎说,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两条标准,或者叫“两条底线”,是不可动摇的:第一,你那种“诠释”是弘扬了传统文化还是糟蹋了传统文化?第二,你那种“古为今用”能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还是将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当然,这两条标准结合实际在现实中使用,仍会碰到很多复杂的情况,并非轻而易举。但如果自觉坚守这两条标准,毕竟有助于提高识别能力,使“古为今用”用得健康,用得有效。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4)

    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必须作用于现实,并且有群众的参与,才会得到继承与弘扬。那么,传统文化中究竟有什么内容在现实中真正有用呢?换句话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的主要精华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在什么是主要内容这个问题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分歧很大。我个人认为,就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或者叫文化的思想核心)来说,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而且在文化的各种表现中最有普遍性的渗透。这四个思想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处理社会问题和人际事务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个人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具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因为它们可以概括人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人除了有一个基本的哲学信仰之外,就是要处理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如何对待自己。这四个思想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讲这四个思想中的一个,即阴阳五行思想。主要讲如何古为今用。    
    阴阳五行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哲理,它对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创造都有指导和渗透。作为哲理,它既是辩证法,也是唯物论;当然只是朴素的形态,但朴素的东西不见得没有光彩,没有深度;相反,它是很有光彩,很有深度,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深邃性与独创性。    
    但是,阴阳五行思想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遭遇却非常之不幸。由于阴阳五行思想具有预测功能(这种预测只是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而不是预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例如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这可以做到;但要预测每年、每月发生什么事,就不可能了),所以就被搞迷信活动的人歪曲利用。一切相面、算命、风水、占卜等迷信活动,全都用阴阳五行之说来作包装。于是现代人就认为阴阳五行思想具有神秘色彩,或者直接视之为封建迷信,这真是大错特错。我们今天就要还它以本来面目,并充分发挥其古为今用的功能。    
    阴阳五行本是两种思想。其中阴阳思想起源于古代中国南方的楚国地区,五行思想起源于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它们最早产生在什么时间?现在已不可考知,但它们在战国时代已经合流为一个哲学体系。    
    阴阳思想就是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我们现在却用“矛盾”这个词来表示这个核心。    
    那么,对表示对立统一的内涵来说,“阴阳”与“矛盾”这两个词究竟哪个更准确呢?我认为“阴阳”一词比较准确。    
    理由有四,如下:       
    一、矛与盾虽然是对立物,但必须接触了才会相互发生作用。假如你把一根长矛放在亚洲,把一个盾牌放在非洲,它们就永远不会发生斗争作用。阴阳的情况却全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有阳必有阴,有阴必有阳,始终是对立统一、相互作用。    
    二、矛与盾虽是对立统一,但矛中不会含有盾,盾中不会含有矛,它们纯粹是两个东西。阴阳的情况就大不相同,阳中始终含有阴,阴中始终含着阳。    
    三、矛与盾不会相互转化,矛永远变不成盾,盾也永远变不成矛。而阴阳的运行则始终是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阳转化为阴,阴转化为阳。    
    四、矛与盾的相互关系只有一个,就是交战与斗争。阴阳的关系却被前人概括为四种:即阴阳争,阴阳磨,阴阳和,阴阳合。“争”与“磨”也就是斗争的意思;但“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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